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子百家生态意识探究

内容提要　生态意识又称为环境意识。在诸子百家论述中产生了较为丰富的生态意识，针对老庄、孔孟、管子、荀子等的生态意识逐一剖析，并指出正确认识这些生态意识将对我们现代生态实践活动产生积极的借鉴作用。

关键词　诸子百家；生态；生态意识

作者简介　袁付成(1971－)，男，信息工程大学理学院人文社会科学系讲师。(河南郑州　450002)

生态意识又称为环境意识，它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世界环境保护运动，是人类对人与自然环境关系的一种意识形态和思想观念。生态意识是指人们为谋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而形成的一套思想观念，其主要内容包括生态保护意识、能源节约意识、消费简约意识、亲近自然意识、环境优化意识等。目前人们一方面在享受高科技所带来的舒适生活，另一方面却又变本加厉地破坏着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生态。为了人类自身的长远生存，就必须走出“人类中心主义”，对自身的行为进行深入的反思，反思的目的就是重新确定人与自然的关系，重新确立人在自然界的地位，以寻求一种新的更加适合人类生存的对待自然的态度。为此，我们探究诸子百家生态意识的种种表现的目的在于重新审视基于古典农业文明基础上的东方传统生态的生态意蕴，从中吸取生存与发展的精神资源。

一、诸子百家的生态意识的主要表现

(一)老庄。“道”是老庄哲学的核心，它体现了老庄对自然界逻辑构成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生态认识。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老子第42章)，世界万物是从“道”中产生出来的，“道”是天地万物生成的本原和基础。又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第25章)，“自然”是自然而然、本来如此之意，天、地、人、“道”都是遵照本身的自然规律而不断发展变化着，其发展变化的规律是通过“自然无为”而体现出来的。宇宙自然的产生与发展是一个动态的生态运行过程，人在其中应该遵循一定的活动规律，这显然对伦理道德层面上的可持续发展原则有积极的指导意义。

关于对生态破坏而引起紊乱的忧患意识。老子认为“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老子》第44章)，过分偏爱某种东西必然招致重大的损耗，过多聚敛天下钱财也必然招致更多的亡失。而“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老子》第49章)，对贪欲造成的危害表达了深沉的忧虑。“夫弓驽、毕戈、机变之知多，则鸟乱于上矣；钩饵、网罟、罾笱之知多，则鱼乱于水矣；削格、罗络、置罘之知多，则兽乱于泽矣。”(《月去箧》)，揭示了由于人类使用各种智巧制作工具来捕捉动物，使得自然界中的各类动物陷于一片混乱之中，造成了生态平衡的破坏。

关于“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生态和谐思想以及“以道观之，物无贵贱”的平等精神。在庄子那里，生态和谐与平等精神是一个重要的命题。他主张，“以道观之，物无贵贱；以物观之，自贵而相贱”(《庄子・山木，书名下略》)、“天地一指也，万物一马也”、“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齐物论》)。他反对把贵贱的观念应用于自然界，反对以人类自己为中心的妄自尊大心态；人类是自然界平等的一部分，应充分尊重自然界其他生命的平等身份和基本权利。庄子的这一平等意识是基于对自然界万物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相互转化的理解。“野马也，尘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逍遥游》)，充分肯定了不同事物之间息息相通、时时刻刻相互影响的情况。不仅如此，他还以食物链内各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来论证他的万物联系观点，“民食刍豢，麋鹿食荐，虫即蛆甘带，鸱鸦嗜鼠”(《齐物论》)，这显然是对生态运行机制的恰切表述。

