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虐与受虐

[摘要]《呼兰河传》中“胡家婆婆”这一形象，作为封建社会生活中的一种重要角色，在扮演着凶狠与残暴的施虐者的同时，也承担着受虐者的苦与痛。由于深受传统文化与习俗的影响，她表现出害人而不自知，害己而不自醒，最终，人财两空。

[关键词]《呼兰河传》胡家婆婆受虐施虐

中图分类号：1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1)10-106-01

受传统的封建儒家纲常伦理的影响，针对儿媳，婆婆就会潜意识中产生一种由“父权”衍生的“婆权”。封建社会中的“婆权”的力量是绝不可小觑的，它在家庭中的地位是举足轻重的。在《呼兰河传》的第五章，萧红用了占全章五分之三的篇幅细致地刻画了胡家婆婆这一形象。从某种程度上说，她既是封建礼教的维护者，即施虐的女性；同时她与其他女性一样都是封建礼教下的受害者，即受虐的女性。“施虐与受虐”的二项对立，旋转出一系列惊悚的场景。

一、施虐者的形象

在封建社会中，女性完整的人生扮演着女、妻、媳、婆、母诸种不同的角色，做女儿，她难以受到父母的重视；做妻子，她是丈夫的依附者和从属物；做媳妇，她的处境苦不堪言；而做母亲或婆婆，她才能得到尊重和满足。而“婆媳”关系中的婆婆充当伦理之母的角色，作为父权意志代表、执行封建礼规的“恶婆婆”形象，她们是封建父权意识“恶”的展示。

胡家婆婆花了很多钱把小团圆媳妇从外地买回来。在她到婆家的第一天，人们竞相赶去围观，看来看去都觉得不对：“见人一点也不害羞”“头一天到婆家吃饭就吃三碗”。因而小团圆媳妇不符合人们心目中“女人”的样子。于是胡家婆婆便说：“给她一个下马威。你听着吧，我回去还得打她呢!”婆婆需要的是树立一种权威，一种绝对的毋庸置疑的权威，于是就给刚过门的团圆媳妇一个下马威――暴力。打小团圆媳妇后，还振振有词地说：“她来到我家，我没给她气受，哪家的团圆媳妇不受气，一天打八顿，骂三场。可是我也打过她，那是我要给她一个下马威。我只打了她一个多月，虽然说我打得狠了一点，可是不狠哪能够规矩出一个好人来。我也是不愿意狠打她的，打得连喊带叫的，我是为她着想，不打得狠一点，她是不能够中用的。”她认为不打不骂是不会“规矩”出一个好人来的，所以对小团圆媳妇用鞭子抽，铁烙烙脚心等。在封建传统的等级制度下，婆婆就是君，媳妇就是臣，“君为臣纲”，“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因此，在封建的传统文化中，婆婆在婆媳关系中充当长者的角色和体现长者的意志。

从这些情节来看，胡家婆婆的行为直接造成了小团圆媳妇的悲惨命运，她既是封建传统愚昧文化认同的产物，也是封建陋习和惯例杀人的忠实执行者，还是“愚昧而不自知，麻木而不自醒”的集中体现者。

二、施虐来自于受虐

鲁迅曾指出：“自己被人凌虐，但也可以凌虐别人；自己被人吃，但也可以吃别人”。由于男权的桎梏和礼教习俗的奴役，胡家婆婆是父权制和封建礼教下的受害者。

小团圆媳妇生病后，胡家婆婆不惜一切代价为她治病。如：找偏方，请胡仙，跳大神，抽贴画符，用大缸盛上开水为其当众洗澡，烧“替身”等。一个吝啬得连花一吊钱买红花为自己治病都舍不得的婆婆，最终却如此慷慨的为媳妇治病。这能说她不善良，不是个好婆婆的形象吗?这正如茅盾在《(呼兰河传)序言》里写的：“我们只觉得这婆婆也可怜，她同样是‘照着几千年传下来的习惯而思考而生活’的一个牺牲者。”

在父权制下，女性的地位很低，而且受教育程度严重缺乏。即使受教育，那也是根据男性的原则来制定的。所以，女性始终被限制在劣等的文化圈内。掌握话语权的父权制文化经过强权的手段和文化的熏陶，使自己对女性的要求内化为女性本身的自觉要求，使女性在不知不觉中接受，在无意识中加强，并成为自己基因的一部分。因此，“女人是压迫女人的制度的产物；她所受的教育，正规的和非正规的，都是为了永久性地延续这个制度。”父权制压迫她，她又在这个压迫女人的制度中去压迫比她更卑弱的女人。这是压迫制度下，中国女性最残酷的命运轮回。胡家婆婆，不打猫、狗、猪和鸡，却唯独打小团圆媳妇，是因为她既不能跑掉，又不能丢了。这位多年媳妇熬成婆的可怜的老妇人，由于受封建男权意识的长期浸染，已经内在化了男性中心文化，一方面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了男权中心体制的帮凶、刽子手，另一方面又成了男权意识的受害者。女性作为被动的受虐者，是由于传统文化对女性的塑造，而作为承载这种文化的女性，又将这种恶俗传递和转移，从而，进行着从受虐者到施虐者的现实转换。

胡家婆婆是集施虐与受虐于一体的人物，其本身存在离不开封建社会所孕育的厚壤沃土。萧红细致入微地表现了女性挣扎在传统伦理之网中的不幸，表现了根深蒂固的封建积习的巨大残害性，揭示了女性悲剧的深层文化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