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余管理相关问题研究综述

摘要：盈余管理是会计研究的重要容，目前盈余管理研究主要集中在对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大多采用实证方法对盈余管理进行计量、产生的原因和动机以及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对盈余管理的定义学术界并未统一认识，这在一定程度上给盈余管理的研究造成了混乱。本文从以上几个方面对盈余管理的研究状况进行综述。

关键词：盈余管理审计费用应计利润审计变更

宁亚平(2004)归纳了四种有关盈余管理的定义：第一种定义从管理层对盈余管理的目的或动机出发，认为盈余管理是管理层为了给企业或自己谋取私利而实施的一种欺诈行为；第二种定义从报表上盈余信息的质量出发，认为盈余管理是使有关盈余的报告反映管理层期望的盈余水平而非企业真实业绩的表现，所有盈余管理活动都是欺诈行为；第三种定义方式是从管理层是否用个人的判断和观点介入财务报表的制作出发，认为盈余管理是管理层在有限度或无约束地使用个人的一些判断和观点，对会计数据进行策略性的调整；第四种定义是从报表的制定是否遵守会计准则出发。这一定义解决了以往盈余管理定义的模糊性、片面性，这种定义上的澄清将对以后的盈余管理研究和会计信息的监管产生深远的影响。

一、盈余管理动机研究

国外将盈余管理的动机分为三类：资本市场动机、契约动机和监管动机。Perry等的研究表明，管理当局下市收购前，有强烈的动机以最低的价格从市场回购股票，试图通过操纵应计项目来调低利润金额。管理当局也有高估盈余的行为，如在股票初始发行、配股增发和股票融资收购之前，公司会报告正的非预期应计利润{沈玉清、曾勇，2005)。国内也有大量文献涉及到盈余管理动机的研究，如陆建桥(1999)对在上海交易所上市的22家亏损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进行研究，结果表明，亏损上市公司为了避免连续三年亏损而受到证券监管部门的管制和处罚，在亏损及前后年份普遍存在调减或调增收益的盈余管理行为。蒋义宏和魏刚发现上市公司存在为了达到配股资格线而进行的盈余管理，即“10％现象”。另外，也有学者对管理层收购(Managementbuyout,简称MBO)中高层管理者的盈余管理进行了研究。何问陶、倪金宏(2005)通过对截止至2003年底公认实施了MBO而又可获取资料的15家上市公司进行研究，实证分析结果未发现有证据支持管理高层在MBO前一年采取减少报告盈余的行为。

本文认为，管理层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无外乎是各种各样的利益驱动，或回购股票、或达到配股资格、或避免账面发生亏损而影响到自身的利益。监管者在制定有关的政策时，不应用单一指标来衡量一个企业的好坏，如配股线的制定，不能以单个财务指标作为标准，而应综合考虑企业的经济实力和发展水平，用一系列或者一些综合的指标来衡量，纯粹的利润导向将导致企业管理当局在经营管理方面的短期化和对盈余的人为操纵。

二、盈余管理手段研究

具体可以利用那些应计项目、会计方法进行盈余管理，普遍认为银行和保险业的贷款损失准备和风险财产投保人索赔准备是进行盈余管理的具体应计项目，这方面已有大量的研究成果。宁亚平(2004)认为，盈余管理包括实际盈余管理和会计盈余管理，两者均无损公司价值，前者通过无损害公司价值的实际经营活动和交易来操纵盈余，如增加能盈利的新生产线；后者在会计准则和公司法的允许范围内灵活运用会计选择已达到影响盈余的目的或效果的行为和现象。按照这一观点，一切有利于当期盈余增加的不违规的行为均属于盈余管理，包括企业各种促销、或者提高生产能力的手段，这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盈余管理的范围，对盈余管理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野。也有学者认为，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是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根本手段(韩道琴、卢相君、沈向国，2006)。这种观点认为，目前“八项减值准备”是进行盈余管理的惯用手段，但财政部2006年制定的新的会计准则中规定资产的减值准备将不止八项，而且资产的减值准备不准予转回，这是否能杜绝或者对管理者利用减值准备进行盈余管理起到遏制作用，还有待观察新会计准则在2007年实施后的实际效果。新准则中包含了更多需要会计人员进行专业判断的内容，与会计制度相比，其可操作性更弱。管理人员会不会利用会计方法和会计政策的选择来进行盈余管理，以达到各种各样利益目的，这也将是新准则实施后会计盈余管理研究领域一个重要的方面。

三、盈余管理制约因素的研究

(一)审计因素 审计对盈余管理的影响国外主要通过审计独立性，以及审计质量影响因素与盈余管理的关系进行研究，主要体现在非审计服务、审计任期和审计收费等影响审计独立性因素的实证分析。在非审计服务方面，Palmrose(1986)的研究认为，审计师对同一客户的非审计服务会损害审计独立，容允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Aurundnda(1999)则认为，向客户提供非审计服务能增加审计公司的信誉资本，为了避免由于客户盈余管理行为所导致的信誉损失，审计公司将提高独立性使盈余管理现象减少。

