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京文院士之路

他，出生苦难之中，红色家庭、革命道路造就了改变其命运的百折不挠的奋进精神；

他，我国最早的管理智库大师，我国软科学研究的倡导者，科教兴国战略的咨政顾问，技术经济学重要的奠基人，他还是社会科学工作者唯一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的人；

他，曾经是一名留苏好学生，回国积极投入建设祖国的伟大事业，他为国家强盛而学，不断创新；言传身教、为人师表，他是中青年的好朋友、好导师，他成为那个时代人们心中的楷模，他就是中国工程院李京文院士。

李京文简历：1933年出生，广西陆川人。著名经济学家、研究员、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技术经济、工程管理、科技进步、生产率理论与方法及经济分析与预测等方面的研究工作。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科片领导小组组长、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所长。现为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学部主席团成员、北京工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

他曾留学前苏联，回国后先后在河北省计委、国家计委、北京经济学院、国家建委、建材部、国家建材总局等单位工作，历任工程师、处长、司长、总局长助理等职务。先后被人事部、原国家科委批准为部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他是俄罗斯科学院外籍院士、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俄罗斯人文科学院院士、世界生产率科学院院士和乌克兰管理科学院院士。2001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2002年当选中国工程院工程管理学部常委，2006年当选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他曾任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七届、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同时兼任国家软科学研究工作指导委员会委员、国家社科基金应用经济评审组副组长等职务。他还是北京市政府专家顾问组成员；北海、南宁、舟山、鄂州等城市政府顾问。中国人民大学、华中科技大学、武汉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央财经大学等校兼职（名誉、顾问）教授。

第一部分 创新时代红色教授

父亲李耿，14岁考入县城中学，17岁出任小学校长，20岁成为中共党员，一生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曾两次被逮捕入狱，受着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摧残，他意志坚强，宁死不屈，乐观豁达，一生历经磨难。母亲名叫曾仁杰，人如其名，女中豪杰，在家贤妻良母，在外投入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全国劳模，晚年还担任一厂之长。正是父母亲的言传身教为李京文播下了信仰的种子，坚毅的性格，让他一生从未动摇过对党和国家的忠心，对事业的追求。

李京文，1933年出生于广西陆川的一个革命知识分子家庭，父母亲看似平凡却又传奇波澜的人生经历对他一生的影响颇深。

父亲的革命传奇

他的父亲李耿，生前是广西师范大学中文系现当代文学教研室副教授。李耿出生于贫农家庭，幼年家境贫困，得祠堂补助6岁开始读私塾，聪颖勤奋，品学兼优，12岁便到离家30里的镇高级小学读书。小学没读完就邀同学一起去考县中学（初中），而考中学要考他们未曾学过的英语和数学，同学知难而退，李耿却坚持去参加考试。考试的国文作文题目是“叙说这次来考中学途中见闻”。他写得很长，下课铃响才赶紧收尾。第二天考数学，大部分不会做，卷子都没交就回家了。回到家里，李耿很沮丧，而其父很乐观，安慰说文章好就一定能考上。果不其然，当时的中学校长很重视国文，亲自阅看国文考卷，见李耿作文写得很好，虽然查到没有交英语和数学卷子，但也破格录取了。1926年，14岁的李耿考进了县中（陆川中学）。

中学期间，李耿经常读一些进步书刊，写一些思想进步的文章，学生会主席发现了他的思想倾向，找到并鼓励他，跟他讲国内外形势，让他读鲁迅小说、创造社的文章。不仅在思想上引导李耿进步，还带他参加了一些进步活动。这期间，李耿考上了上海艺术大学，但因没钱放弃了就读机会。李耿于1929年中学毕业。

当时他所在村的初级小学增办高小班（即改为完全小学），要物色个校长，族人公推李耿当了校长，那年他只有17岁。此后，又任教于几个小学。这段时期，他结识了中共地下党领导人陈岸，于1932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了一名地下党员。

1933年地下党组织派他和另一位同志打入《玉林日报》，任副刊《雷莺》正副主编，这期间李耿撰写了大量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诗文，抨击时弊，讴歌进步，宣传革命。

1934―1936年，李耿担任中共陆川县委宣传委员，除公开教书外，党内交给的一个重要任务是负责编《劳农报》，这是秘密发行的党刊，对当地的农民运动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1934―1935年期间，李耿投稿给邹韬奋创办的上海有名的抗日刊物《生活》周刊，稿投多了便与邹韬奋有了联系，但不能直接写信给他，要经别人转，地址是上海生活书店。除投稿外，他还介绍一些玉林、陆川农运和学运的情况，以及自己编《雷莺》的情况。后来，邹韬奋建议他到上海，可以边工作边改稿子。

