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娼妓管理试探

［摘要］本文试从明朝娼妓业的发展状况及官府应对政策，浅析明朝娼妓管理，也为当今类似现象做一定借鉴之用。

［关键词］明朝；娼妓；官府；管理

Abstract:This article tries to analyse the Ming dynasty prostitutes management from its development and the official policy response, and it also could be as some certain reference for today's similar phenomenon.

Key words: the Ming dynasty；prostitute；official；management

中图分类号：C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管子治齐，置女闾七百，征其夜合之资，以资国用，此即教坊花粉钱之始也。”[[1]王书奴.中国娼妓史.北京：团结出版社，2004.7.][1]这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的官营妓院起源。至于娼妓定义，即“因要得到他人相当报酬，乃实行性的，以满足对方的，是为娼妓。”[[2]同上.3-4. ][2]

一、明朝娼妓业的发展状况

明洪武初年有记载：“太祖立富乐院于干道桥……夜半，忽遗漏，延烧脱欢大夫衙……复移武定桥等处。太祖又为各处将官妓饮生事，尽起赴京，入院居住。”[[3]刘辰.国初事迹.明泰氏绣石书堂钞本.10.][3]同时又有“今时娼妓布满天下……两京教坊官收其税，谓之脂粉钱。隶郡县者，则为乐户，听使令而已。”[[4]谢肇.五杂组十六卷.明刻本.133. ][4]且“洪武初年，建十六楼以处官妓，淡烟，轻粉，重泽，来宾，称一时之盛事。”又有记载曰：“金陵都会之地，南曲靡丽之乡。”[[5]同[1].201-202.][5]由此可见，明朝初年，不论是都城富乐院还是地方如金陵官营妓院，其发展态势均十分繁盛，加之明朝初年官府对娼妓业支持，使娼妓业兴旺不衰。

但至明中期，宣德年间曾对娼妓业有禁令，但“（娼妓）虽绝迹公庭，而常充里。又有不隶于官，家居而卖奸者，谓之土妓，俗谓之‘私窠子’，盖不胜数矣。”[[6]同[4].133.][6]前期繁盛并未延续，官营妓院走到了中晚期。但明禁令并不严厉，虽禁犹开，不过明朝官府有意识的抑制，确实使官营妓院开始走向没落，而私营妓院却因需求更加兴盛，同时也影响时下民风。如“弘治、正德初，良家妆饰，耻类娼妓。……近时，治容犹胜于妓，不能辩矣，风俗之衰也。”[[7]吴刚.中国古代的城市生活.北京：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1997.204.][7]私营妓院极大的影响了当时妇女的妆容与装束。

时至明朝晚期，娼妓之风愈演愈烈，尤以万历年间为甚。“明万历之末，上倦于勤，不坐朝，不阅章奏。辇下诸公亦泄泄沓沓。然间有陶情花柳者，一时教坊妇女，竞尚容色，投时好以博赀财。”[[8]王书奴.中国娼妓史.北京：团结出版社，2004.199. ][8]又有“万历丁酉（二十五年），冰笔梅史以燕都妓曲中四十人配叶以代觥筹……”[[9]同上 ][9]从上至下，万历年间娼妓之风盛行。同时晚明的秦淮八艳更显示了娼妓业的昌盛。

二、明朝娼妓的来源

1、官妓主要为以下三个来源：

明灭元后，蒙古族后裔被贬为乐人。“金陵旧院，有顿、脱诸姓，皆元人后没入教坊者。”[[10]王士.池北偶谈卷一二.北京：中华书局，1982.287.][10]其所贬入教坊司之人即为蒙古族后裔。

世世代代为乐户者或因家贫等原因被迫卖入教坊。

因政治等原因被惩罚沦入教坊。如明朝靖难之役，朱棣入城后，“铁铉妻杨氏，年三十五，送教坊司；茅大方妻张氏，年五十六，送教坊司。”[[11]李真瑜.明代宫廷戏剧史.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10.208. ][11]此即将罪臣妻女籍入教坊者。

2、私娼来源主要有以下两种：

因贫困、饥饿、债务等为父母、丈夫所卖或自卖。

被人口贩子拐卖。

三、明朝对娼妓业的管理

1、明朝官府对官妓隶属的规定

明太祖朱元璋重礼乐教化，明洪武初年沿袭前朝旧制，礼部下设教坊司。教坊司主要工作是“掌宴会大乐”、“掌乐舞应承，以乐户充之”[[12]同上.35. ][12]。因此，教坊司的职责便是执掌殿廷朝会舞乐应承。有时官妓匮乏，则以郡县之中的乐户补给教坊所缺。

对于官妓，“京师教坊官收其税钱。隶郡县者，则为乐户，听使令而已”[[13]谢肇.五杂俎卷八.明刻本.133. ][13]，即明朝在两京设有南、北教坊，其均隶属于礼部，在地方上则称之为乐户，隶属于府县，均需服从于礼部或者府县的管理。

2、明朝官府对私娼隶属的规定

对于私娼，其亦需在官府中注册乐籍，虽然私娼不隶属官府，但她们的身份以乐籍的形式存在于官府的档案之中，官府可以通过整顿社会秩序，维护道德风化等方式对私娼进行管理干涉，同时官府也对其收税，名曰间接管理。

