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入“全球对话主义”的中国美学

时间:2022-10-03 09:31:17

融入“全球对话主义”的中国美学

2011年是“十二五”国家发展规划的开局之年,又恰逢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和辛亥革命100周年等重大的历史节点,这一年文艺百花园争奇斗艳、硕果累累。为此,《艺术评论》将从本期开始连续三期特邀知名专家学者对本年度文化艺术的各个领域进行认真的盘点总结,在回望2011年绚丽多姿的艺术画卷的同时,展望已经来临的2012。

2010年,中国美学的新纪元。第18届世界美学大会在北京召开,这也是世界美学大会第一次在中国、第二次在亚洲召开。这次以“美学的多样性”(Aesthetics in diversity)为主题的大会提升了中国美学的整体实力。2011年的当代中国美学界依凭这股力量继续突飞猛进,与全球美学的前沿发展趋于同步、共振与互动。一方面,当代全球美学发展顺应了国际学界正在倡导的“文化间性转向”(the intercultural turn)运动,[1] 不同文化间的复调杂语纷呈“由外而内”地为当代中国美学的兴起提供了历史空间;另一方面,当代中国美学更在逐步融入“全球对话主义”的世界主潮之中,这也为当代中国美学“由内而外”地参与国际前沿创造了历史契机。

一、“中国美学六十年”回顾:以李泽厚为历史线索

当代中国美学发展,既让国外学人前瞻到它颇具潜能的未来,又让国内学人意识到,这种发展也是中国美学近六十年来螺旋上升的结果。正如千禧年出现了“百年中国美学回顾”的反思热潮一样,2010年以来,对于“中国美学六十年”的总结性成果纷纷得以出版。

由中华全国美学学会主办、鲁迅美术学院承办的第七届全国美学大会的主题就是“新中国美学六十年”。在这次大会的基础上,出版了《新中国美学六十年――全国美学大会(第七届)论文集》(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年版)共2册,上册是美学卷,由潇牧与张伟主编;下册是艺术卷,由韦尔申与张伟主编,这是全国美学大会第一次公开出版论文集。由北京市哲学会美学研究会主编的《美学60年学术论文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也集中了北京市美学会的相关研究成果。由刘悦笛、李修建撰写的近60万字的《当代中国美学研究(1949-2009)》(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则是第一部全面梳理六十年美学发展的专著,正如中华美学学会会长汝信先生在给此书所写的序言所论:“该书不仅将中国美学六十年的整个发展历程的原貌呈现了出来,将往往被割裂的‘前三十年’(1949-1978)与‘后三十多年’(1979年至今)美学史融贯起来,而且,对于这六十年中国美学发展的历史经验与教训,加以了客观的陈述与解析,并试图由此为中国美学的未来发展,奠定坚实的学术史的基础。”[2]无论怎么说,这六十年来的中国美学都需要得以系统化的整理与反思,不仅需要当代人写“当代史”,而且,这段历史还需要“后来人”继续加以重写。

在当代中国美学六十年的发展当中,最重要的一位美学家非李泽厚莫属,所以,透过李泽厚个人的学术发展,来看待中国美学发展史就成为了非常重要的视角。2011年9月3日到4日,由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主办,在北京大学临湖轩举办了“80年代中国思想的创造性:以李泽厚哲学为例”的国际研讨会,本次会议由从美国哈佛大学归国的杜维明先生发起,与会的国内外专家对于李泽厚的作为哲学的美学思想及其对当代中国思想界的价值多有探讨。

在这次会议上,尤西林指出,李泽厚的特殊地位和他的美学身份有特殊关系,正是因为他美学家的身份使美学在现代性转型中获得重要地位,这也确立了李泽厚在“美学热”当中的重要角色。李公明指出,《美的历程》是80年代文化启蒙工作中最有代表性的、最有哲学意味的文化启蒙,它是中国美学从50年代以来发展飞跃的产物,标志着80年代美学方面的最高成就。德国学者海因利希・盖格(Gerhard Mercator)认为,李泽厚美学的贡献就在于他把美学提升到理论和实践的高度,通过美的立场李泽厚思想并不仅指向个人的心理状态,而走向了一种与之相关的普遍性。徐友渔则提出了反面的意见:以李泽厚为代表的80年代思想家的局限在于他们知识结构的偏颇和眼界的狭隘。[3]然而,无疑80年代的“美学热”参与到了当代中国社会的改造进程当中去了,这也是世界文化当中最为独特的现象。