(二)孔孟。关于孔子生态意识。(1)生态和谐理想。孔子以“仁”立学，主张“天下归仁矣”。(《论语・颜渊，书名下略》)为了实现“天下归仁”的理想，孔子吸取《周易》智慧，主张树立“畏天”即遵守自然规律的生态伦理意识，培养“乐山乐水”的生态伦理情怀。通过仁人志士培养起“乐山乐水”热爱大自然的生态伦理情怀，将人间的和谐与自然的和谐自觉统一起来，去实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公冶长》)的儒家社会理想。(2)生态道德。孔子认为“天生德于予”，所以要敬天修德，才“可以无大过”，主张既要对人讲道德，也要对天讲道德，不要人为地破坏“四时行焉、百物生焉”的天地万物运行规律。孔子明确提出“仁者乐山”生态伦理，主张“泛爱众而亲仁”，自觉培养“乐山乐水”热爱大自然的生态伦理情怀。“子曰：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雍也》)孔子的这种生态道德观对后世儒者道德修养影响极大，即孔子不仅主张“仁者爱人”，也强调“仁者乐山”，作为君子必须仁爱人民、热爱大自然，这就把生态伦理教育有机地融入到人伦道德教育之中。今天随着生态哲学的蓬勃兴起，深入挖掘孔子这种“乐山乐水”的生态伦理思想，自觉地将生态道德教育与人伦道德教育结合起来，无疑有着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3)生态爱护。“(孔)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论语・述而第七》)体现了孔子的生态和谐爱护观。在对自然资源的使用上，他反对贪欲、提倡节俭，认为“奢则不孙，俭则固”(《学而》)、“政在节财”(《孔子世家》)、“君子惠而不费”(《尧日》)、“礼欲其奢也，宁俭”(《八佾》)。他提出的弃奢取俭主张虽不是针对生态问题，但是其自然资源节约意识也可以说是生态伦理意识的体现。

关于孟子生态意识。孟子也是通过很多其它方式表达了自己对自然界具体事象的生态关怀，主要有：(1)重农循时意识。“不违农时”以及“斧斤以时入山林”(《孟子・梁惠王上，书名下略》)，均是其循时意识的反映。在此不仅提到了农作物种植与山林砍伐的季节性、指出生态的循时性特征，而且把它提升到“王道”的高度，显示出对它的高度重视。(2)爱物意识与生态忧患意识。“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尽心上》)，孟子把君子爱民与爱物有机地统一起来，把人类社会所拥有的道德规范延伸到珍惜爱护自然万物的领域，表达了他的爱物情怀。“牛山之木尝美矣，以其郊于大国也，斧斤伐之，可以为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润，非无萌蘖之生焉，牛羊又从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见其濯濯也，以为未尝有财焉，此其山之性也哉?”(《告子上》)。显然是对自然资源遭到破坏的忧患，是生态忧患意识的体现。

(三)荀子。(1)生态道德。“夫义者内节于人，而外节于万物者也，上安于主，而下调于民者也。内外上下节，义之情也。”(《荀子・强国，书名下略》)荀子的“义节于万物者也”，表达人类对自身和自然存在物关系的规范和评价体系，“义”就成为一个既涵盖人际道德又包括生态道德的完整统一的道德概念。荀子

以人类生存和发展为视角，将人与自然的关系纳入道德思考的范围，认为人的存在不仅要在人与人的关系中体现出来，而且要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体现出来。(2)生态自然。“天”就是客观现实的自然界。“列星随转，日月递，四时代御，阴阳大化，风雨博施，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不见其事而见其功，夫是之谓神。”(《天论》)这些自然现象，都应该归于“天”的范围。“川渊深而鱼鳖归之，山林茂而禽兽归之，刑政平而百姓归之”；“川渊者龙鱼之居也，山林者鸟兽之居也，国家者士民之居也”；“川渊枯则龙鱼去之，山林险则鸟兽去之，国家失政则士民去之”(《致士》)。荀子直观朴素地把禾苗、树木、鱼龙、鸟兽等的生存与发展同雨露、川渊、山林的存在和发展联系在一起，有着重要的生态学意义。“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天论》)荀子认识到了客观物质世界有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这是他的生态自然观的科学之处。(3)生态价值。“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人何以能群?曰：分。分何以能行?日：以义。”(《王制》)萄子不仅将“群”的含义从生物学扩展到社会学，而且突出了人在进化链条中的重要性和特殊性。

