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日元汇率政策变革及对中国的启示

【摘要】本文尝试研究日元汇率政策转变案例，即探讨曾严重影响日元汇率政策的几个重要事件对日元汇率政策的影响，包括尼克松休克疗法，日美贸易冲突，广场―罗浮宫协议，量化宽松新政及G20会议等，并为人民币总结出借鉴之处。

【关键词】日元 人民币 汇率

一、引言

美国财政部在2013年4月12日全球汇率问题报告中称：自中国2010年重启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以来，人民币兑美元累计升值10%，中国经常项目顺差占GDP的比例大幅下降。此次美国财政部虽未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但仍表示人民币被“显著低估”，仍有进一步升值的理由。报告指出中国央行每天只允许人民币汇率在1%左右的范围内浮动。报告呼吁中国进一步提高本币汇率弹性，增加“透明度”。报告中这样的言论，目的是敦促中国汇率更加灵活化。

讨论汇率政策最好的方法是国际案例研究。自从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来日元一直呈升值趋势，直至近日实施量化宽松新政并在二十国集团（G20）央行默许下才开始阶段性走低。对日本而言，自1973年实施了新的浮动汇率制度以来，怎样避免或者应付快速的日元升值成了最重要的政策问题之一。本文就意在观察日元政策过去40年的转变历程并根据日本案例总结我国应该汲取的经验。

二、影响日元汇率政策的主要事件

（一）“尼克松休克疗法”和日元投机

20世纪60年代后期，德国、日本经济一直是收支盈余状态，而美国陷入长期的通胀和赤字。1971年8月15日，美国总统尼克松宣布了一系列改善收支状况的措施，包括单方面终止黄金可自由兑换。德国在1967年升了币值，日本仅是放松了资本流出控制并使进口商品和劳务进一步自由化，这些举措对缓解日元低估远远不够。很快就被迫放弃固定制度。日元兑美元马上由360：1升到了340：1，虽然进行了很严重的外汇市场干预，但是在当年年底还是升到了315：1，并且在东京市场上货币的投机十分严重。投机者通过经常项目交易积累日元权益和美元负债，比如，在外贸收支中预付、缓付货款，多开、少开发票等等。

1971年12月18日，各国经过漫长的多边磋商达成协议，美元与黄金的兑换比率下调7.89%，并且大部分其他的货币兑美元的汇率也要做出调整，特别是日元需要调整16.88%，将兑美元汇率调至308：1。在外部压力下，仅用半年时间日元汇率就完成了此次上调。

为了抵消日元升值带来的通货紧缩的冲击，日本当局采取了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日本银行（BOJ）将其贴现率降至战后最低水平，从1970年的6.25%降至1972年的4.25%。货币供应量以每年超过20%的速度增加，政府还用扩张性的预算来进一步的刺激经济。虽然付出了如此努力，外汇市场的压力还依然十分严重，1973年2月日元最终也不得不与其他货币一道实行浮动汇率制度。

然而在这期间，日本当局可能忽略了利用高度扩张性的货币和财政政策来抵制汇率灵活性将必然导致通胀。终于，日本于1973年前期出现了加速通胀，虽然日本银行随即提高了贴现率，但是为时已晚。石油危机前夕，1973年9月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长率高达14%。石油危机使通胀加剧，1974年最高时达到24%。而后财政、货币政策紧缩与经济的急剧减速相伴，1974年日本出现了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首次负增长。

（二）美日贸易摩擦：市场开放或日元升值

20世纪60年代日美开始有贸易摩擦，起初只是纺织品、钢铁、电视机。但到80年代日美贸易摩擦变得日益激烈。日本对美国汽车出口实行自愿出口限制，对美国半导体出口规定数额。然后，贸易摩擦的范围扩展到了金融领域。

起初，这种摩擦只要靠“有序地选择产品出口”就能够解决，但是后来这种摩擦要靠日本进一步开放市场或日元升值才能解决。美国坚持如果日本继续出口工业制成品那么美国必须也能将产品出口到日本。这可以通过开放日本“封闭的”市场或通过日元升值来达到。在这个战略改变背后，美国经常项目赤字持续增加而日本经常项目盈余持续增长，美国将日本巨额经常项目盈余归因于日本市场的天然封闭性和日元低估。

美国注意到日本的金融市场是“封闭”的，外国投资者得不到日元资产，从而妨碍了日元升值。如果东京金融市场能国际化，就能够避免日元低估。20世纪80年代早期，日元/美元委员会在美国的要求下成立来刺激资本流入日本从而有助于日元升值。委员会研究了使国内金融市场自由化和日元国际化加速的方法。1984年5月日美达成了包括实施实质自由化措施的日元/美元协议。日本首次宣布日元国际化政策：“去除妨碍日元用于国际货币的壁垒”，成功地使日本金融市场自由化并使日本和全球金融融合起来，然而日元升值的情况却没有发生。相反，由于投资更加自由化而当时美国里根任期正经历严重财政赤字并且国内利率很高，从而日本投资者将大量的资本投入美国，导致最初日元不但没升值反而贬值了。

（三）广场协议和罗浮宫协定

20世纪80年代早期，美国实行了为了解决两位数的通货膨胀率的紧缩性货币政策和由于减税、不断增长的军事、社会支出导致的扩张性财政政策。这两种政策的结合产生了罕见的高利率和强势美元，并且创造了巨大的财政赤字和经常项目赤字（“孪生赤字”），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情绪日益高涨。20世纪80年代中期，当时的G5（美、日、德、法、英五国集团）很关心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担心会危及多边贸易体系。

1985年9月22日G5的财长和央行行长在纽约广场饭店达成一致联手干预外汇市场，目的是使被严重高估的美元贬值。根据广场协议美元于1986年春开始贬值，在三个月内由大约1美元兑240日元连续降到1美元兑200日元以下，并且整个1986年都保持下降趋势直到最终达到1美元兑换160日元。

急剧的日元升值对日本经济造成了负面影响，在采取了诸多刺激经济政策措施未果后，日本希望通过与美国磋商来停止美元的自由下跌。1987年2月22日六国集团（G7G6，美、日、德、法、英、意、加，在最后时刻意大利退出）在巴黎罗浮宫达成最终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