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俊晖模式”对竞技体育社会化发展带来的启示

时间:2022-10-03 07:34:15

“丁俊晖模式”对竞技体育社会化发展带来的启示

摘要: 丁俊晖的成功引发了我国竞技体育发展模式的大讨论,对竞技体育社会化发展起到 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有力地冲击了我国竞技体育固有发展模式,进而对我国体育体制改革提 供了有益的参考。但是对于当前我国竞技体育的发展来说,笔者认为,台球运动项目特点决 定了这种人才培养模式在当前并没有普遍的推广性。同时目前我国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竞技 体育社会化的组织机构、政策缺失,竞技体育职业化、社会化程度较低,以及面临2008年奥 运会的重任,这些都给我国竞技体育社会化的进程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关键词:竞技体育;社会化;发展模式

中图分类号:G808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 1007-3612(2007)05-0703-03

1丁俊晖模式给我国竞技体育带来的积极意义

与以往我国培养世界冠军的模式截然不同:丁俊辉在8岁时就在父亲的启蒙下开始从事台 球训练,辗转 上海、东莞等地,后来毅然放弃学业,只身一人留学英国潜心训练,最后登上世界冠军的领 奖台。他的成材之路较传统的“业余体校――体校――省体工队――国家队“的“一条龙” 模式以及 现存的俱乐部、高校高水平运动队等培养模式相比,留下了更加浓重的个人烙印,因此,不 能被冠以常规的“中国制造”的冠军商标。“丁俊晖模式”(竞技体育社会化发展模式)[ 1]的成功,改变了以往“政府投资训练,运动员为国争光”的惯性思维,这个“非常规 ”模 式下造就的世界冠军给我国现行的竞技体育管理体制带来了一种有益的借鉴,它对当前竞技 体育举国体制是一个有力地冲击,同时也带给我们积极的思考。

2“丁俊晖模式”的理性审视

丁俊晖的成功让我们看到了这样一个现实:经过多年的试点和推广,我们在理论层面描绘的 “竞技体育社会化"的宏伟蓝图,在实践中却 收效甚微,这也迫使我们在为丁俊晖叫好的同时来理性审视这样一些问题:丁俊晖模式在我 国是否具有普遍推广意义;丁俊晖成功所依赖的培养模式是否是当前我国竞技体育的最佳选 择;在当前现实情况下,我国竞技体育发展是否具有走这种“社会化”发展道路所需的各种 必要条件,或者说现实条件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满足“竞技体育社会化”发展的要求。只有回 答并解决好这些问题,竞技体育社会化的发展模式才有实现的可能。

2.1审视一:“丁俊晖模式”的项目局限性 首先,台球运动在我国还是一个冷项目。台球运动起源于西欧,改革开放后才在我国流行和 推广起来,由于不是奥运会项目,因此也被排除在全运会大门之外,社会影响力和关注度都 非常有限,据统计,在我国台球协会注册的运动员只有不到200人,经常参加运动的人数也 不过500万左右。因此丁俊晖模式的成功可以说很大一方面是受益台球之“冷"。随着我国项 目管理中心建制逐步完善,几乎已经完全涵括了奥运项目和具有广阔市场前景的项目,既有 巨大商业潜力又没被充分开发的竞技体育项目已经难觅踪影。从这一角度来说丁俊晖模式的 推广也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其次,台球运动投资为个人承担提供了可能。台球运动虽然 “ 出生高贵”(王室成员休闲娱乐工具),但是满足基本训练所需条件比其它项目少。无论是 场地器材、还是对现代高科技的依赖都较其他项目少,因此台球运动这投稿日期:2006-11-13作者简介:葛幸幸(1962-),女,湖南人,副教授,研究方向体育人文社 会学-体育社会学。 些特点在其它项目(尤其是奥运项目)上都不具有这样的优势。