在审计任期方面，国外对审计任期对盈余管理的影响并无统一结论。国内刘俊(2005)认为，会计师事务所强制轮换能增强审计独立性，但无统计证据支持。蔡春等(2005)通过对2002年沪市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研究，发现非双重审计公司的可操纵应计利润显著高于双重审计公司的可操纵应计利润，“非前十大”会计师事务所所审计的公司可操纵应计利润，显著高于“前十大”会计师事务所所审计公司的可操纵应计利润。徐浩萍(2004)发现我国的注册会计师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鉴别会计盈余管理的程度，这种鉴别的能力与盈余管理的手段有关。相对于操控经营性应计利润而言，注册会计师在对操控非经营性应计利润为手段的盈余管理行为的审计中表现了较高的审计质量。另外，审计质量还与盈余管理的方向有关，虽然注册会计师对以增加利润为目的的正向盈余管理行为更加敏感，但是与对负向盈余管理行为的审计相比，并没有体现出更高的审计质量。在审计收费方面，Franlkel(2002)探讨了非审计服务收费和盈余管理的关系，以及市场对审计收费披露的反映研究发现非审计收费与预期盈余、操纵性应计有正向的联系，在非审计费用公布日，股票价值与非审计费用负相关。国内上市公司自2001年开始需要在年报中披露支付给会计师事务所的报酬，在此之后出现了审计收费相关问题的研究。伍丽娜(2003)选取了2001年的282家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发现公司的净资产收益率(ROE)处于“保牌”区间，是年度财务审计费用的显著影响因素。宋衍蘅、殷德全(2005)认为发生审计变更后，继任注册会计师对不同类型公司的审计收费确定标准是不一样的，对于盈余管理动机强烈的公司，继任注册会计师倾向于用公司的盈余管理幅度来衡量审计风险，并为此要求了较高的回报；对于财务状况恶化的公司，继任注册会计师会根据公司的财务状况和支付能力，降低审计收费。

(二)公司的治理环境公司治理环境包括外部的法律、制度环境，也包括公司内部治理，国外既有客观环境方面的研究又有微

观层面的研究。La porta(1998)指出，由于保护投资者的法律在国家间有显著不同，因此各国的盈余管理行为有所差异；Ball等(2000)的研究认为，普通法国家的会计收益表现出更强的及时，会计信息质量较高，盈余管理行为较少，而成文法国家相对而言，公司减少会计收益波动的动机更盛行，会计信息质量较差。微观方面主要从股权结构，董事会特征和审计委员会特征方面分析。Demsetz(1985)等发现股权集中度与盈余管理风险正相关；Wartirld等(1995)认为，管理人员参股比例增加可以降低成本，从而减少经理人员操纵盈利的可能性。Beasley(1996)发现。未发生财务报告舞弊的公司比发生舞弊的公司有更大比例的外部董事。国内，陈汉文(1999)是国内最早研究公司治理与会计信息质量关系的。黄谦(2006)以2002～2003年中沪市A股为研究样本，发现大股东持股比例与盈余管理关系成正相关，由于我国经理人持股比例偏低，经理人持股与盈余管理没有显著关系，经理人持股比例不是造成盈余管理的动机。孟焰、张秀梅(2006)对2001～2002年147家国关联交易获得非标准审计意见的上市公司作为样本进行研究，发现关联交易盈余管理的主要目的和结果是关联方从上市公司转移利益，股权集中度与关联方利益转移的关系较为复杂，资产规模越大，关联方利益转移的程度越高。

综上所述，国内对审计、公司治理与盈余管理相结合进行的研究相对较少，但已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注册会计师所出具的审计报告是上市公司信息质量好坏的标签，在资本市场的广大投资者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审计报告的质量进行投资决策，但目前注册会计师能否公正地揭示公司的盈余管理，或者多大程度上发现公司的盈余管理，以及影响注册会计师揭示盈余管理都有哪些因素，都将是研究的重点，如能解决好以上问题，将对注册会计师行业的监管产生重大作用。同时我国的公司治理与国外相比，有着特殊性和复杂性。在不同类型的公司中，其治理方面的问题各不相同。常见的有“内部人控制”、董事会运作不规范、监事会虚设等，针对这些问题。可以找出公司治理中影响盈余管理的关键因素，这不仅对防范盈余管理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也为国家监管部门规则的制定提供依据。