当时广西地下党和党中央失去了联系，自1931年冬郁江特委被破坏后至1936年，广西地下党同上级党组织中断联系达5年之久。陈岸知道这个消息后，决定派李耿去上海利用《生活》刊物和邹韬奋的关系，设法找到党中央并取得了联系。后来才知道，陈岸曾先后5次派人寻找上级党组织，李耿参与了其中一次。

抗日战争开始后，李耿响应党的号召回到广西从事抗日爱国运动。在南宁高中任教时，不仅向学生们传授知识，还宣传党的抗日方针，领导学生进行爱国主义运动。

1943年，李耿被逮捕入狱，他在狱中坚贞不屈。当时临近春节，别人都写了悔过书放回家过年了，而他却坚决不写，于是被押解到当时的省会桂林，被押解的那天正好是家家团圆的除夕夜。狱中，李耿经受着精神肉体的双重摧残，终致神经错乱。幸得考入广西大学的南宁高中的学生和陆川的亲友为他办了取保就医，他才有幸回到南宁。

1949年，李耿再次被逮捕入狱，面对刑讯他从来没有过一丝动摇。

解放后，李耿长期执教于高校，著书立说，潜心研究鲁迅、郭沫若等人现当代文学作品，并有独到见解。他讲课充满激情，在传道授业解惑的同时还联系实际针砭时弊，深受学生们的欢迎。1952年，李耿到广西大学任副教授，时年40岁。

期间，李耿被历次运动牵连，虽经反复的审查、批斗，但他仍坚定地拥护中国共产党，为培养人才孜孜不倦地工作着。

1987年，75岁高龄的李耿以副教授的身份退休，自此，任职副教授已长达35年。李耿秉性善良，善待身边的人和事，生活节俭，从不追求物质享受，学习刻苦，他能成为大学教授多靠自己勤奋刻苦自学。据儿女回忆，小时候，他们都睡醒一觉了，还看到父亲在书房里读书、写文章。他斗志顽强，被捕后宁死不屈，生命力旺盛，乐观豁达，一生历经磨难，却活到90岁高龄。

母亲是全国劳动模范

李京文的母亲曾仁杰，生前是桂林市东风盲人工厂厂长。曾仁杰出生于广西博白县三滩乡墨菜水村的贫农家庭，10岁到李家做童养媳。

曾仁杰儿时母亲就去世了，10岁被送到李家做童养媳，与李耿共养育了8个儿女。她聪慧、能干、敏捷、勤劳。李耿一直外出求学、任教和干革命，曾仁杰在家里上侍公婆，下抚儿女，除包揽所有的家务外，还要充当男劳力耕种几亩租田。她不仅把家里家外都照顾得井井有条，还自己抽时间学文化，抱着孩子上夜校，慢慢地学会了看书、写字。

25岁的时候， 曾仁杰和孩子一起被李耿接到了身边，一家人终于团聚。跟随丈夫身边以后，她积极参加革命工作，担任家属委员会主任，后来又担任街道居委会主任，直到盲人福利厂厂长，从一个自发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的家属成长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基层组织的优秀干部。

全国解放后，曾仁杰以更大的热情投入到了社会主义的建设中。1956年，当选为劳动模范，光荣地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劳模大会，并受到了国家领导人接见，1957年，作为优秀居委会主任出席了全自治区的英模大会。60年代，她是全自治区学习思想先进代表。在“”中，曾因做过基层干部而被批斗，并因丈夫的牵连，被打成“叛徒”、“假党员”。但她始终相信党、相信群众，没有被这些莫须有的罪名吓倒，没有因为家庭在政治、经济上的逆境而沮丧，相反，一直支持子女积极参加革命活动，妥善照顾丈夫和子女，使全家身心健康地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春天。

曾仁杰晚年的10多年里，一直担任桂林市一个福利厂的厂长，厂里的职工多数是残疾人，她像慈母一样照料着职工，又像严父一样要求他们，使他们精神饱满地工作。她不仅抓管理、抓思想和业务教育，而且亲自参加劳动，和工人打成一片，一直到70高龄退休时，职工们还向上级请求让她延长工作。

1981年，曾仁杰终于退休可以安度晚年，却不幸被病魔夺去了生命，享年70岁。

在采访中，李京文院士这样评价自己的母亲：“他不仅是养育我们的亲娘，也是我们的第一位老师，思想上和行动上的楷模。”