2.2审视二:竞技体育社会化发展模式面临的现实挑战

2.2.1竞技体育管理体制改革的长期性 某一时期体育管理体制的确立是基于这一阶段社会发展的整体水平而定的,是不以人的主观 意志为转移的客观选择,我国竞技体育管理体制也不例外。 我国的竞技体育是在社会经济、体育基础极为薄弱的条件下,为了实现国家的整体利益,在 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基础上选择的一种“局部赶超型”发展战略,从而确立了“举国体制 ”的竞技体育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经过半个多世纪的运转,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强 化,举国体制也在实践过程中收到了丰硕的成果,在奥运会、亚运会等一系列国际大赛中高 奏凯歌,为国家的全面进步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当然,作为一种暂时的管理体制,在我 国政治、经济体制发生根本性变革的历史时期,建立在原有政治、经济基础之上的举国体制 必然要发生改变,但是变革的速度不可能是一蹴而就。因为,只要我们还需要金牌,只要竞 技体育的发展还要承担国家政治任务,那么这个金牌的保障――举国体制就必定还要持续很 长一段时间。在当前构建和谐社会的大前提下以及全国备战2008年奥运会敏感时期,中国所 寻求和塑造出来的大国地位和国际形象要求我们必须保证打好在自己家门口的“这一仗”, 因此无论是体育行政部门还是学术界,无论是改革的“激进派”还是“保守派”,都不约而 同地认同了用“温和的改良”来代替“暴风骤雨的改革”这样一种措施,即“主体框架不变 ,局部调整”, 把改革的脚步稍微放慢点,保证现有体制的稳定,避免前苏联和东德那样 由于体制变动而带来竞技体育大滑坡,因此在这种情况下,竞技体育管理体制改革的步伐必 然受到影响甚至停顿,相应地社会化的竞技体育发展模式也必定受到制约。

2.2.2居民体育消费水平低,体育消费市场尚不健全 简单来说体育消费就是指人们用货币的形式来购买体育效用的经济活动,它是衡量体育产业 化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之一,同时也是体育社会化发展前提和根本动力。但是从目前看来, 我国居民体育消费水平还很低,无论是消费结构还是消费规模都还远不足以支撑竞技体育社 会化发展的要求。

首先国民收入的偏低制约了我国体育消费整体水平。虽然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迎来了经济 发展的“黄金时期”,GDP年均7%的增长速度堪称世界经济史上奇迹,但是由于起点低、基 础薄弱,因此无论是GDP总量还是人均占有量都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据世纪银行的统计, 直到2001年,我国GDP总量仅仅只有美国的1/9,日本的1/4强;而人均国民总收入只有世界 平均水平的1/6,美国的1/39、日本的1/40。[3]。其次,现阶段居民的消费结构也 严重制约 了体育消费水平的提升。从两次中国群众体育现状调查的情况得知,我国体育消费水平呈现 一种整体规模偏低、地区发展不均衡的发展状态,从更深层次原因分析来看,这是我国经济 发展方式所决定的,单纯依靠投资的增加实现经济总量增加是我国一贯的发展模式,但是投 资的增加必然导致政府在某些公共品方面的供给减少,只能采取把部分政府职能市场化的方 针,把本应该由政府承担的部分责任(医疗、教育等)转嫁给社会,居民承担着沉重的公共 品支出负担。由于体育消费不具备“基础消费品”地位,因此在城乡居民家庭消费中所占比 例较小。据统计在城乡居民家庭日常生活消费以外最主要的十一项消费支出中,子女教育、 住房、医疗费用依然是家庭最主要的支出,购买体育比赛门票和购置体育器材则排位很靠后[4],因此在此经济基础上形成的体育消费规模还远不能不满足体育社会化的发展 要求。

2.2.3体育社团组织发展的滞后 体育社团作为连接政府和社会公众的桥梁,它不仅能够协调体育内部的各种关系,而且还能 够建立与社会大众相一致的体育体制,从而为政府体育机构的改革和体育事业的发展创造良 好的条件。但是目前我国体育社团发展还远远滞后。