此外,在学术期刊当中,对李泽厚美学的当代意义也多有考察。《文艺争鸣》2011年第5期特设了“当代中国美学文艺学的生活论转向与李泽厚”的专刊,其中收录的文章主要有刘悦笛的《素描李泽厚》、张志扬的《李泽厚与“审美代启蒙”》、彭富春的《中国当代思想的困境与出路――评李泽厚哲学与美学的最新探索》、张文初的《本体之情与生存的诗性言说――论李泽厚的“情本体”》、李修建的《生活美学:书写中国美学史的新视角――兼论李泽厚的中国美学研究》和陈思勤的《中国“生活美学”研究的新兴》。在这组文章当中,特别关注到了李泽厚晚年最重要的“情本体”思想,这一思想是李泽厚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提出并在近20年来全力阐释的新本体论,对于当代中国美学发展特别是“生活论转向”也具有崭新的意义。

二、当代美学的“生活论转向”:以“生活美学”作为本体论

“新世纪中国文艺学美学范式的生活论转向”是由《文艺争鸣》发起的,《艺术评论》、《光明日报》、《中国文化报》等多家杂志与媒体参与其中,目前已经发表了百余篇重要论文,从生活论转向的本体论建构、西方美学的生活论转向、中国美学的生活论转向、与生态美学的关系、与文化研究的关系等各个角度,共同推动了当代中国美学在新世纪的“本体论转向”。

从国际美学的整体走势来看,艺术哲学、环境美学与生活美学依然成为国内外美学家们所集中关注的新生长点。中国本土“生活美学”的新构,恰恰是与国际美学颉颃发展起来的、深植于本土传统之中的一种中国美学新形态。当代美学的生活论转向,恰恰是中国美学20世纪80年代经过“实践论转向”、90年代经历了“生存论转向”之后的又一次重要的本体思想转向。

2011年是“生活美学”研究继续推展的一年。《艺术评论》第4期上集中发表了德国美学家沃尔夫冈・韦尔施(Wolfgang Welsch)的《艺术如何改善了我们的生活?》、刘悦笛的《“生活美学”:是什么与不是什么?》和杨光的《镜中之像与画中之像――媒介语境中的生活与文艺复兴绘画》。《文艺争鸣》新年的第1期的生活论转向专题发表了王一川的《物化年代的兴辞美学――生活论与中国现代美学Ⅱ》、马建辉的《马克思的生活论思想与当前文艺学、美学生活论转向》、陈雪虎的《思考从“文化”到“生活”的可能性――再谈“生活论”的内涵兼谈共同文化的》、金浪的《日常生活的美学困惑――兼谈美学的生活论转向中的几个问题》。 在美学原理上,论文主要有陈思勤的《当代中国美学“生活论转向”》、樊文春的《美从何处寻――对生活美学形而下的反思》、江渝和张瑞利的《对艺术终结论与生活美学的深层反思》和陈博的《美学生活论转向的社会利弊》;在西方美学上,论文主要有汪德宁的《日常生活如何审美化?――由鲍德里亚的“超美学”看“日常生活审美化”之争》和张冰的《生活论与生态美学――关于艺术的终结命题》;在中国美学上,论文主要有李昌舒的《论南宗禅的“生活禅”思想及其美学意蕴》、郭羿承的《当代艺术・文化商品・生活型态――以齐白石其人其艺为例看“生活美学”》和顾农的《从美学的层面研究生活史》;在艺术美学与门类美学上,主要有刘悦笛的《“生活美学”与当代中国艺术史――在亚洲艺术学会京都年会上的演讲》、余剑峰的《传统庭院中的当代生活美学》和刘方的《城市生活如何更美好:历史借鉴与生态美学反思》。

所谓“生活美学”或“生活论转向”,被大多数的学者将之理解为一种探讨将生活世界与审美活动沟通起来的努力。“新世纪以来,生活论转向开始成为文艺学美学的重要话题,以‘日常生活审美化’启其端,而‘生活美学’承其绪,”[4]如今开始得到全面的推展。从当代中国“美学本体论”的历史嬗变来看,从实践论、生存论到生活论的哲学基础正在实现根本转换。如果说,李泽厚所奠定的是实践美学的“人类学历史本体”而大多数论者则直接持“实践本体论”的话,那么,后实践美学论者所执著建构的就是一种“生存论本体”,而最新出现的“生活美学”实际上走向了一种“生活本体论”。总而言之,从实践美学、生存美学走向生活美学,恰恰构成了当代中国美学的“本体之变”,这已构成了是当代中国美学发展的大势所趋。