李京文的苦难岁月

正是父母亲的言传身教，这个普通知识分子革命家庭中的8个子女全部大学毕业。并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和工作领域中都有所建树，其中成绩斐然的当属家中长子李京文了。

李京文出生于1933年，之所以取名“京文”，是因为他的祖母是北京人，起此名以示纪念。没想到的是，李京文最终定居北京且从文。小时候的李京文瘦弱，但很聪明，深受其祖父的宠爱和赞赏，祖父常说这孙儿将来会有出息。祖父的眼镜、衣服、鞋子找不到了，只要跟他一说，马上就能找到。虽然李京文聪慧过人，但却文文静静。在其姐姐的记忆中，他似乎从不会争吵打闹。

1936年，父亲李耿打入省中学生集训总队，任武鸣中共特支书记。发展吸收进步学生入党，有时候组织活动的地点就在他们家中。时间久了，学生们和李京文就熟识要好上了，遇到外出搞活动，他们就会带上李京文作掩护。而李京文跟着学生们学唱革命歌曲，听他们作报告、演讲，这对李京文的思想产生了很深的影响。

五六岁的时候，除了听学生们的报告演讲外，他还常跟着姐姐去武鸣唯一的一个书店看书，看很多进步的书。因为天生眼睛不好，看书的时候眼睛离书特别近，而由于当年的环境和条件也不懂得去医院检查治疗，不知道配眼镜，久而久之导致眼睛的状况越来越糟糕。当时大家都认为他是近视眼，后来在留苏之前的体检中，才查出来是高度远视，由于没配戴眼镜使得眼睛的度数越来越深。现在看书除了戴眼镜还要再加一个放大镜。

1940年，李京文跟随母亲离开家乡到父亲的工作地南宁。随后被安排在靠家较近的小学上学，过了两年，他嫌这个小学不好，就与邻居的小孩一起悄悄地转去了另一个有名校长的小学，这事连父母都感到很意外，感觉到这个孩子不简单。

受父亲和周围环境的影响，李京文在政治上显得早熟，解放前读中学时就和进步的同学组织社团，但学习并没有丝毫受到影响。

1949年，父亲李耿第二次被逮捕入狱，李京文每天要去监狱送两次饭。有一段时间，父亲在狱中病重，还进入监狱陪同照顾父亲。他一边照顾父亲一边坚持学习，按时完成学业。两个月后，父亲的身体基本好转，他才从监狱里出来。在狱中看到父亲经常被提去审问、拷打。李京文回忆说：“这段经历对我很有锻炼，使我认识了人生，更加深了我对共产党的感情。”

正是因为对共产党的这份感情，他总是积极响应并参与到党和号召的革命运动当中。1965年，李京文又一次响应党和的号召，带领一批老师和学生到成都搞“四清”，校党委的一名副书记和他任工作队的正副队长。快要结束当地的“四清”运动时，“”开始了，他们又奉命改为“”工作组，继续留在了当地。直到8月底才撤回。刚回到单位，一下车就被满院子的大字报包围了，各种“帽子”不断飞来。接着，李京文就被送进了“劳改队”，剃了“阴阳头”，随后就是一次次的批斗会，数不尽的交代，做不完的检讨。“”爆发后，李京文所从事的技术经济研究整个专业领域都受到批判，他个人成了“修正主义的黑苗子”，白专教授，并以“修正主义分子”、“黑党委的忠实爪牙”和“反动学术权威”等罪名被送进了劳改队，安排到学校打扫厕所、去工厂搬抬物料，进行劳动改造。1969年冬，因“一号命令”的实施李京文随学校下放到河南信阳五七干校。

李京文之所以被批判，除了因为参加“四清”工作队，还有两个原因。一是他在苏联留过学，造反派认为他受到了修正主义的影响，说他是修正主义的黑苗子，是“黑党委”培养的“黑接班人”；二是他有几篇文章在北京市委的《前线》杂志上发表过。有人就认为他跟“黑市委”有联系（当时的北京市委书记彭真被打成“黑帮”而《前线》杂志正是北京市委主办的）。事实是，他当时写的文章都是应国家计委的要求，写好后都是由国家计委的工作人员转给《前线》杂志社，李京文本人和杂志社并无直接的联系。