首先,社团发展保障机制的缺失。尽管《宪法》明确规定公民由结社的自由,但是国务院颁 布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却规定:“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县级以上地方各级政府有关部 门、国务院或者是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授权的组织是有关行业、学科或是业务范围内 社会团体的业务主管单位”,从而把社团置于政府的直接控制之下,从法律上极大低限置了 社团的自治权力,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体育社团其发展和运作必须依赖于政府行政手段、组织 手段[5]。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和中国奥委会,他们同国家体育总 局是一个 机构、三块牌子,但是体育总局才是管理我国体育发展的最高权力机构,而体育总会和中国 奥委会都只是名义上的一个团体,并没有实质性的权利。

其次,“政府主导型”竞技体育发展模式也极大地限制了社团的发展。由于我国竞技体育起 步较晚,发展的动力一开始主要来自国家的行政力量,因此,在发展性质上不具有“草根性 ”,再加上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使得竞技体育行政力量渗透于社会各个角落,从而形成了“ 大政府、小社会;强政府、弱社会”的组织格局。在这种情况下,发展竞技体育一直是相关 行政部门的责任,民间性质的社团既没有生存空间,也缺乏实力。在“政府主导型”的举国 体制模式下,竞技体育由政府主管并主办,政府行使几乎全部的管理职权;所需经费依靠政 府财政拨款,国家承担绝大部分经济义务,人员列入国家编制、业务脱离经济主体[6 ]。虽 然历经多次改革,但是其组织体系和运行机制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变,1998年机构改革调 整之后,改组后的国家体育总局仍然保持其主要原有职责[7],政府依然掌握着主 要权力。

再来看我国“协会实体化”进程。按照93年改革文件的初衷,协会实体化是我国体育社会化 推动力,这也使我国协会实体化在短时间内迅速发展,到1998年底基本从组织上完成了协会 实体化建设,迈出了艰难的第一步。但是,随后具有“官民二重性”的“项目管理中心”的 组建又使协会实体化走上了畸形的发展道路,中心的官民二重身份使其政府属性更加强烈, 因此具有“创造性”和“过渡性质”的项目管理中心更像是新的体育行政部门。在社团和政 府行政机构的权力和利益的博弈中,社团又回到了“弱势群体”的原型,利益的丧失、权力 的架空,把刚刚走上社会化的项目协会又重新纳入到政府控制之下。

2.2.4竞技体育市场发展受扰 在我国,竞技体育市场是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完善而逐步形成,特别是体育产业化发 展思路制定以后,竞技体育市场不断发展壮大,但是由于我国特殊的社会性质以及竞技体育 发展水平的影响,竞技体育市场从整体来看处于一种规模小、发育程度不全的总体特征。所 谓规模小是从进入市场化运作的项目数量来说的,目前在我国只有那些具有广泛群众基础, 为大众所喜爱的少数项目如足球、篮球、排球、乒乓球、羽毛球等能够进入市场,而像田径 、游泳、重竞技、体操等影响较小,但是在我国奥运争光计划中占据重要地位的项目由于群 众基础较为薄弱的项目很难进入市场,从而影响我国竞技体育市场的整体规模。而且就从目 前那些已经进入市场化运作的项目来说,由于我国体育市场化运作模式是在政府干预下、由 上至下推进的,而不是完全按照市场规律本身要求下推行的,因此在发展过程中有着对政府 不可缺少的依赖性,从宏观的管理到微观的具体操作,政府都起着重要的作用。虽然在市场 化初期政府行政干预可以起到有效的扶持和保护作用,但是由于缺少对政府权力的有效监督 机制,使得政府职责不清,从而造成“管办不分、政企不分、政事不分”,限制了市场主体 的自主性和灵活性。足球联赛管理的混乱、市场的萎缩、职业联赛赛程、赛制的随意改动、 削减等一系列现象都表明目前我国竞技体育市场发育严重不足。