(四)管子。(1)大农业生态。在对自然规律的认识上，《管子》提出，“天不变其常，地不易其则，春秋冬夏，不更其节，古今一也”，“其功顺天者，天助之；其功逆天者，天违之”(《管子・形势》，书名下略)，认为自然有其运行的规律，人们在行事时要以自然规律为依据。在对山林和生物的认识上，《管子》也富于生态关怀，如《立政》篇认为“富国有五事”，其中把山林以及桑麻等作为重要的农业资源来看待，注重其间的合理配置，显然是一种大农业生态观。(2)重视自然要素，摆正人与自然的正义关系。《管子》的自然要素包括土地、水流、山林、生物以及时令等，它们与人类有密切的关系，如“地者，万物之本原，诸生之根菀也”(《水地》)、“理国之道，地德为首”、“夫民之所生，衣与食也，食之所生，水与土也”(《禁藏》)，充分肯定土地对人们的实用价值。“水者，地之血气，如筋脉之通流者也”、“水何也?万物之本原也，诸生之宗室也”(《水地》)，视水为农业的生命，说明了水的自然属性以及水对人类社会生活的重要性。“善为国者，必先除其五害”，五害即水、旱、风雾雹霜、厉、虫。五害之中，“水最为大”，“水妄行则伤人，伤人则困，困则轻法，轻法则难治，难治则不孝，不孝则不臣矣”(《度地》)，不仅谈了治理水害的重要性，还分析了因水害而可能引发的连锁反应。这些看法对今天的水土流失或缺水而引发的某些社会问题确实具有很重要的生态意义。(3)注重生态实践。“民之能树艺者，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鼓励植树造林，并对植树造林的好手要给以重奖。“修火宪，儆山泽林薮草木，天财之所出，以时禁发也”，“山林虽近，草木虽美，宫室必有度。禁发必有时”(《立政》)，要制定防火的法令，山林资源的开发要有节度，注重资源的生态恢复。

二、诸子百家生态意识的价值体现

老庄哲学的核心“道”体现出了对自然界逻辑构成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生态认识。孔孟的生态观是基于其对“天”以及“天人关系”的宏观认识上。管子生态理念集中体现为大农业生态观。荀子的“天”更多的是自然色彩，本质上的自然规律。荀子的突出贡献在于提出了“天人相分”理论，高扬了人在自然界面前的主体地位。但是，荀子的这一理论是建立在人和自然界协调一致基础上的。在中国古代，“天人合一”既包含着人对“自然义”的自然规律的能动的适应和遵循，也意味着人对“主宰义”的自然的被动的崇拜和顺从。荀子的“天人相分”虽然表达了人类在自然界面前的本质力量，但是，其思想中仍然有着“顺天”的重要内容。例如，他在强调“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循道而不忒，则天不能祸。故水旱不能使之饥，寒暑不能使之疾，妖怪不能使之凶”(《天论》)的同时，又认为“圣人清其天君，正其天官，备其天养，顺其天政，善其天行，以全其天功”(《荀子・天论》)；在承认“唯圣人为不求知天”(《天论》)同时，又倡导“其行曲治，其养曲适，其生不伤，夫是之谓知天”。一方面，荀子认为自然界不能主宰人事，另一方面，荀子又认为自然界有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人类必须尊重、认识和利用自然规律。荀子的“天人合一”理论对于生态伦理学的贡献在于，它不仅启动了生态伦理学源远流长的发生学的历史进程，而且通过高扬人和自然协调一致的致思方式和价值取向，为现代生态伦理学提供了一个哲学构架。“天人合一”不仅是克服“人类中心论”顽症的一剂良药，而且也是催生从生态中心论到生态协调论的一粒催化剂，是从现代文明过渡到后现代文明的哲学桥梁。

今天，我们对待今天地球上原初的、人迹未至或很少到达的区域，就应该运用老庄的“生态智慧”；除了特别重要的科学考察要求必去之外，尽量不让别的人们去参观、探险，减少人们对此类区域的强力干扰，让这些地方的生态链不要因为人群的介入而发生破坏，让地球上的这些最后静土保持一份“纯真”。而对于自然界中那些人化色彩很强烈的地区，应倡导儒家的“生态智慧”，采取其中“天人合一”的合理成分，做一些恢复自然绿色风貌的必要工作，如栽花种草，在尽可能的地方大量栽树，寻求人与周围生态环境的和谐与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