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婉莹:杜绝有偿报道关键在制度改革

时代周报：《纽约时报》日前刊发的有关中国媒体有偿报道的文章引发巨大的争议，你对此怎么评论？

陈婉莹：这主要还是制度透明化的问题。《纽约时报》这篇文章讲得还不够深入，虽触及到了中国媒体的难言之隐和痛处，读文章我也感觉丢脸和难过，但对我们来说，文中反映到的问题是公开的，不是秘密，文章没有涉及到收红包和软文的根源、制度的问题，这才是问题的核心。

时代周报：你在美国做过多年记者，现在在香港工作，相对中国这种有偿新闻，西方媒体是怎么处理的？

陈婉莹：美国一般的主流报纸对此要求很严，不可能收了钱把广告当成新闻发。美国媒体和中国有很大不同。美国媒体版面也卖软文，但会标明是广告，不能把广告当成新闻，不会出现中国软文这种形式。不过有时可能“广告字样”的字体会小一点。

时代周报：中国媒体“有偿新闻”和“红包”等现象，是当下公开的秘密，这种潜规则是否能够杜绝？

陈婉莹：问题是中国的有偿新闻，成为了上下接受的制度。媒体从业者的收入普遍较低，媒体老板把红包当成收入的一部分，压低工资，这是不对的。其实有关主管部门完全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不能把收红包的责任推到记者身上，虽然记者个人新闻道德的问题也很重要。还有，《纽约时报》提到有媒体明码实价以有偿新闻牟利，那更是机构性的腐败了。

时代周报：那么究竟该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呢？能否对比香港媒体如何处理有偿新闻的情况，具体谈谈？

陈婉莹：在我看来，中国的新闻总署和记协，完全可以纠正这一问题，只要一个杜绝有偿新闻的文件，严格执行。此外一些大媒体，党媒和有影响的报业集团可以先做起来，制定一个媒体公约和行业道德守则。比如广州的媒体可以领先召集起来做出承诺，不再拿红包不再做有偿新闻。

在香港，有偿新闻违法成本很高，廉政公署可以抓人，不需要有证据和线索。比如有人在媒体收入只有一万港币，却可以买豪宅、豪车，钱从哪里来的？按照香港反贪条例，如果有人财产跟收入不对称的话，就可被廉政公署请喝咖啡，要你解释。

时代周报：中国媒体的情况比较复杂，如果往深层次讨论，是否就涉及到媒体伦理和薪酬考核的问题？

陈婉莹：之前我们在汕头大学做过一次媒体研究会，议题就是讨论中国的媒体伦理。媒体必须提前加强自律，制定自己的行业守则，这样才能保证媒体自身的公信力。中国媒体的薪酬考核和体系确实很成问题，西方和香港的媒体实行的是月薪和年薪制，新闻从业者做的还是个良心活，没有好稿子，心里就发毛。没有中国大陆媒体那么量化评估，底薪很低，主要靠工分和稿酬，主管打分评比，这样就会促使记者跑会、跑线、拿红包，管理效率也低下。

陈婉莹：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总监、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