2.2.5竞技体育投资的高风险性 竞技体育投资的高风险性也是制约其社会化发展的重要因素。任何一个投资者的投资行为都 有相应的期望效应。作为一个经济人,他是自利的,即追求自身利益是驱策人的经济行为的 根本动机;同时经济人行为是理性的,他能根据自己的市场处境判断自身的利益,并使自己 的谋利行为符合从经验中学到的东西,从而使所追求的利益尽可能最大化[8]。从 “理性经 济人”这个假定出发,投资竞技体育要承担很大的经济风险。首先就是竞技体育投资的长期 性,一个运动员从启蒙训练开始到最后获得世界冠军要经历一个长期的过程,只有当运动员 获得了冠军这个投资才能收到回报,而在这个长期的培养过程之中投资者是没有效益可言的 。其次,投资结果的不可预测性,衡量一个运动员成功与否的判断标准很简单,就是能否获 得冠军,但是就竞技体育“高淘汰率”的特征来说,冠军是多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能 够成为冠军的比例很小,因此伴随着运动员成才的“高淘汰率”的是竞技体育投资的“高风 险性”。第三,代价的昂贵性,伴随着运动员成长的背后是无数的伤病困扰、学业的荒废, 如果一旦不能成功其代价是相当昂贵的,失去了“二次就业”的保障。因此,从投资风险这 一点来说无论是家庭还是企业,投资竞技体育都是需要很大的勇气和超乎寻常的判断力。

3结论及建议

丁俊晖模式的成功证明了在中国走竞技体育社会化的道路是可 行性,同时也给我们的竞技体育社会化提供了前进的动力,给处于改革过程中的中国体育界 提供了一个可供参考和借鉴的模版,对当前我国竞技体育体制改革具有积极的意义。

但是,我们也必须认识到作为一种新的发展模式,竞技体育社会化发展模式在我国的确立和 完善需要一个过程。不仅要具备一定的社会条件,尤其是高度发达的经济、政治环境;还要 依托社会组织的发展壮大,而这些所有条件的满足都需要一个发展过程,在面临2008年奥运 会这个历史重任时刻,社会稳定发展是首要任务,这些种种因素在很大程度上都限制了竞技 体育社会化进程的推进,竞技体育社会化管理体制和良性运行机制未能真正形成,因此要想 实现我国竞技体育社会化的发展目标,我们任重而道远。由此,笔者提出以下建议:

1) 依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重新审视和定位体育政府管理职能,实现政府管理从全能政 府向有限政府的逐步过渡。这就要求在前期体育管理体制改革成果的基础上,深化管理体制 改革,进一步明确界定体育行政部门的职能,逐步理顺政府、市场、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 作到“各司其职、各尽其责”,实现政府职能的真正转变。2) 培育和壮大社会团体力量,为政府权力的让渡创造条件。在竞技体育社会化发展过程 中要加大协会实体化发展步伐,使协会变为真正意义上的自我经营、自我管理、自我发展的 独立法人。同时要逐步改革项目管理中心,使之从“官民二重性”的状态中脱离出来,逐步 向实体化靠拢,为政府权力的下放和接管创造条件。同时还要鼓励和支持第三部门参与竞技 体育发展,为竞技体育社会化发展提供全方位的服务。

3) 积极培育、壮大竞技体育市场,为竞技体育社会化发展奠定坚实经济基础。要按照市 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培育和壮大竞技体育市场,按照市场规律、价值规律、供求规律来调节竞 技体育市场的发展,政府逐步从市场具体事物管理中抽身出来,加大宏观调控的力度和效率 ,为竞技体育市场的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

4) 建立和完善竞技体育社会化发展的保障和激励机制。一方面,在竞技体育社会化发展 初期,政府必须采用必要的行政干预来保护竞技体育社会化的顺利发展,使之由国家管理向 政府管理转变道路的顺利进行;同时还要制定各种有效的法律、法规,限制政府权利的无限 膨胀性。

5) 积极吸纳社会资源为竞技体育发展提供支持,包括人力资源、财力资源和技术资源, 将部分项目提前进行社会化改革,如体育舞蹈、健美操、高尔夫、台球等等,这不仅可以有 效解决目前竞技体育资源相对不足的矛盾,而且为社会力量参与竞技体育管理提供了一条合 理的渠道,从而为社会化的竞技体育发展模式的最终确立提供前进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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