3、官妓从良条件

官妓从良与前朝一般，基本上有两个条件：一是官府除籍，二是偿还身价钱。另外还有所限制，在教坊司内，允许从良的仅限于原是良家女子的乐人，因政治原因沦入乐籍的，如“乐籍，因明永乐时不附靖难兵，遂编为乐籍，世世不的为良者”[[14]同[11].41. ][14]，其身份不能改变。

4、私娼从良的条件

关于私娼从良，一般私娼从良需花钱为自己赎身并取得从良文书，赎身钱由妓院鸨母规定。如在《警世通言》中提及，私娼玉堂春与礼部尚书之子王景龙相好，因要与之结合，故只能花二万两银赎身，取得从良文书。按照人民币与明代银两的换算方法，这赎身钱起码是四百万人民币以上，这是一笔极大的花销。同时，因为官府对其所收的脂粉钱，娼妓所得大部分为官府与妓院鸨母所吞，因而，并不是每个私娼都能为自己赎身，绝大部分的私娼只能终老于妓院之中。

5、对娼妓及其相关人员服饰穿着规定

元朝规定“娼妓穿皂衫，戴角巾儿；娼妓家长并亲属男子，裹青头巾。”[[15]大元圣政国朝典章六十卷新集至治条例不分卷.清影元钞本.518. ][15]明太祖对此有延续性规定：“教坊司乐艺（戴）青字头巾，系红线褡膊，乐伎明角冠，皂褙子，不许与民妻同。”同时还规定：“教坊司伶人常服绿色巾，以别士庶人服”。[[16]吴刚.中国古代的城市生活.北京：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1997.205. ][16]另外，男子需“足穿带毛猪皮靴，不容街道中走，止于道傍左右行”，而娼妓本人则需“皂冠，身穿皂褙子，出入不许穿华丽衣服”。[[17]刘辰.国初事迹.明泰氏绣石书堂钞本.10. ][17]这些都明确的表明，明朝明令对娼妓业中的有关人员进行服装上的管理，让其装束与良民不一样。官府将其划入社会最底层，在服饰上强迫他们以带有侮辱性的衣料及颜色制作服饰，以示区别于良民。

6、明朝官府对官吏、醮娼的规定

官场上的应酬、政治中的交易甚至是官吏自身对于欲望所求，都可能使官吏与这些娼妓们产生联系。但明朝明令禁止官吏，处罚也十分严重。

明洪武初年“太祖立富乐院于干道桥……禁文武官及舍人不许入院，止容商贾出入院内……”[[18]同上 ][18]明朝官吏及舍人被禁止进入富乐院与娼妓玩乐，而商人是唯一被允许进入的。同样，明朝官府对于官吏娶娼妓为妻的处罚是严酷的，其良贱之分也是十分明显，“曾祖父母、祖父母、父母犯十恶、奸盗、除名等罪，妻不是以礼娶到正室，或是再醮倡优婢妾，不许申请。”[[19]吴琦.明清地方力量与社会力量.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296.][19]在明朝礼制体系下，娼妓虽然可以跳出贱民妓籍从良，嫁为人妻，却不可能像良人妇女那般受到贞洁旌表。

同时官府对于官吏醮娶娼妓处罚十分严厉，“良男娶奴婢为婚，杖九十，离异。良女与奴为婚，杖八十，离异”；“关于良民与贱民通婚，明律是严厉禁止的”；“职官取娼为妻：杖六十，离异”；“叶国珍同苏州混坐，鞭击数十，发瓜州做坝”[[20]杨一凡.明初重典考.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23，25,27,69. ][20]。由此可知，良贱鸿沟不可逾越，但更重要的是明朝官府为维护其统治，使官吏为官清廉不贪财色，便对此施以重刑，以儆效尤。

虽然明朝明令禁止官吏，但却屡禁不绝。有不少官吏对法令熟视无睹，以身试法。我们可从官吏狎妓这一点，侧面看出明朝官府对娼妓业虽有严格法令，但因脂粉税收是其财政来源之一，故虽有官吏情况，也不时对官营妓院颁发禁绝令，但未永绝娼妓业。

四、明朝娼妓管理的意义

明朝对于官、私娼妓业的管理，时而禁绝官营娼妓业，私营娼妓业又一直不处于法定准许下经营，又为严厉禁止，从中不难发现，有明一代对娼妓业管理的用意。

首先是禁止官僚贪图享乐，防止像前朝一样有不正之风。同时，娼妓业的存在，可以吸收商人财富。另外，“京师教坊收其税钱，谓之脂粉钱。”[[21]谢肇.五杂俎卷八.明刻本.133.][21]妓院缴纳脂粉钱，官府以此缓解国库空虚。凡此种种，皆可看出，在明朝虽对娼妓业时有禁止，但并未彻底实行禁绝。由此又联想到现代社会的色情业，政府明令禁止却仍是屡禁不止，频频抓捕黄赌毒，层出不穷，或许在明朝官府管理中，我们也可看出现代社会中暗娼存在以及政府管理的无奈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