尽管在期间遭受了不公正的待遇，但在李京文从未动摇过对党和国家的忠心，对党的热爱依然执着。他动情地说：“自己不算大的成绩是党和人民培养的结果，没有国家的强盛和兴旺，没有国家派我到苏联学习，没有亲人、领导和同事的帮助支持，我肯定不会有今天的成就。可以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李京文的今天。”

第二部分 我国最早的智库大师

李京文是20世纪八十年代崛起的科学家，他的学术生涯与共和国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紧紧连系在一起，时代需要什么，他就研究什么；研究什么，他就成就什么。

为科教兴国战略提供理论支撑

20世纪70年代末，李京文建议要“改革固定资产投资体制”，提出要将可行性研究作为工程建设的前提，并对在我国实行可行性研究制度提出了具体的建议方案。他的许多建议都被原国家计划经济委员会采纳，对我国工程项目可行性研究制度的建立做出了重要贡献。

20世纪80年代，李京文提出“科技进步是富国之源”的理论，对我国确立科教兴国战略起到理论铺垫作用；领导课题组开创性地研究了我国综合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并同美国科学院院士、哈佛大学教授乔根森等合作，分析比较中、美、日生产率，撰写《生产率与中美日经济增长》一书在国内外引起很大反响，乔根森称之为“对增长经济学研究的重大贡献，是支撑和促进世界经济增长政策发展的重要依据”。并强调指出“李京文和他的研究所彻底改进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他们发展的方法将这一领域的研究带到了国际水平，也为中国经济转型提供了制定政策的科学依据”。

1986年，李京文作为专家组副组长随队参与了制定海南建省与建立省级经济特区经济发展战略的项目。通过对海南当时的市场经济发展状况以及经济承受能力的分析，李京文等在著名经济学家刘国光的指导下为海南设计了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政治体制方面提出了党政分开、政企分开和“小政府，大社会”的建议。1988年至1989年，他又应邀为深圳特区制定90年展战略，提出了比较具体的方案，并完成题为《深圳要在全国率先建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研究报告，为经济特区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李京文积极探索符合我国国情的发展战略，参与了由刘国光领导的“关于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的研究，之后又参与编辑出版了《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研究》一书，是我国经济学界的一项重要研究成果。期间，他被指定分工负责“中国自然资源开发和利用问题”的研究，包括中国自然资源的基本情况和特点，我国开发自然资源的成就与问题和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的战略方针以及主要措施四方面问题。后来的研究成果显示了李京文对中国经济问题的清楚认识和创新性看法，对我国经济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在“十二五”我国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李京文对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与加快发展现代的服务业提出了诸多建设性建议。

作为我国技术经济学奠基人之一，李京文为创建中国的新兴学科――技术经济学作出了重要贡献。其专著《技术经济理论与方法》是我国技术经济与管理最早的学术著作之一；曾领导所内外的学者在国内首次系统研究技术进步的规律及其与经济增长、产业结构、经济效益的相互作用，并提出测算我国技术进步及其影响的方法；他主持的课题《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成果被国家计委采纳为制定我国第一份产业政策的重要参考，获得1990年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为重大工程论证献计献策

李京文是率先对我国的跨世纪重大工程作技术经济论证的人。他主持的“三峡工程经济评价研究”获1992年国家科委科技进步一等奖。1986―1991年担任三峡论证综合经济评价专家组副组长，为该工程的科学决策做出了重要贡献。

“三峡工程论证可以说是开了个好头，后来我参与论证的南水北调和京沪高铁项目都是比照三峡的模式来进行论证的。”李京文回忆，在三峡工程论证之前，国内没有哪个工程项目建设经由全国人大、全国政协来讨论，其他国家也没有把一个工程项目拿到国家议会来决策的先例。

三峡工程论证专家组组建之初，为保证论证的民主性，避免论证结果受专家自身的部门、专业利益影响，要求参与论证的专家中来自水利水电部门或从事相关研究的人员比例少于专家总人数的一半。“由500多人组成的专家组里，48.5%的专家来自水利水电部门，其他领域的专家占51.5%。我所在的经济组里，非水利水电领域的专家占到70%以上。”李京文介绍说。

论证过程中，对于要不要建三峡工程、早建还是晚建，专家组的争论很激烈。同一个小组的专家们不断交流沟通，由不同小组专家参加的论证大会通常一到两个月开一次。讨论过程中专家们互相交流提醒，在论证有利影响的同时，尤其重视对三峡工程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的论证。

经过细致周密的调查研究，综合经济评价组最后给出的结论是：三峡工程有利有弊，但利大于弊；早建晚建都有道理，但早建比晚建有利。“当时我们预算整个工程建设需要资金1900亿元，后来结算时花了1850亿元，说明预算还是基本准确的。”

