人即改革者

“人即改革者”，这是爱默生在1841年对波士顿一群机械师学徒的演讲题目。这位被林肯尊为美国孔子的圣人，在这篇质朴的演讲中断言：“人到底为何而生?只是为了做一个改革者，做一个重新改造前人产品的创新者、一个谎言的否定者、一个真理与美的恢复者。”在他看来，人存在的意义就是为了克服那些阻止让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的一切障碍，用自己的智慧和力量将自己解救出来，使“人”而不是别的什么目的获得胜利。这个高远目标使他最终把希望寄托在穷人身上：“历史的全部利益都系在穷人的命运上。”典型的美国式乐观也使他相信，改革最根本的依据、最有力量的动因就是一种信念，它相信人身上有一种无限的价值会应命运的召唤而现身。

虽然在演讲一开始的时候，他就聪明地预先反驳了人们对他最有威胁的指责――太过理想主义了。但是，如果从历史经验来看，或许还是会让人觉得有些沮丧；因为在很多地方对改革最有力的辩护是利益驱动。人们也很容易就能猜到，那些自诩饱经沧桑、成熟练达的成功人士们会鄙视这位“美国圣人”的幼稚和浪漫主义；那些深刻的“保守主义者”、那些深深怀疑人是否有能力战胜“机遇和强力”摆布的教条信仰者，他们的诘难和纠缠也是完全可以预料的。

让我先放一放这些深深地折磨着我们理论界的纠葛，来观察一下历史上和现实中，作为一项政治活动而不是作为一种人生哲学的改革吧。在现代的历史学家看来，人们革新政治事务的方式有三种途径：改良、改革和革命。改革因其力量来源的不同，又可以分为两种：精英自觉主导或者精英在民众的压力下改进。事实上，晚近以来的历史，就表面看来，改革通常是由精英发动和坚决推行的，比如英国的贵族、日本的武士、中国的士绅。

而在后一种改革中，比如拉美的一些国家，民众的压力通过希望、抱怨，有时甚至是自发的冒险行动来促使精英作出回应。在这种改革中，民众成为事实上的引导者。不过，他们并没有完整的计划，也不打算承担改革所有的后果；他们只是模模糊糊地顺从自己的正义观念和利益要求的驱使。而精英们经常会因为那种隐隐地被强迫的感觉而迟疑、摇摆甚至恐惧；他们感觉到的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无法捉摸也不能完全掌控的力量。但它的存在又是不容置疑的，它强大而持久地涌动如同大海中的波浪。在这种力量面前，精英们或许也只能用自我分裂和内部斗争的方式克服自己的动摇和恐惧。

作为引导力量的民众的希望，虽然看上去渺茫无踪，而且在强大的权势和利益阶层面前，它的能量弱小得可怜。但是，仅仅只因为它是引导者，它便拥有了足够的正当性来为未来指引方向。任何对它的违逆都是罪恶的，因而也就不可能是长久的。随着时间的持续，希望在不断高涨，希望的力量也越来越强大。对它的打击抵制，丝毫也不能减弱它的势头，反倒让它越来越桀骜不驯。真正令人担忧的是，在不断的失望和挫败面前，民众会越来越不耐烦做“一个重新改造前人产品的创新者、一个谎言的否定者、一个真理与美的恢复者”，他们只求满足自己的希望。到这个时候，改革的引导者便消失了，也就没有什么改革可谈，剩下的只能是“虚无党”的把戏了。追究起来，或许对改革的利益驱动式的辩护，就是改革行之不远的真正原因。因为只有利益分配的改苹太过肤浅短视，根本就称不上是真正的改革；它并没有领会改革的目标其实就是让人成为“人”。

虽然作为改革的引导力量，民众的希望或许不是那么牢靠，也不是那么称职；因为它缺乏那种改革者必须的品质：克制、沉稳、坚定不移。但是，即便我们没有勇气像爱默生那样把改革的动因寄托于人的天性中那种自我解放、自我完善的信念，我们也完全有理由相信民众是改革者真正的、不折不扣的力量来源。

不用举更多、更现实的例子，只要回顾一下身处英国改革年代的、“保守”的老柏克的教诲就足够了。他曾经怒斥那些试图通过向君王邀宠而获取权势的幸臣，鄙视他们“像土耳其苏丹的近卫兵一样，他们因做奴才而获得了某种自由。只要忠于他们体制的大原则，他们就可以为所欲为”。他把面孔转向贵族们，向他们发出了激昂而迫切的呼吁：“因此，贵族为自己所争取的自由，亦当授予他们的佃户……英国的贵族，不是以既损害王权、亦损害平民的小君侯自命的。他们只能在联合中行动；为了这一共同的事业，他必须关心公益，并以做事的公平谋求民望。对自由权的增长来说，这真可谓幸事。”

最后，对于那些鄙视希望和信仰力量的人，不管他们是否喜欢，或许我们还是有必要用爱默生的话提醒他们：“现在，如果我同一个真诚的聪明人谈话，或某个朋友，或某个诗人，或某个思想活跃、尚未受到社会习俗约束的有良心的年轻人谈话，我会立刻看出现在这一代没有信仰的人是多么可怜，而他们的制度又是多么脆弱，犹如用纸牌搭起的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