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宣传奇 第6期

维达·沙宣的去世以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式惊动了圈里圈外人：时尚界人士纷纷扼腕叹息这位造型大师离去时，推特上的“无知大众”却纷纷表示：“哇，原来沙宣不只是洗发水，还是个真人啊!”

这多少有些蹊跷：以他命名的枣红色洗发水瓶出现在世界各地居民家的卫生间里，那句“我们的光彩来自你的风采”(Ifyou don’t look good，we don’t lookgood)的广告语，像童谣一样伴随一代人长大；在欧美，沙宣沙龙仍是时尚弄潮儿的聚集地；而在发展中国家，任何真真假假带有“沙宣”字样的美发学院都意味着品质。沙宣的名字极为大众所熟知，却少有人知道他是个真人。

这似乎在以某种方式诉说着：属于沙宣的传奇已经是过去式了。“头发还会长出来的。亲爱的”维达·沙宣1928年出生在西伦敦的哈默史密斯区。在经历了被父亲抛弃、半夜被房东赶到街头和短暂的寄人篱下后，沙宣的母亲不得不把4岁的儿子寄养在一家犹太孤儿院，一个月只被允许探视一次。两年后，沙宣的弟弟艾弗·沙宣也加入了。这段长达七年的时光被兄弟俩迥异的性格催化为不同的人生。虽然必须忍受孤独之苦，时不时挨饿挨打，但经历了短暂伤感后，天性乐观无畏的维达兴致勃勃参加了孤儿院的犹太教堂唱诗班，并在校长的影响下盘算着成为一名足球运动员。直到2010年，功成名就的沙宣带着电影团队到孤儿院旧址取景时，回想起那段岁月，他仍兴奋地抱住孤儿院现任负责人伊斯雷尔·埃利亚，告诉他如果没有犹太社区当初的善举，他不可能达成今日的成就。

而天性敏感的艾弗一直没能走出这段阴影。“(艾弗)他人很可爱，只是好像从来没能从孤儿院走出来。”艾弗后来和母亲交恶，直到中年仍会苦涩地问哥哥：“为什么是咱们被送到了孤儿院?”这样的困惑一直持续到1976年，46岁的艾弗被心脏病匆匆带走。

1948年，20岁的沙宣作为志愿军加入了以色列国防军，参加了当年的阿以战争。在加沙度过的这一年被他称为“人生中最棒的一年”。“以色列彻底改变了我。想一想，一个民族被打压了2000年，但是一夜之间，一个属于犹太人的国家出现了……我们所做的一切给了我巨大的信心，也让我获得了强烈的归属感。”

一年后，带着这份年轻士兵能征服一切的盛气，沙宣回到伦敦，继续他被战争中断的理发店学徒生活。

他对头发完全没有感觉，但因为“年轻女孩在店里进进出出，也就觉得这份工作还不错”。彼时，沙宣的老板雷蒙德·贝森(也被呢称为“弄一弄先生”，因为他在给女士们设计发型时总爱拿着梳子叨唠：“就这儿弄一弄，那儿弄一弄……”)是业内最优秀也是最为严苛的理发师，“到店里的时候，你的裤子不能有一个褶儿，皮鞋必须锃亮，指甲也得是干净的，不然他就会让你回家。”

虽然这段学徒生涯让沙宣学会了理发的基本技术，但他后来承认，自己很快厌烦了雷蒙德那套古板老套的处理头发的方法：大量的发胶和日复一日的烫发，让迈入理发店成了一种折磨。时代在不安地酝酿着变动，也在呼唤着属于自己的新发型。

1954年，拿着继父的1400英镑，沙宣在伦敦邦德街开了一家小型沙龙，终于有机会在真人脑袋上演练。早在以色列时，沙宣就对建筑有兴趣，并对20世纪初产生于德国的包豪斯风格十分着迷，虽然没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并从事建筑业，但他开始在一块十分独特的场地上实践自己的建筑梦。

在2011年接受《建筑文摘》采访时，他说：“我的整个工作想法都来源于包豪斯，研究人脸的骨骼结构，用发型来揭示脸型的特点。60年代我在纽约见到了马歇·布劳耶(包豪斯第一期学生，著名设计师)，虽然工作领域完全不同，但我们的工作都在于利用角度和几何创造美感。他夸我的作品开天辟地，这是我最骄傲的事情!”

但沙宣的想法并非一开始就获得成功：当女顾客因为被他剪坏了头发感觉无法见人开始哭哭啼啼时，他只好安慰说：“头发还会长出来的，亲爱的。下次还回来找我剪吧。”直到十年后，当他给格蕾丝·柯丁顿(现美版VOGUE视觉总监)和关施南剪出波波头后，几乎一夜之间，邦德街的这家小店成了全伦敦最时尚的地方。沙宣著名的座上客还包括演员米娅·法罗、迷你裙发明者玛丽·昆特以及罗曼·波兰斯基。当时在英国留学的亦舒在《留学生日志》中也写到过沙宣沙龙的火热程度：“英国最著名的自然是维达·沙宣发型屋，可惜沙宣本人永不出现，他又没本事找一把毫毛喝声变，所以均由他的徒子徒孙搞掂。还得一小时一小时地算钱，把顾客搁在椅子上坐一小时，也算五镑，奇怪得很。”

摇摆伦敦，摇摆的60年代

有人形容沙宣“独自一人创造了整个现发行业”，而实际上，他的传奇相当程度上得益于时代的助力。关于上世纪60年代的伦敦，有人回忆：“我不知道伦敦算不算是在摇摆，但我们的确都波波头了!”(I don’t know whether London wasswinging，but we did bob!Bob作为动词意味‘晃来晃去’，名词则是波波头。这里是双关语。)

在经历了上世纪50年代的经济紧缩后，60年代英国经济开始快速复苏，泡沫瞬间张开，以乐观和享乐主义为指向的文化革命开始萌芽并迅速占领了年轻人的心。1966年4月，《时代周刊》做了一期名为“摇摆伦敦”的专题，这个生动的形容因此被开始用来描述新兴的摩登事物。

在这种摇摆中，社会制度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裂缝，一种叫做“机会”的东西开始从缝隙中蜂拥而出。沙宣这样回忆60年代：“我爱那段时间。那时‘精英阶级’开始占上风，一切不再是贵族阶级说了算。你开始有可能通过打拼跻身社会名流。如此多的年轻人开始给英国冠上它从前想也不敢想的名字，完全颠覆了它的古板形象。”

沙宣在发型上的观念也呼应并配合了那个赋予他机会的时代。人们通常有这样的经验：从青少年时期起，政治观念开始觉醒，头发就成了一个有力的叛逆工具。头发容易摆弄，改变起来价格便宜，似乎天然为政治运动而生。

沙宣设计的造型一开始就是具有政治意味的：它变革了女性美的含义，将女士们从烫发的煎熬中拯救了出来。格蕾丝·柯丁顿这样描述沙宣在上世纪60年代的地位：“他是60年代早期整个造型的灵魂人物。剪完头发，你获得的是一种自由感。他的每一剪都极端精确，不管你怎么晃悠脑袋，也不会有一撮过长的头发停留在不该停留的地方。”这一切都和时代的口味完美吻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