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克诚,“千里眼”的近视与远见

“老黄！下次作战，你不许也跟着抡大刀。戴着那么大一对眼镜片子，一看就是个官，容易遭枪子儿。”

黄克诚可以饿肚子，可以赤脚板，但不可以离眼镜。那一副副失而复得、损而再补的近视镜，从一个侧面见证了他屡经凶险，九死一生，从一个北伐军少尉成长为人民军队高级指挥员的风雨历程。

没有眼镜便寸步难行。因此，只要攻克一座城镇，黄克诚就要到眼镜店配上两副眼镜，以备一旦眼镜被打坏，可随手掏出另一副戴上。眼镜对黄克诚来说，可是一件随时不可离身的宝物。然而，眼镜有时也会给他带来麻烦，甚至酿成杀身之祸。

曾关切地劝过他：“老黄！下次作战，你不许也跟着抡大刀。戴着那么大一对眼镜片子，一看就是个官，容易遭枪子儿。”

那是1930年5月的一天，和滕代远指挥红五军攻打湖南修水县城，时为该军第五纵队第队政委的黄克诚，身先士卒率队奋勇登上城头，舞起大刀与敌厮杀。战斗胜利后，军长说：“打一仗认识一个人。修水战斗使我们了解了黄克诚。”同时也对这位“眼镜”勇士的临战安危表达出由衷的关切。

第二次反“围剿”的一次战斗中，在刺眼的阳光下，他的那副眼镜片左一闪右一闪，致使建宁城头守敌由镜片的反光而发现我军指挥所。就在敌人枪响的一刹那，眼疾手快的彭遨师长用力向后一拽黄克诚，两人一块儿滚向旁边的一处掩体，侥幸躲开了那几梭子冰雹般的机枪扫射。两人爬起来后，彭遨拍去身上的尘土对黄克诚说道：“老黄呀，老黄！人家那几梭子子弹可是冲着你这副眼镜来的呀！”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红军被迫长征。红三军团担任全军右翼，所属红四师作为开路先锋行进在最前面。这样，黄克诚也就成了“先锋”师的政委了。1934年11月初，红军在突破第二道封锁线后，匆匆向宜章方向行进。此时，秋雨绵绵，道路泥泞，队伍中不时有人滑倒，泥浆满身。黄克诚不时停下来，招呼掉队的战士跟上。同样也是一身泥水的他不敢戴眼镜，生怕摔跤把眼镜弄坏。他把眼镜收好，让警卫员用小木棍拉着他走。这时，红十一团政委王平看到师政委这副样子便有意逗他。两人一起走时，王平装出要跨过沟的样子，跳一下，黄克诚也跟着跳一下，连跳了几次，他才发现原来王平是在与他开玩笑。

1935年1月下旬，即遵义会议不久，中央红军在土城与前来“围剿”的川军遭遇。红四师奉命开赴土城以东的青杠坡迎敌。由于师长张宗逊负伤，也已气力难支的黄克诚只能咬紧牙关躺在担架上指挥战斗。由于连日的行军打仗，红四师官兵个个疲惫不堪。见此情景，亲临一线的总司令不免恼火，冲着躺在担架上的黄克诚发了火。黄克诚理解总司令的焦急，他未做辩解，挣扎着从担架上爬起，戴上眼镜步履蹒跚地向前走去……

长征初期，一向勤于思考又坦诚敢言的黄克诚，因为自己所提出的关于“指挥作战应注意掌握时机，进行通盘考虑，尽快打开新局面”的建议而引起上级领导的误解。上级认为他一向“右倾”，已不适合担任领导职务，于是将其调任军团司令部侦察科长。一个高度近视的人搞侦察，不但时而闹出笑话，而且还常遇险情。一次抵近侦察，他竟然因误闯敌机枪阵地而险些丧命。不久，他被免去侦察科长一职，到军团教导营担任政委。

1935年9月，即俄界会议后，上级原本有意派黄克诚任陕甘支队第二纵队政治部组织部长，后因他反对对一些因粮食一时奇缺而发过牢骚的干部战士视为“丧失革命信心”施以处决的过火做法，而被派到第二纵队政治部军事裁判所任所长。北上途中，高度近视的他因为所骑骡子的背上染有溃疡，不得不拖着虚弱的身体随战士步行。这时，已改任第十一大队政委的王平，不忍心看着老首长因视力与体力不济忍受煎熬，便将自己的战马让给黄克诚。但两天后，黄克诚又将那背负他即将到达胜利彼岸的坐骑还给了王平。他强打精神地说：“如果我实在走不动了，我就躺在路边，让人把我捡上就行。”

可以说，从井冈山到遵义，再到懋功，最后到吴起，眼弱而志高的黄克诚，在那血路征尘中留下了不屈的坚毅和昂扬。

“临事而惧，好谋而成”的他，在不同的革命历史时期，总是胸装大局，深谋远虑

“临事而惧，好谋而成”。在中共七大会议上作关于《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的选举方针》的报告时，曾就如何赏才识人而引用过孔夫子的这句名言。按解释：这里的“临事而惧”的“惧”字，不是指害怕，而是指敬谨。何为“敬谨”？就是只有心存敬畏，方能慎重考量、周全谋虑，由此才不至于出现大的失误或纰漏，才可能做出符合客观实际的准确判断和深远谋略。黄克诚虽高度近视，并因此在枪林弹雨中大吃苦头，但作为高级指挥员以至后来成为党和军队的领导者之一，却不失为“临事而惧，好谋而成”的军事家、政治家。在不同的革命历史时期，他总是胸装大局，深谋远虑。

作为高级指挥员和军事家，在谋战风格上，他思虑缜密，以沉稳著称。除非部队命悬一线不得已必须杀一条出血路外，他都能根据敌我态势而冷静思考，慎重周详地考虑作战方案。历史上他8次对上级决策投反对票，5次反对打无把握之仗。曾被错误地冠以“老右倾”和“一贯右倾”的他，第一顶“右倾”帽子便是在大革命失败返回家乡组织农民暴动时期被戴上的。当时，针对湘南特委提出的“杀！杀！杀！杀尽豪绅反革命；烧！烧！烧！烧尽他们的巢穴”的口号，他力劝暴动农民：“要知道我们举行暴动的时机还不成熟，缺乏群众基础是要吃大亏的。还有，我们需要准备大量自制弹药，等组建起工农武装队伍后暴动也不迟。”井冈山斗争中，他两次反对攻打中心城市的“立三路线”；两次因攻坚不克而力主撤围。红军长征攻占遵义后，他找来一大堆报纸，研究分析了半年来的形势，遂向上建议：“老根据地已被敌人摧残殆尽，主力红军又受到重大打击，剩下来的部队已经不多了。当前应保存实力，尽量避免与敌人打硬仗，为中国革命保存火种和骨干。”有些领导不但不接受他的意见，反而怀疑他对革命悲观失望，缺乏信心，因而让他随军反省。长征途中，尽管因正直敢言而一再被认为“右倾”连遭降职、撤职，但他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和私人恩怨，对革命事业充满必胜信心，对长征胜利满怀喜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