四、盈余管理计量方法研究

盈余管理实证研究的关键是如何计量盈余管理，综合国内外的相关研究可以发现，这些文献大体上采用了总体应计模型、特定应计模型和频率分布方法。国外最常用的盈余管理计量方法是应计利润分离法，根据应计利润的易操纵程度，可以将总应计利润区分为操纵性应计和非操纵性应计，并用操纵性应计利润来衡量盈余管理的程度。由于操纵性应计和非操纵性应计都是不可观测的，应计利润分离法要解决的是如何将操纵性应计利润从总应计利润中分离出来。在国外盈余管理实证研究中，常用的应计利润分离模型有标准Jones模型、修正Jones模型、Jones现金流量模型和AP模型(theAccountingProcessModel)。国内的盈余管理实证研究中，多数采用的是标准Jones模型和修正Jones模型。如陈汉文(2003)，蔡春(2005)直接使用修正的Jones模型；有些学者在修正的Jones模型的基础上进行拓展，如陆建桥(1999)在修正的Jones模型基础上，在自变量中增加了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变量；陈武朝(2004)则在自变量中增加了无形资产，徐浩萍(2004)沿用了修正Jones模型的思想，认为现金销售收入的变动、长期资产水平及其增量是影响非操纵性应计利润和经营性应计利润的重要因素，为控制行业因素，将这些变量的行业平均值也一并作为自变量。虽然Jones模型在国内得到了广泛应用，但是Jones模型在国内是否适用、效果怎样、如何改进等问题还悬而未决，其他几种应计利润法的分离模型又是否适用于国内证券市场以及哪种模型更优，目前尚没有研究。国内已有学者意识到这个问题，如沈玉清、曾勇(2005)认为，这是一个迫切需要研究的课题；夏立军也认为应该对各种盈余管理计量方法在国内的适应性以及应该注意的问题作进一步研究。国外已有学者作了盈余管理计量方法的适应性研究：Deehow,Sloan和Sweeney(1995)的研究表明，标准Jones模型、修正Jones模型和行业模型这三个时间序列模型，在区分操纵性应计利润时差异明显，但鉴别盈余管理的效率不高，而修正的Jones模型出现在第二类错误的概率最小；Guay，K.thari和Watts(1996)改进了评估盈余管理计量模型的方法，对标准Jones模型、修正的Jones模型、行业模型以及截面Jones模型进行了评估。作者根据股票价格与操纵性应计利润和非操纵性应计利润之间的关系假设做出预测，然后对这些模型估计出的操纵性应计利润和非操纵性应计利润与股票价格的关系进行了检验。Dechow,Sloan和Sweeney(1995)研究结果表明，这四个模型区分操纵性应计利润和非操纵性应计利润的能力是值得怀疑的。K.V.PeasnelL P.F.Pope和S，Young(2000)用截面回归的方法对标准Jones模型、修正的Jones模型、边际模型的适应性作了研究，结果表明，在随机抽取的样本中，这三个模型都能很好地区分操纵性应计利润，而当现金流量处于极端时，边际模型的识别能力优于其它两个模型，当通过对利润进行人为调节来检测这三个模型的识别能力时，发现三个模型都能很好地区分；而标准Jones模型和修正Jones模型对收入和坏账调节利润的识别能力更强，相应地边际模型对非坏账费用的利润调节的识别能力更强。西班牙学者Jose J.Alcarria，Jaime和BelenGiu De Albomoz Vogwer(2004)用西班牙市场的数据用截面回归的方法对盈余管理模型的适应性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标准的Jones模型、修正的Jones模型和the Kang and Sivaramakfishnan模型、边际模型和Jones现金流量模型以及AP模型在随机抽取的公司中都能很好地识别操控性应计利润，当通过对利润进行人为调节来检验这些模型的识别能力时，发现Jones现金流量模型和AP模型在三种利润调节的检验中识别能力最强。

综上所述，对盈余管理进行测量的各种模型都源于西方国家，在国内的研究中，或直接引用或进行拓展，修改后直接用于我国的资本市场的研究，使用前并未考虑这些模型是否适用于国内的上市公司。周铁(2006)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研究，认为在我国现行会计制度下，以营业利润与经营活动的现金净流量的差值计量来经营性应计利润会产生正向或负向的计量偏差；以净利润与经营活动的现金净流量的差值来计量总应计利润会产生负向的计量偏差。在以截面数据为基础的研究中，如果研究样本组与按样本组的所得税支出和投资、融资活动的财务费支出存在显著的差异，则上述计量偏差可能会导致研究者在研究实践中得出错误的结论。他的研究填补了这一领域的空白，也为这个问题的深入研究开创了先河。如何在国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考虑国情吸取精华为我所用，不仅是盈余管理计量方法这个领域的基本原则，也是我们研究其他一切领域中的基本原则。

作者简介：吴瑞勤(1981－)，女，湖南岳阳人，浙江万里学院商学院助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