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老子“道论”与柏拉图“理念论”

［摘要］《老子》思想与柏拉图哲学分别是中国文化与西方哲学的重要源头之一，其“道论”和“理念论”分别就本体问题展开了探索，而各自的探索方式又分别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尝试比较这两种不同的思想和方法，并讨论老子“道”的思想是否符合逻辑，是否是对柏拉图方法的一种补充或反思。

［关键词］道；理念；哲学思想

［中图分类号］B0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1）014-0121-02

虽然西方哲学可以沿着柏拉图的道路创立无数精确的本体论或排斥本体论的哲学体系，而中国则没有这样的哲学传统和成就，但武断地说中国哲学没有本体论思想还是不能让人信服。尽管“道论”能否被视作是一种本体论，尚待进一步确认，但老子“道” 的根本思想具有浓厚的本体论思想的萌芽或启示意义。

一、“道”与“理念”的本体性

“道”与“理念”分别是老子思想和柏拉图哲学中的两个重要概念。在各自的哲学以及对后世的启示中，“道”与“理念”都有丰富的多层次内涵。本文仅就本体论意义上的“道”与“理念”展开讨论。

从主体上讲，老子思想是一部政治哲学，其最终目的也是寻求一种合理的政治制度或国家形态，这种合理的状态被称作“德”。而“德”的依据则是“道”，这也是不同于其他先秦思想流派所主张的“仁”、“礼”、“法”作为社会价值核心的最根本区别，道家的价值核心就是“道”。 “道”的核心地位不仅仅体现在伦理结构和价值体系中，在整个自然界和宇宙秩序中都处于核心和主宰的位置。这样的思想，虽不能说是一种精确的本体论，但已经体现了本体论思想的启示和萌芽。《老子》第一章讲道：“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第四十二章讲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1]这些内容体现了“道”的本体思想，即“道”不仅是世界的本原和主宰，亦是世界的创造者。

关于世界本原的思考，同样体现在柏拉图的思想中。在柏拉图看来，世界之所以被创造也是因为有一个依据，即“理念”，亦可以按表意的侧重称作“型相”。关于现象世界的由来，柏拉图的“《智者篇》中，自然物被说成是造物主依照理念型相创造的神圣模仿品，影像则是对这些模仿品的模仿。最后，在《蒂迈欧篇》中，可感世界被说成是造物主模仿理念世界的原型而创造出来的”。[2]虽然柏拉图认为另有造物者存在，但造物的依据就是“理念”。而依据理念创造出来的事物既有物质的，如床、桌子，也有精神方面的，如美德、善，还有像一、多、大、小这样的抽象概念。

基于这样的认识，作为现象世界形成依据的“理念”就应该不是单一的，而是每一类事物所对应的“型相”。这是“理念”与“道”的巨大差异，因为“道”是惟一的。《老子》第四十八章中“为学日益，为道日损”[3]的表述就表明了“道”的属性趋向是单一的，而不是繁多的。《老子》认为，整个世界应该有一种单一的本质，不断挖掘现象追求这个单一本质的过程就是接近“道”的过程。柏拉图的“理念”则显然不满足于这样高度概括的本原理论，而将“理念”视作是每一种具体事物的本质。从这个角度上说，所谓“理念”，与其说是世界的本原，毋宁说是人类理智所对应的事物的本质。

由于对现象事物本原的认识不同，本原与现象事物之间的关系也就完全不同。关于“道”与万物的关系，过去有很多争论。能够鲜明、典型地代表“道”与万物关系的表述有“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4]争论的焦点就在于对“生”、“一”这样的关键概念的理解上。比如陈鼓应先生认为这个过程是宇宙由混沌“产生天地，天地产生阴阳之气，阴阳两气相交而形成各种新生体”。[5]这样的观点继承了中国哲学的阴阳理论和气论的观点，既有久远的传统，亦有深远的影响，有不少人就采用这样的观点来解释这段话。另外，冯友兰先生认为这个“道生一”不过是表达“道”在逻辑上的在先，并不表示直接生成。刘笑敢先生认为此生成不过是一种模式，各个概念亦不指定任何具体的内容。因为《老子》并没有清楚地交代这样一个生成过程中的具体内容，所以读者只能从《老子》的其他部分文本中寻找旁证了。

《老子》第五十一章：“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6]这是一段很有意思的表述，即使不考察每一个概念的具体内容，也可以明显地看出，《老子》承认万物的生成与发展绝不仅仅只依赖“道”的作用，亦有“德”、“物”、“势”的条件在起作用。而传统的道物关系往往忽视了条件的重要性，认为“道”即是万物生成的一切条件。在这样的认识之上，笔者觉得冯友兰先生的观点似乎更贴切一些。与其说“道”如何生成了万物，毋宁说“道”是万物生的成先决条件，或者说，是“道”赋予了万物能够成为万物的本质属性。从《老子》“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反者道之动”，[7]等表述中可以知道这种属性是以“有”和“无”两个向度展开来的，其动力是一种“反”的状态。