在对论证结果进行签字时，专家们的态度都是很审慎的。“签字是会永远保存的，论证结果要对历史负责，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大家对自己的名字也很珍视，不希望成为历史的罪人。”李京文说道。由54名专家组成的综合经济评价组，有3位持不同意见的专家没有在论证结果上签字。

1992―1994年任京沪高速铁路前期论证技术经济组组长，为超大型运输工程论证提供了范例，获1995年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和1997年国家科委科技进步一等奖。1993年起参加南水北调工程论证工作。为我国大型水利工程的生态环境评价提供了思路。1996年任该工程国务院审查委员会委员兼综合组召集人，起草了综合审查报告。 他领导课题组自1990年以来每年春秋两次预测分析我国经济发展趋势，在国内外影响很大，其成果《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经济蓝皮书）获1996年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20世纪80年代初期参加的《2000年中国》课题和《12部门技术政策》均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1994年受国家计委委托对2010年我国经济进行预测分析，成为制定“九五”和2010年规划的重要基础材料，其成果《走向21世纪的中国经济》获1996年“五个一工程奖”。他主持或参与制定了电力、建材、水利、铁道、物流、航天等部门发展规划和技术政策以及深圳、海南、湖北、中部五省、环渤海经济圈的建设发展战略，提出了一系列新观点。

李京文参加了对我国建设经济特区和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探索，参与了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成就与问题的总结，他还多次参加了深圳和海南两个建设经济特区的调研与规划工作。

为“十二五规划”出谋划策

《十二五规划》明确提出，“十二五”期间经济社会发展的任务是“稳增长、调结构，转方式，惠民生”，其中“调结构，转方式”是任务的核心，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指的是调整经济结构，包括拉动经济发展的诸要素的结构、社会人口结构、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以及收入分配结构等。在我国当前的经济社会发展中，这几类结构不够合理，有的问题还比较突出。

李京文指出，在全球产业结构由“制造经济”主导向“服务经济”主导转变的背景下，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是新时期我国实现经济快速平稳地增长、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方式转变等重大经济战略目标的关键一环，对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增强产业国际竞争力、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求等意义重大。因此，必须解决经济结构的不合理问题，争取到2020年，使服务业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的第一大产业。

随着新兴服务业和业态不断涌现，集群化发展的组织模式将日益强化，现代服务业与各行业融合互动发展成为趋势，现代服务业的国际化趋势成为必然。基于此，我国发改委、商务部、科技部、文化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以及中国人民银行都对现代服务业或其领域内的某一行业做出了相应的规划。

自欧美金融危机以来，世界主要发达国家为重塑国际竞争优势，不断加大对科技创新的投入，基于信息网络的现代服务业已成为国际经济新的增长点，并呈现出细分化、国际化、数字化的发展趋势。为此，李京文提出了我国现代服务业的管理与创新领域到2020年的发展目标与战略重点，以及重要研究方向和重大问题。

李京文现兼任全国博士后管委会经济组召集人、国家软科学研究工作指导委员会委员、国家社科基金应用经济评审组副组长、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总体战略专家顾问组成员；科技部高新技术开发区专家咨询组成员；北京市政府专家顾问团顾问；北海市、舟山市、鄂州市、龙海市政府顾问；首钢、大公公司顾问。

为互联网创新做贡献

虽然已年过八旬，李京文仍然对新事物新问题保持浓厚的兴趣。时下，如火如荼的“互联网+”，让他的研究激情再起。今年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加快研究制定“互联网+”行动计划，“互联网+”上升为国家战略，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李京文院士认为，互联网不是一个简单的工具，而是一种新形态。大力推广应用互联网，尤其是推动互联网与农业、制造业、文化、教育、医疗等传统产业的结合，可以大大提高生产力和生产效益，形成新业态，新模式。

他现在正在认真研究互联网+医疗、互联网+贸易，就在记者采访前，刚去广西参加了中国东盟博览会，其中有个中国东盟电商高峰论坛，他去做了主题报告。

对于当前的经济形势，很多人都心存担忧，而李京文认为不会有太大的问题。他说，自然规律就是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前一段我们的经济发展得太快、太好，就像一个运动员，你前半程跑得太快太猛，后半程肯定会劲头不足，要停下来歇一歇，然后再继续向前跑。

