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夫:日暮乡关何处是

一

两年前，在大理，他开辆老富康来接我们，说：“走，野哥带你看江湖。”他平头，夹克，脚有些八字。背着手走在前头，手里捞一把钥匙，我对龙炜说：“你看他一半象警察，一半象土匪。”他听见了，回身哈哈一笑。

院子在苍山上，一进大门，满院子的三角梅无人管，长得疯野。树下拴的是不知谁家寄养的狗，也不起身，两相一望，四下无言。

他常年漫游，偶尔回来住。诺大房子空空荡荡，只有一排旧椅子，沿墙放着，灶清锅冷，有废墟之感。平时一个人，偶尔有朋友来此落脚，席地卷个铺盖，谁也不用照顾谁。

他无家可归。

70年前，他的家族在鄂西清江百丈绝壁上，土家族祖父靠背盐酿酒攒下薄田，当上土司。时被怀疑藏枪，鞭打后投梁自尽，暴尸野外，被扔在天坑。随后大伯暴死，二伯流放，两位伯母一夜间用同一根绳索吊死在同一横梁。

父亲没有保护家庭，他的职责是抓捕诛杀其他地主的儿子，一生不提家事一直到死。母亲在暮年出走，留字条说“请你们原谅我，我到长江上去了”，他沿江驾船搜寻，寻找江上肿胀发臭的浮尸，挨个翻找无果。

1995年，他出狱后，身边已再无亲人，妻女也离他而去。

二

十几年前他北上，身无长物，朋友到车站送他一只钢锅，让他好埋灶作饭。他说如果你非要送，我就把这锅在铁轨上砸了，天下之大，总有我吃饭之处。

1981年从湖北民院毕业后，他当教师、宣传干事、警察，卖衣服，油炸早点，开挖沙的厂，都赔得血本无归。这次北上，做了牟其中的秘书——现在牟还关在他当年服刑的地方。一直到他做了书商，做得很得意。我问他为什么不干下去，他说受不了向人催账的生活：“人到四十，还为一万块钱天天打电话，象黑社会一样——败坏人的心情。”

他把人家欠的一百多万一笔勾掉，离京南下。

偶尔落脚在这两千多米的苍山上，四下没有村落，到暮晚时山黑云暗，一两盏灯更有凄清之感。他说过有时夜里骤雨突来，“林涛如怒，滚滚若万马下山。村居阒寂似旷古墓园，唯听那山海之间狂泻而至的激愤，一如群猿啸哀，嫠妇夜哭。这样的怒夜，非喝酒磨刀，不足以销此九曲孤耿。”

这样的夜里他开始写作。写失踪了十年，“不知暴尸在哪片月光下”的母亲，写二伯服刑29年后，“老得忘了自己的罪名，已失去了土地，也没有了房子，只好寄身于一个岩洞，放羊维持风烛残年直到死去”。写一生闭口不谈家事的父亲内心的功罪，写狱中被绑赴刑场的弑兄者……

死亡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人仿佛从未存在过，他对此耿耿于怀，才为逝者作史。他说：“我祖父的横死也不足以令苍天开眼，是我的私人叙述才让他的死找到了意义。” 这本来就是中国民间修史者的传统——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他用的笔名，出自唐代诗人刘叉的《偶书》：“野夫怒见不平处，磨损胸中万古刀。”

近代中国，身世畸零者并不少见，但野夫的笔端是让人害怕的感情，连看的人都被深情和痛苦吓怕，不敢深入到这样的感受中去.他半生所受的苦，多半都来自这样的激情驱使，情感越深，创痛越烈。写时也呕心沥血，他说有时写完在沙发上要躺整整一天，象一生气力已经用尽。