三、当代艺术的“全球互动”:以“中国当代”为考察对象

在2010年世界美学大会上,当代中国艺术就已经成为亮点,由国际美学协会新任主席柯提斯・卡特(Curtis L. Carter)所主持的“当代中国艺术”专场得到了广泛关注,其中包括四个主题发言:卡特的《都市化与全球化的挑战》、玛丽・魏斯曼(Mary Wiseman)的《水与石:论中国艺术的表现角色》、刘悦笛的《书法性表现与当代中国艺术》和王春辰的《当代艺术的公共性的审美价值》。

这四篇最新的,都出自魏斯曼与刘悦笛所共同主编的英文版新著《当代中国艺术激进策略》(Subversive Strategies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Art),2011年该书由欧洲著名的布里尔学术出版社出版。[5]这部新著通过中西美学家和艺术批评家之间的积极对话,试图从美学的角度将当代中国艺术的理论与实践展现给世界。整个文集以魏斯曼的《当代中国艺术的激进策略》为开篇,终结于刘悦笛的《观念、身体与自然:艺术终结之后与中国美学新生》,从而将当代中国艺术的“新世界”与“新理论”全方位呈现了出来。

2011年这部新著邀请了世界最著名的美学家阿瑟・丹托(Arthur C. Danto)撰写了《艺术过去的形态:东方与西方》,美学家诺埃尔・卡罗尔(No?l Carroll)撰写了《艺术与全球化:过去与现在》,艺术史家大卫・卡里尔(David Carrier)撰写了《如何误读中国艺术:七个例证》。该书一方面邀请了国际学者来主笔来外在地考察中国艺术,主要有劳里・亚当斯(Laurie Adams)的《当代艺术在中国》和亚伯拉罕・卡普兰(Abraham Kaplan)的《中国艺术中的形而上学》等等;另一方面邀请本土学者来内在地探讨中国艺术,主要有易英的《政治波普艺术与原创性的危机》、文洁华的《殖民香港的经验绘画与绘画理论(1940-1980)和潘幡的《后殖民与台湾当代艺术趋势》等等。

《当代中国艺术的激进策略》有幸被列为布里尔“历史与文化的哲学”系列丛书的第31本,由波士顿与莱顿做全球发行,它是从美学角度深入观照当代中国艺术的首部成果。这套著名丛书的主编迈克尔・克劳兹(Michael Krausz)认为,这本共集中了15位作者(8位美国人与7位中国人)23篇力作的长达四百多页的文集,的确是“对于当代中国文化的重要贡献,对于当代中国文化的跨文化影响的重要贡献,对于中国文化意义的哲学理解的重要贡献。作者既包括中国也包括美国的哲学家与艺术史家们,这是他们关于当代中国前卫艺术研究的第一次合作!”[6]

2011年度,另一个关于当代中国艺术的重要事件是由美国匹斯堡大学高名潞教授发起的,在天津美术学院于11月18日到19日召开了“当代艺术史的书写”国际学术研讨会。这次重要的研讨会聚焦于当代艺术史特别是当代中国艺术史的撰写问题,“当代人如何撰写当代艺术史”的难题更成为了会议的焦点。会议邀请了唐纳德・普雷齐奥西(Donald Preziosi)、詹姆斯・梅尔(James Meyer)、帕梅拉・李(Pamala Lee)等西方著名的艺术史学者与中国学者共同探讨了当代艺术史撰写的理论转向问题。当代中国“艺术生态”在国内外大变局下发生了急遽转变,文化身份性和艺术前卫性变得日趋复杂,对中国艺术史的当代书写而言,如何确立书写者的立场与方法、如何寻求到新的历史叙事模式都亟待得到反思。所以,本次会议的召开对于当代中国艺术史书写而言意义重大,它同时也已取得了丰厚的学术成果。

2011年11月25到27日,在由台湾政治大学主办的“东亚学术现代化”国际研讨会上,潘幡提出了“台湾美术史学的主体与认同”的问题,日本学者冈林洋考察了“日本近代美学的构想”,刘悦笛提交了“近代东亚艺术观源流考辨”的论文,近代以来的中国美学研究也需要在东亚美学的内部互动之间来加以历史的勘察。