第三部分 追求卓越的中青年榜样

由政府机关的司局级干部和部长助理，到研究院所研究人员、大学教授，由“当官”到“搞学术”，这样的过程或许不被大多数人所理解，但李京文则认为，用毕生所学研究经济学和培养下一代、造福社会是一件神圣的事，李京文告勉青年人，追求的实现要靠勤奋和创新，即勤于学习、勤于实践、勇于创新。

1950年，李京文生了一场大病，错过了当年的高考。第二年参加高考，李京文被两个学校录取，一个是武汉大学经济系，一个是华南（广州）文艺学院创作系，他听从了父亲和姐姐的意见，为将来国家大规模经济建设需要服务，进入了武汉大学经济系，期间还下乡参加并担任组组长，他工作积极，成绩优异，第二年就入了党，被选送苏联留学。1952年10月，先到北京俄专留苏预备部学习俄文，在苏联老师的教导下，以每天突击记忆50个生词的“强攻”方式学习俄语，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初步掌握了俄语。

留苏好学生

出国前，有两件事令李京文终身难忘。一件是1953年7月上旬的一天，当时的刘少奇主席代表党中央和到学校看望留苏预备学生。向学生们讲解了国内外形势和任务，回忆了20年代他和老一辈革命家留学苏联时的生活和学习，对留学生提出殷切的期望和要求。另一件是1953年8月中旬的一天下午，第一次走进中南海怀仁堂，受到总理的亲切接见并为他们送行。听着总理的殷殷嘱托，谆谆教导，李京文流下了激动的泪水。他暗下决心，一定不能辜负党和国家的嘱托，一定要努力学习为国争光，等学成归来为祖国尽忠、为人民效力。

1953年8月，包括李京文在内的1000多名留苏学生从北京启程，经过7天6夜的行程，到达了前苏联的首都莫斯科。李京文被分配到莫斯科普列汉诺夫国民经济学院。两年后转到莫斯科国立经济学院。这两所大学离得很近，各有中国留学生党支部，后来两校的中国留学生党员合建一个党支部，李京文被选为支部副书记。

中国学生和苏联学生一起住宿，一起上课，没什么特殊照顾。李京文是所在系里的第一个中国学生。刚开始，最难的是过语言关。尽管在国内的时候认为俄语成绩已经很好，但一到实践中四处碰壁。第一学期有七门课，高等数学公式多还比较好办，政治经济学、联共（布）党史、专业基础课就困难了，没有教科书，全凭课堂笔记，但老师讲课如连珠炮，第一句还没反应过来，已经讲到第二、三句了，笔记本上总是每句话刚记上一两个单词就得记下一句了。生活中困难也不少，到食堂买饭说不出饭菜名称，也闹过点菜时要了三个汤或三个甜点的笑话。但最终，所有的困难都被一一克服了。

当年的苏联教育是典型的灌输式教育。李京文一周有28节课，课后还有大量作业，每天都被排得满满的。老师不停地讲，学生不停地记。中国留学生并没有得到“苏联老大哥”的特别关照，和苏联学生同堂上课。由于在卫国战争时期上前线，授课老师根本没有编写好的教材发给学生，考试用的就是教学笔记。这对于囫囵吞枣地学了点俄语皮毛的中国留学生来说，既听不懂课，更记不下来笔记。每次上课回宿舍，李京的第一件事就是跟同学对笔记。苏联同学看到中国学生这么能吃苦很感动，将自己的笔记借给他们，后来好心肠的苏联女学生干脆把笔记送给他们。

李京文回忆说，起初的学习很吃力，每晚都要搞到12点才能休息。第二天，大清早又要乘电车转地铁，赶到教室上课。等到升入高年级读研时，可以自己看大量的参考书了，每逢周末、节假日，李京文就跑到列宁图书馆去看书。列宁图书馆是俄罗斯最大的图书馆，在欧洲也是比较大的，藏书非常多。而作为研究生的李京文，一次只能借一两本书，并且手续麻烦。经常会想看的书被人借走了，或者还没有看完就要还回去，而搞研究的书又不可能只看一遍，需要放在手头，图书馆的书又不让你借走。但图书馆对读博士的学生却很优待，有专门的阅览室、专门的书架，每人还有一张桌子，桌子前面有一个柜子用来放书，可以放20本书。这样最大的好处是借出来的书不用马上还回去，也不用担心被别人借走而借不到。于是，李京文发挥“聪明才智”，借来中国博士学生的学生证，就像我们以前看外国人都是大鼻子蓝眼睛一样，外国人看中国人也都是黄皮肤黑头发，只要是戴眼镜同学的证件，长相大概差不多的，李京文就能蒙混过关。就在那段时期，李京文阅读了大量的学术著作，包括当时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书他都读了。他说，那段时期的阅读让他终身受益，当然冒名顶替的行为不太合适，但为了学习实在没有别的办法。