三

下午无事，野哥带我们几个女生逛小铺子，我们挑来捡去耳环项链围巾，他两米外斜站，不上前，也不远离，衔一只烟悠然看过往行人，等我们挑完，他已经把账结过。

长日无事，坐条挨街的板凳，他给我们讲故事，说少年时暗恋一个女孩，被拒绝，情书也被公开。他承受不住羞辱，吞水银自杀。获救后立下誓愿“要让她爱上自己，再抛弃她”。

读大学回乡后，他与之接近，少女恋慕了他。他终是不忍心，向对方袒露实情，说：“我不想报复你”，对方惨淡一笑：“你以为没上床就不算报复吗？” 他离家远走，再回来后发现她成了一个在当地声誉放浪的女人，表姐让他去劝解，他讷讷而言，她笑：“变成好女人……？”抬眼盯住他：“变了又怎样，你娶我么？” 他无话。

他兜里是第二天的火车票，她伸手取来撕了，买了机票，说：“换你明天一天的时间给我。”日后她中年重病，肾坏死，不再求治，他从北京请国内最好的医生入山给她手术。

他人生里的事多半这样，情多累人。自嘲说自己是一流的朋友，二流的情人，三流的丈夫，我问过他，为什么他身上会发生这么多戏剧的事情？他说当编剧时，才领会到人生如戏，“一切皆在情理中，一切皆在意料外”。

野夫常以村夫自许，我却觉得他雅致。平常里他从不与人争锋，席间不抢话，不讥笑人，不争口舌，有他的地方笑声最多，有人说话不得体，他也呵呵相乐，一派烂漫仁厚。有次在北京某个场合我俩撞上，举座都是富贵人，三个小时里，他一句话没说，不参与，也没有不耐烦，自斟自饮，怡然自得。

我不喝酒，但有他在座，就陪他一杯。朋友间说起如果遇到事有谁可以相托，推举的数人里，多有野夫。

四

没听野夫说过苦，他只说重复做一个梦：站在深秋的蓝天下，赤身，抢着收集阳光过冬——那时的冬天太冷了。残阳越过高墙，把影子放大贴在对面墙上，有电网的投影恰好横过他的脖子。这梦听了真让人难受，是冷透的人世。

但他爱这世界。有次聊天，他劝我多参加社会活动，说有地方约他演讲，他一定会去，“能影响一个是一个”。他是那种寒风里有人往车窗里递广告，一定会摇窗接下的人。

他对这个时代总有一份“不忍心”，说“我们每个文化人都要分担这个时代的疼痛甚至剧痛”。

临走前一晚，大家去一个老哥家，有几人正窝脚在塌上闲谈，当中一位长得奇突矮肥。野哥说，别人找他演电影，演一个被啤酒瓶子砸的泼皮，他不满意那个道具，要求用真瓶子砸，头破血流，满意地被送去医院。野哥对矮胖子说，你吹个箫吧。

胖子也不说话，拿只皮口袋，从里头拔出只黑箫。有人“扑”把烛火吹熄，黑着灯，只有远远一点微光，荒村野街，远处有女子鞋跟在青石板上走的声音。他起声非常低，曲调简单，几乎就只是口唇的气息，也象是远处大风的喘息。

就这一点曲调，循环往复，有时候要爆发出来，又狠狠地压住，有时候急起来，在快要破的时候，又沉下去，沉很久，都听不见了，又从远远的一声呜咽再起。这箫声里不是谁的命运，是千百年来的孤愤，千百年来的无奈。

他吹到后半段，愤怒没有了，一腔的话已经说完，但又不能就此不说，忽然停住，他唱：“……月夜穿过回忆，想起我的爱人，生者我流浪中老去，死者你永远年轻……”

当夜我喝过几杯，围巾都湿透了。

四五天后，我们三人离开大理，纷纷的雨，野哥来把行李放在破富康上，一直送上了大巴。他下了车没走，不站在路边，也不招呼说话，就坐那辆锈迹斑斑的富康车前座上，车门开着，一只脚踩在地上，抽烟。

我们车经过，他扬眼微笑，摆了下手。大巴开出去好远了，人和车还坐在那里。

事后几年，见面只是偶尔，但我看他的微博，常常凌晨两三点还在，他有时喃喃自语“中宵酒醒，常觉无路可走。坎难人生，此时应该言说，否则，将在这巨大的黑暗里窒息。”

（摘自“爱思想”，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