“道”与万物的关系，可以理解为万物自身能够存在发展的绝对依据和根本属性。这种关系，就好比用一个线索将纷繁现象世界按照完美的秩序串联了起来。而柏拉图则将现象世界的根本属性做了另一种考察，这种考察侧重于对知识的追求。柏拉图认为，现象世界是不真实的，而真实的知识藏匿于现象世界背后的“理念”。柏拉图对“理念论”遭遇的困难所想到的出路是“通种论”。“《智者篇》中列举的通种有三对六种：‘是者’与‘非是者’、‘运动’与‘静止’、‘相同’与‘相异’。”[8]“通种论”以概念之间的相容与不相容的逻辑关系接纳了可感事物“既运动又静止”、“既相同又相异”、“既是又不是”的辩证关系。

《老子》第一章中就说“道可道、非常道”，即否定了这种尝试的可能。“道论”的展开是以比喻和感悟的方式进行，也有说理，但用于说理的语言却时常违背传统的形式逻辑。直接将中国哲学缺乏逻辑思维的原委推给《老子》恐怕有些不负责任，但不能不说这样的本体论萌芽已经深刻影响了中国哲学的传统。不过，完全站在形式逻辑的立场上斥责中国哲学没有逻辑，甚至由此推论中国历史恐怕也没有真正的哲学，同样是不负责任的。

二、“道”与“理念”逻辑的差异

庞思奋先生在其著作《哲学之树》中提出逻辑可以分为综合逻辑与分析逻辑。其他所谓的分析逻辑指的是以不矛盾律和同一律为基础的传统逻辑，而综合逻辑指的则是一种以矛盾律和不同一律作为基础的逻辑。

庞思奋先生用来证明的例子就是《庄子•齐物论》中的一段话：“物无非彼……此亦一是非。”[9]其中，“是亦彼也，彼亦是也”正是矛盾律和不同一律的经典表达。《庄子》中辩证的思想和对语言的质疑正是继承着《老子》的思想，是对“道论”的完善和更丰满的表达。而回归到《老子》当中，也不缺乏这样的表达。《老子》第一章中讲：“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10]这依然是充满了曲解和争议的一段话，作为表述“道”的两个层面的概念，“有”与“无”竟然被“同谓之玄”，抹杀了其间的不相同性。

颇有趣味的是，在柏拉图的《巴门尼德篇》中亦有相似的表达：“如果一具有上述属性，那么它必定既与其自身相同，又与其自身相异，同样，它既与其他事物相异又与其他事物相同。”[11]将相同与相异置于同一事物的属性中，是对“理念”可以分割的责难。如前所述，柏拉图是用“通种论”来解决这样的责难的：“比较‘是者’、‘运动’、‘静止’三个通种，会发现它们两两相异，每一个又与自身相同。由此可知‘相同’和‘相异’也是同样普遍的型相。进一步的考察表明，‘是者’、‘运动’和‘静止’都与‘相同’和‘相异’这对概念相通，但又不会与它们中的一个相等同。”[12]这样，柏拉图以通种之间的相容关系解释了“相同”与“相异”何以同为一个事物的属性问题。巴门尼德说：“我们这个世界里的事物的意义与另一个世界里的事物的意义无关，这些相也不会因为与我们有某种关系而具有它们的意义，而是如我所说，那个世界里的事物因其相互之间的关系而产生意义，就像我们这个世界上的事物一样。”[13]此表述承认了两个世界在逻辑上有一种不可逾越的障碍，而这样的障碍使得对“理念”的追求成为徒劳。

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老子》，就会明白那些玄之又玄的言论并非是完全脱离了逻辑的胡言乱语。《老子》第二十五章讲：“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14]这段话明确地表达了“道”的先验性和日常语言的不可表达性。如果一定要以某种方式来表达，那就是庞思奋先生讲的综合逻辑。这种综合逻辑在《老子》中的展开通常以暗示或比喻的形式出现，如第十一章：“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15]《老子》以“利”和“用”的两个角度统一“道”的两面性――“有”与“无”。何以实现这种统一，《老子》并没有更进一步的论证，事实上也无法论证。只能信仰那个本体是以一种截然相反的形态展开的。

综上可以看出，建立在隐喻之上的老子思想和建立在语言之上的柏拉图哲学从根本上就是两种理念。但哪种理论更接近事情的真相呢？既然那个是不可言说的存在，我们大概只能保持一种静默的惊奇。

［注释］

[1][3][4][5][6][7][10][14][15]陈鼓应：《老子注译及评介》，中华书局1984年版。

[2][8][12]赵敦华：《西方哲学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9]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中华书局1983年版。

[11][13]王晓朝：《柏拉图全集》，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