五年中，李京文全身心地投入到学习中，整天呆在教室、阅览室、图书馆，最后以全部课程和毕业论文全优（所有课程都是5分）的成绩毕业。当时全班只有2个全5分的，一个是苏联的班长还有一个就是李京文。在苏联期间除了学习就是学习，学校边上有个电影院，上了半年的课都没去过电影院。三年级时参加全苏大学生论文竞赛，获得二等奖，还获得了苏联教育部的奖状和200卢布奖金（相当于300美元）。因此，在苏联老师和同学中，他被称为“模范大学生”、“理想青年”，在中国同学中，也经常有人找他辅导，并连续几年选他担任学校中国学生会主席和党支部副书记。

李京文说，5年的时间并不算长，但5年的学习、5年的锤炼，对一个人一生的思想、行为都是极为重要的。他永远忠于爱护培养他的党和祖国，永远不忘苏联老师、同学的帮助与友谊。虽然现在已步入老年，但精神上要永葆青春，永远向前。

到经济管理第一线去

1958年，李京文以优异的成绩从苏联毕业回国后，原打算去中国人民大学当老师。但教育部不同意，决意分配他到国家计委工作，教育部的办事员还笑称他不懂轻重：“国家计委是最好的单位，你还想挑什么？”“我不是不喜欢计委，我是不愿走仕途。”李京文说。

在国家计委工作几个月后，时值“”，要求国家机关干部参加地方建设，李京文被安排到河北省计委，给河北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杨英杰（原国家计委副主任）当秘书。他每天的工作是浏览堆积如山的文件，在重要文件和段落上进行标注，再送省长审阅；接数不清的电话和来访，向领导汇报，再答复各种人。这段经历让李京文增长了见识，了解了国情，但对琐碎的机关工作，他始终喜欢不起来。

后来，杨英杰同意李京文到省计委综合处“锻炼”，在那里，他可以从事本专业的经济研究工作了。对此，李京文心存感激。他说：“和数字博弈，单纯愉快；在官场博弈，需具备特殊才能。”

1963年，由于他多次提出要求想搞科研教学工作，便被调到正在筹办的北京经济学院工作。直到1971年，他被调回国家建委建材总局，主管政策研究工作。一干就是十余年，从技术员、工程师、教研室主任、处长、司长、一直干到总局局长助理，这些岗位都是他喜欢和擅长的技术分析和经济核算专业。

出任研究所所长

“”结束后，国家拨乱反正，科研机构逐步恢复正常运转，中国社会科学院从中国科学院里分出来独立建院，并成立了数量经济和技术经济研究所。时任社科院副院长于光远的力邀李京文去数量经济所，但是国家建委不同意放人，各级领导分别找他谈话，说社科院就是花瓶，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讲都不如在国家建委有发展前途，当时的李京文已经是司局级干部了。同事们也不认为他要离开建材总局是正确的选择，都劝他留下。而李京文自己却执意要走，他说：“我对当官没兴趣，也没能力。我只想一心一意地搞科研、搞学术。”几经周折后再加之他本人的坚持，1985年，国家建委终于同意李京文正式调任中国社科院数量经济和技术经济研究所任首任所长，他的许多科研成果就是在那里完成的。

培养中青年人才

1998年卸任后，多所高校邀他加盟，其中不乏待遇优厚者，而他却出人意料地选择了“牌子”不算响、条件很一般的北工大经管学院，当时全院教师中仅有一位博士，但李京文觉得“只要肯干，在哪里都能做些事的”。

在工业大学期间，李京文始终未配备秘书，就由他指导的博士生们轮流值班，处理各种事务，他说这样可让学生有更多机会与他相处，了解他的工作，学习他如何待人接物，“身教重于言传”。这期间，他为经管院的发展做了许多工作，引进了海内外博士80人，充实了师资队伍；牵头申报成功了“管理科学与工程”、“应用经济学”两个博士点，并亲自指导，培养了博士60人；建立了全国管理科学与工程论坛和学会，被推选为理事长，同时还被华中科技大学管理学院、北京师范大学管理学院聘任为兼职教授，此外还为中央财大创办了政府管理学院，被任命为院长（名誉院长），并带了一批博士。