四、中美双方对话“美善关联”:以“伦理美学”为交融前沿

当代国际美学界还有一个持续已久的热点话题:美学与伦理学的关联问题,近期的西方许多美学文集都将该问题置于核心位置上。在2010年出版的《今日美学》文选当中,伦理、美学与艺术价值问题得到了专章探讨,其中,“艺术的道德本性”、“伦理与艺术价值的关系”、“艺术的伦理批判”乃至“美学作为伦理学的先导”的问题都得到了深入的探讨,实际上,从更深层的融合来说,这也就是美学与伦理学交融而成的“伦理美学”与“审美伦理学”的问题。[7]

2011年10月12日到14日在美国密尔沃基召开了“未设置的边界:哲学、艺术与伦理学(东方与西方)”国际学术研讨会,本次会议由柯提斯・卡特发起并主持。这是在美国本土举办的第一次中美双方学者直接进行“美学对话”的会议。会议的宗旨,就是为了以美学与伦理、艺术与道德的关联作为共同话题,提升东西方美学之间的交往与理解,不仅由此建构一种共通的全球性对话基础,而且,力求找到不同文化解决同一问题的不同路径。

所以,这次会议邀请了人数相等的美国与中国学者们进行对话,美方出席的学者有诺埃尔・卡罗尔、斯蒂芬・戴维斯(Stephen Davies)、伊万・盖斯凯尔(Ivan Gaskell)、盖里・哈伯格(Gary Hagberg)、约翰・莱萨克(John Lysaker)、理查德・舒斯特曼(Richard Schusterman)、杰森・沃斯(Jason Wirth)和玛丽・魏斯曼,中方出席的学者有高建平、刘悦笛、彭锋、王春辰、文洁华、周宪、刘成纪和程相占。正如《国际美学通讯》报道所见:“目前,当代中国学者们致力于各种努力将传统中国理念整合到指向未来的当代中国思想当中。在这个过程当中,同样也致力于使西方美学与伦理学获得重要性从而来发展他们自身的理论。同样,西方学者们也意识到,他们要通过向关于哲学、艺术与伦理学的中国传统与当论加以拓展,来更多地习得东方的思想。”[8]这次中美互动的国际会议取得了预期的成果,以往的中外美学对话会总是在中国本土召开并邀请国外学者访华,而这次会议则是到美国大陆去寻求更深入的对话,这次交流的象征意义无疑是深远的。

五、“美学译文丛书”复出:向“艺术学”疆域拓展

从20世纪80到90年代,中国学界出版了由李泽厚先生主编的“美学译文丛书”。这套被老主编李泽厚称之为“起步最早,但步伐最慢”、“艰难牛步”又“自行停止”的丛书,既是“西学东渐”又一次开拓性的学术工程,也积极推动了当时“美学热”与“文化热”的充分展开。这套大型丛书前后共出版了49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8本、辽宁人民出版社12本、光明日报出版社11本、中国文联出版社8本),但遗憾的是,由于各种历史的原因,该丛书已停止出版长达二十年之久。

从2010年始,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长赵剑英与刘悦笛共同推动了这套丛书的复出,在得到李泽厚先生的应允之后,“美学译文丛书”更名为“美学艺术学译文丛书”后规划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全权出版。在“美学丛书”后之所以加上艺术学,这是由于原本的译丛就已遵循了“美学与一般艺术科学”的分野规划,而今在中国艺术学的发展更是方兴未艾,因而需要对此加以积极拓展。这套丛书所身处的历史语境,显然已经不同于上世纪80年代的启蒙境况,“放眼看世界”的年代确实亟需“有胜于无”的原则。但而今的学术的整体发展,需要我们在重印经典的同时,也要关注当代学界发展的最近动,同时更要提升出版的学术质量,争取出版更多的精品力作。

