馆藏精品 5期

“晋仲韦父”

时代：西周（公元前11世纪-前771年）

现藏：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藏品特征：通高25.6厘米，口径13.2厘米，1988年曲沃县曲村出土。出土于南侧棺椁间。盛酒器，带盖四足，筒状流，裆下有双环，兽首形錾，盖顶为猪形钮，盖与器由环链相连。盖和口部各饰一长尾鸟纹，云雷纹地。流饰斜角云纹。盖内有铭文2行，器口内有铭文3行，内容相同，计12字，为“晋仲韦父乍旅其万年永宝”。该为国家一级文物。

相关背景资料：是古人调和酒、水的器具，用水来调和酒味的浓淡。早在新石器时代便已出现陶岙，商代早期出现青铜岙，其后盛行于商晚期和西周，直至春秋战国。的形制较多，通常为圆口，深腹，有盖，前有流，后有錾，下有三足或四足，盖和之间有链相连。

兔尊

时代：西周（公元前11世纪-前771年）

现藏：山西博物院

藏品特征：通高22.2厘米，长31.8厘米，1992年曲沃县北赵村晋侯墓地8号墓出土。兔作匍匐状，双目前视，两耳向后并拢贴于肩部，四腿蜷曲下蹲，臀部有一短尾。器物腹部中空，背上立粗硕的喇叭形尊口，外撇，无盖。足底有圆角方形底座，也可视为圈足。兔身两侧饰三层依次凸起的圆形纹饰，由里向外依次是火纹、四目相间的斜角雷纹和勾连雷纹。兔嘴角两侧有十字形符号，可能有一定的文化寓意。这件器物造型奇特，在出土的商周时期各种动物造型尊中独树一帜，将实用性与艺术性完美地结合在一起，极富想象力和创造性。该尊整体造型既生动地表现了兔子负重的艺术形象，又巧妙地保留了标准尊形的要素：圈足、长颈、喇叭口。国家一级文物。

相关背景资料：以兔形为尊的青铜器形，于晋侯墓地中首见。在晋侯墓地的M8组（晋献侯夫妇）、M64组（晋穆侯夫妇）墓中均有数个铜兔尊作为礼器陪葬，且大小不一、形制有别。商周时期，兔已作为祭祀的牲物出现在贵族礼仪中。《礼记》载：“凡祭宗庙之礼，牛日一元大武……兔日明视。”祭祀宗庙在中国古代是“唯此为大”之事，兔作为牲物之一，被赋予了很高的文化地位。兔虽非六畜之一，但在文化地位上与六畜成员不相伯仲。以兔形为尊，用作礼器，正反映了兔的文化地位。另外，晋国人偏爱动物题材，晋国青铜文化吸纳了许多草原文化因素，以兔为造型的尊反映了这一显著特点。

龙耳人足方盒

时代：西周（公元前11世纪-前771年）

现藏：山西博物院

藏品特征：高9.3厘米，口纵8.8厘米、口横19.2厘米，1993年曲沃县北赵村晋侯墓地63号墓出土。长方形盒，顶部有两扇可以开启的小盖，其中一盖设卧虎形钮。方盒四面各攀爬一条回首吐舌的龙形耳，四隅有勾曲形棱脊。方盒以4个裸身跽坐的人形为足，其背对方盒，双手后摆，背负手抬以承其重。盖面饰两头龙纹，四周围有箭镞形几何纹。盒壁饰变形兽体纹，下为波曲纹。国家一级文物。

楚公逆钟

时代：西周（公元前11世纪-前771年）

现藏：山西博物院

藏品特征：1组8件，最大者通高51厘米，铣距28.8厘米；最小者通高22厘米，铣距12厘米，1993年曲沃县北赵村晋侯墓地64号墓出土。这套钟为编钟，8钟成编，国家一级文物。根据纹饰的差异可分为两型三式。一型一式有4件，甬部略作椭方形，于部弧度较浅，枚等部位用浅细的单线划分，间饰有尖凸的乳钉纹。舞部饰勾连云纹，旋饰目雷纹，鼓部饰龙、凤、虎等相纠的纹饰，篆部饰须、爪细长的墨鱼纹。有数钟的鼓侧有一竖耳、身披鳞甲的动物，为第二基音标志。一型二式有2件，是整套钟中最大的一件，除以浅细的阳线连珠纹取代尖凸的乳钉纹外，其余与一式相同。二型有两件，是整套钟中最小的两件，纹饰由较粗深的线条组成。篆、鼓部均饰云纹，第二基音的标志是鸾鸟纹。从所存的铭文内容看，似乎与前6钟铭文无关。具体内容尚有待于深入研究。前6钟均铸有铭文，多数为锈侵蚀，文字残泐较甚，数钟钲部铭文保存尚可。从现存的铭文看，内容记叙了楚公逆为祭祀先祖出巡四方，四方首领入贡赤铜九万钧，楚公逆用以制钟。

相关背景资料：铭文上的楚公逆一般被认为是《史记・楚世家》记载的熊号，其在位时间与晋穆侯相当，这套礼器当为熊号所有，是目前所发现的西周时期铭文最多的楚国青铜器。史籍记载的晋、楚相交，约在春秋早中期之际，现晋穆侯的墓中出土了楚公逆钟，将楚晋交往的历史提早到了西周晚期。两周时代，以晋文化为代表的黄河流域文明与以楚文化为代表的长江流域文明不断碰撞、交流、融合，这套青铜器正是这段历史的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