由政府机关的司局级干部，到研究院所研究人员、大学教授，由“当官”到“搞学术”，这样的过程或许不被大多数人所理解，但李京文则认为，用自己所学研究解决中国的经济问题和培养下一代，造福社会是一件神圣的事，虽然清苦，但是兴趣所在，也符合自己的个性。李京文属于内向型性格，喜欢静，不太愿意过多地去做社交活动，他觉得教学和做学术搞科研更能发挥自己的特长，因此，他执着于走向学术道路。

也正因如此，得以让李京文走向了事业的辉煌，为祖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做出了极为重要贡献。

作为北京工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前院长及现在的名誉院长，李京文院士高度关注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他表示，我国现在很重视高等教育，是因为高等教育培养出来的人马上就能用，但是对基础教育仍然重视不够，投入太少，尤其是农村及偏远地区。整个教育的布局要重新研究调整，不能总想着高精尖，我们的事业发展最重要的是缺乏人才，特别要加强小学和初中的教育，否则基础太差到了大学根本就没有办法去补救。像北工大经管学院大部分学生的数学成绩都很差，他们认为数学是理工科学生学的，和学经济学无关。李京文告诫说，数学学不好，你的经济学成绩也好不到哪里去。

人生感悟

李京文在接受采访的过程中向记者表示，在人生的成长过程中，遇到的老师非常关键，尤其是中小学时代，因为这是人一生当中身心都在成长的阶段，老师对学生的影响至关重要，有时候可以说是终身性的。李京文说，自己的语文学得好，是受父亲和语文老师的双重影响。而数学学得好，完全是受当时中学数学老师的影响。至今回忆起来，他仍印象深刻清晰，数学老师课讲得很好，很生动，使得同学们都有兴趣也都很愿意听他讲课，而李京文后来之所以选择学习数量经济学，与此关系很大。

李京文说：“当前，我国教育优势资源还比较短缺，现在国家优质的教育资源主要集中在北上广深等一线大城市，如果能通过互联网把世界各地的教育资源整合利用，传送到偏远的地区，让那里的学生们也能够享受到最优质的教育资源，看到最优质的教材，那么就给了很多教育落后地区的孩子一个公平教育的机会，也能推动教育行业的现代化、科学化发展。

他说，互联网+教育可以有效解决教育资源的公平问题。”

李京文小时候的理想是成为作家，矛盾、巴金、张天翼、托尔斯泰、普希金、雨果都是他的偶像。年龄稍长后，又想当历史学家、数学家，而最终却成为了想都未曾想过的经济学家。

“非心静无以言学，非宁静无以致远。”不喜欢热闹的李京文，人生最大的信条就是“把事情做好”，他做事的原则：一是爱人、团结人、尊重人；二是要实干，凡事都要付诸实践；三是业精于勤；四是努力创新。这些朴素的信念支撑着他在技术经济学研究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他信奉的生活信念是：追求、热爱、勤奋、创新。有了追求，生活就显得充实，心里就充满希望。时间是有限的，追求是无尽的。不断追求的原动力是热爱：热爱生活、热爱工作、热爱生养他的祖国和人民，热爱培养关怀他的师长、亲人和朋友。有了爱，困难再多也不怕，任务再重也不烦。

李京文告勉青年人，追求的实现还要靠勤奋和创新，要勤于学习、勤于实践、勇于创新。

年轻人要成功，想成为科学家，一定要从年轻时就立志，并朝自己的目标投入、努力付出。李京文希望青年学者夯实基础，扎扎实实做学问，“十年磨一剑”才能真正出精品。他说，现在提出了中国梦，很多人对这个“梦”有疑问，我认为，提的“梦”就是一个目标。人首先要有奋斗目标，才能有奋斗的动力。一个人如果整天稀里糊涂的，那什么事也干不成。目标具体了，再逐步制定实现目标的具体措施，然后持之以恒地去做。“我现在的梦就是希望自己在有生之年，还能多做一些创造性、创新型的工作，为党、为国家和人民再尽一点绵薄之力。”李京文说。

李京文曾任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七届、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曾经有人说，如果你不是共产党员，你也可以像成思危那样干到副委员长，共产党员在政协只能干一两届，派可以一直干下去。李京文回答说“那是不可能的，我对共产党的感情谁也比不上的。我非常热爱中国共产党，我们家兄弟姐妹都是党员。还是那句话，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们家，就没有我的今天。”

（采写：滕娟，责编：显诗 佘余，摄影：周明理。历史图片由李京文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