“美学艺术学译文丛书”邀请了国际美学界的重要美学家共组成“学术委员会”,这些编委不仅来自欧美也来自东亚学界,主要成员包括国际美学协会荣誉主席约瑟夫・马戈利斯(Joseph Margolis),现任主席柯提斯・卡特,四位前主席诺埃尔・卡罗尔、阿诺德・伯林特(Arnold Berleant)、海因斯・佩茨沃德(Heinz Paetzold)和约斯・穆尔(Jos de Mul),国际美学学会总执委沃尔夫冈・韦尔施与美国执委玛丽・魏斯曼,《英国美学杂志》前主编彼得・拉玛克(Peter Lamarque),《美学与艺术批评》主编苏珊・费根(Susan L. Feagin)、亚洲艺术学会会长神林恒道、韩国美学学会秘书长朴骆圭等。这个阵容强大的编委会,会协同中国编者来共同商定新译的书目,来共同规划这套走国际路线的丛书的发展。

目前,“美学艺术学译文丛书”被规划为“经典系列”与“当代系列”两个系列,前者以古典学术的经典性作为标准,后者以当代学术的前沿性作为标准。从“美学之父”鲍姆加通、“艺术史之父”温克尔曼、“艺术学之父”费德勒之具有“学科建设”意义的基础著作开始译起,最先出版鲍姆加通(最早提出“美学”)的《诗的哲学默想录》中文、拉丁文双语版和温克尔曼的《希腊美术摹仿论》中文、德文双语版,古典系列还将出版更具学术价值的“笺注版”。第一批即将出版的书目有:鲍姆加通《诗的哲学默想录》(1735)、鲍姆加通《美学》(1750)、温克尔曼《希腊美术摹仿论》(1755)、温克尔曼《古代艺术史》(1764)、费德勒《艺术活动的根源》(1887)、德索阿尔《美学与一般艺术学》(1906)、杜威《作为经验的艺术》(1934)、塔塔科维兹《美学史》三卷本(1962)、神林恒道《艺术学手册》(1989)、潘编《东方美学史料选编:日本卷》、刘悦笛编《东方美学史料选编:朝鲜卷》;当代系列目前纳入的暂有马戈利斯《美学:从古典到当代》(2008)、柯提斯・卡特《艺术与社会变革:国际美学年刊》(2009)、魏斯曼和刘悦笛《当代中国艺术激进策略》(2011),这套丛书将继续致力于推动中国美学、艺术与文化的当展。

总而言之,当代中国美学已经逐渐融入了“全球对话主义”当中,正如国际美学协会主席卡特对于中国美学的期待所言:“中国文化、艺术和美学,向来对世界文明有丰富而意义深远的贡献。我对中国在艺术和美学上的未来怀有极大的期待。如今,当代中国艺术家在全球艺术世界里具有令人崇敬的地位。今天,一些最具创作性的艺术作品皆出自中国艺术家之手。在中国,人们对美学领域有广泛的兴趣,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北京2010世界美学大会吸引了1000多名来自中国和世界各地的学者。中国学者的美学著作也对东方和西方学者越来越有吸引力。我认为,这些发展的确是非常积极的讯号,预示着美学在中国有着光明的未来!”[9]

未来的美学之路,就在所有的中国美学工作者们的脚下。

注释:

[1] [荷]海因斯・佩茨沃德:《当代全球美学的“文化间性”转向》,见刘悦笛主编:《美学国际:当代国际美学家访谈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页。

[2] 汝信:《当代中国美学研究・序》,刘悦笛、李修建:《当代中国美学研究(1949-2009)》,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页。

[3] 杜维明、许友渔、李公明、刘悦笛、干春松、杨煦生、谢遐龄、尤西林、李泽厚、钱理群、黄子平:《李泽厚与80年代中国思想界》,《开放时代》2011年第11期。

[4] 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编:《文艺学新周刊第89期・美学研究的生活论转向》导言部分,见wenyixue.bnu.省略/。

[5] Mary B. Wiseman and Liu Yuedi eds., Subversive Strategies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Art, Leiden and Boston: Brill Academic Publishers, 2011.

[6] 彭筠:《〈当代中国艺术激进策略〉出版》,《世界美术》2011年第2期。

[7] Robert Stecker and Ted Gracyk eds., Aesthetics Today,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pp. 343-379.省略/。

[9] [美] 柯提斯・卡特、刘悦笛:《中国美学和艺术:在开放与“中国性”之间――与国际美学协会主席柯提斯・卡特对话》,《中华读书报》2011年2月2日。

刘悦笛:国际美学协会五位总执委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副研究员

上一篇:艺术跨界与艺术观念的变迁 下一篇:首届“中华艺文奖”获奖者获奖感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