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李鸿章的“和戎”外交策略

摘要：中国早期的外交活动中，李鸿章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晚清末年国力日益衰败，封建大吏李鸿章以其顽强的毅力最终满清政府的外交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主张“外须和戎，内需变法”，认为“外须和戎”是实现“变法图强”的重要手段。[1]很明显，这是符合晚清社会历史条件的，是近代外交无法选择的道路。之后的中法外交关系就是这一外交思想的经典事例。本文拟就以李鸿章采取的“和戎”策略为主线，给予李鸿章更公正，客观的评价。

关键词：李鸿章；和戎；洋务；主战

李鸿章（1823-1901），本名章桐，字渐甫，号少荃，安徽合肥人。[2]自民国以来，学者集中力量研究李鸿章的“和戎”外交思想，很少涉及他的“自强”思路。因此，李鸿章为什么要提出“和戎”的政治主张呢？众说纷纭。回溯李鸿章四十年的外交经历，不难看出他的外交思想是相当复杂的，不可简单以“投降”“卖国”等贬词笼统概括。见梁启超《李鸿章传》：“李鸿章之负重望于外国也以外交，李鸿章之负重谤于中国也以外交。要之李鸿章之生涯，半属外交之生涯也。欲断定其功罪，不可不以外交为最大之公案。”

一、李鸿章“和戎”外交策略的简要分析

（一）“和戎”外交策略的近代意识

相对大英帝国的新经济形式-资本主义，晚清政府的封建土地制度是衰败与落后的。经济形式上的巨大落距，必然会引发政治制度上的巨大差落差。因此，晚晴政府是没有任何优势能够抵抗日益强盛的资本主义强国英国的。

近代以来，晚清政府的统治大厦已经摇摇欲坠，内有层出不穷的农民起义，外有虎视眈眈的帝国主义。上至西太后，下至满汉官僚无不急寻良方来挽救大清的统治地位。晚清政府内部不少权贵对西方侵略者存侥幸，恐惧和敌对情绪，但以西太后为首的当权派最终接受并肯定了中国的没落。[3]早在西太后接受英法联军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时，清政府的当权派开始向西方殖民侵略表示屈服。

李鸿章主张“外须和戎，内需变法”的政治思想顺应了时局的需要，凭借卓越的政治魄力成为内外瞩目的焦点。19世纪中期以来，李鸿章代表晚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以《马关条约》最著。从中不难看出“求和局，保苟安”的政治思路，成为解决晚清内忧外患相对周全的办法之一。[4]伴随着一次次军事上的失败，一次次的割地赔款，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李鸿章是较早清醒认识今日之敌，已非昔日四方蛮夷之邦。而恰是的中国：“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糜集京畿及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噬之计，一国省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5]尤其是抵沪之后，李鸿章真正接触了中国以外更远的世界。随后与丁韪良，薛福成，郭嵩焘等人建立了积极的私人关系，开始逐步了解并掌握了近代国际外交原则，甚至懂的基本的国际公约，最终得以具备革新思维和近代国家模糊的外交意识。这就是李鸿章能够较早参与晚清洋务事宜的实践经验之一。

19世纪的70至9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开始向垄断主义过渡，出现了列强争夺殖民地的狂潮。非洲基本上被瓜分殆尽，亚洲大部分已被瓜分，只剩下地大物博中国还保存着名义上的独立。为此，西方列强之间竞相展开了对中国的瓜分。基于李鸿章对近代欧洲国际事务中的“均势思想”、“实力原则”的初步了解，认为列强之间实力对比悬殊，矛盾重重，可以寻求国际间的“调停”以图保存中国。把国家的兴亡寄希望于西方列强的仁慈，看是愚蠢至极。但是相比较同时代的众多同僚，李鸿章对近代世界的认识是先进的，并随着他涉世机会的广泛而健全加深。最终，李鸿章形成了自己的“和戎”外交思想，包含了挽救民族衰亡和解除晚清政权危机的双重使命。[6]李鸿章的外交思想已经脱离了延续千年的夷夏之辩、宗藩关系、朝贡制度等中国封建社会特有的外交意识。

严格意义上讲，19世纪后半期正是中国人思想观念发生巨变的关键时期。鸦片战争犹如一道晴空霹雳，炸醒了仍处在“天朝上国”美梦中的晚清政府。面对自古从未有的“割地”、“赔款”、“通商”、“关税”、“治外法权”等等屈辱对待，华夏子孙开始为民族危亡竞相奔走呼嚎。晚晴官吏、爱国人士、有志之士们开始关注国际局势；研究外国史地；探寻御敌之术。他们通过收集并翻译外国报纸，书籍，地图，以及战争中审问俘虏和直接咨询外籍商人和传教士等多重途径，获取了大量未知的世界知识。在这其中，林则徐是“看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他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即学习西方先进的军事和科学技术，实现富国强兵，以图抵御列强。为了挽救晚清政府危机，洋务派接受了冯桂芬的《校庐抗议》中的“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的思想，开始兴办洋务，以“强兵”“富国”为口号。张之洞将其归纳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1862年，李鸿章上书朝廷，主张要变革，要富国强兵，实现欧式工业。他是洋务派中最在具有近代化意识并且积极付诸实践的第一人。梁启超著《李鸿章传》：“李鸿章以为世俗庸琐谩骂者以洋务，其所以为一世鄙夫所趋重者亦以洋务，吴之所以重李责李而为李惜者亦以洋务。谓李鸿章不知洋务呼？中国洋务人士，吾未见有其比也。”[7]

尽管洋务派创办了一系列的近代军事工业和经济实体，但是他们最终的目的是利用搞洋务来改变晚清衰落局面，并没有从意识上走出封建的枷锁，注定是要失败的。

（二）李鸿章的“和戎”外交策略与洋务思想

1861年年幼的光绪皇帝即位，西太后垂帘听政。从1862到1875年间，晚清政府颁布了一系列诏书，要求各地方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实际上，只有李鸿章，张之洞，左宗棠等具体做了一些事情，其中李鸿章的成绩最为显著。从形式上，李鸿章办洋务的目的就是想借助西方之科技充实大清的军事实力，也确实在实践中认识到了洋人的科技的力量和先进的管理方式。最初创办的军用工业聘请外籍技术人员，教习工人掌握生产技术。从学习上，李鸿章深知晚清制度与科技的落后，学习和模仿西方国家的先进之处正是挽救危机的当务之急。他自觉的继承和发展林则徐，魏源的“师夷长技”思想，大力倡导“外须和戎，内须变法”作为洋务派自强运动的指导性思想。可以看出，李鸿章“和戎”的目的是要创造一个有利于改良和发展的内部环境，利用相安无事的外部环境来图谋晚清政府的自强和富裕。

洋务运动时期，李鸿章积极投身于兴办近代企业，创建新式海陆军，派遣学生留学欧美等，但成效微薄。之后甲午海战中北洋水师全军覆没的结局，宣告洋务运动的彻底失败。这是有着必然原因的。洋务派倡导“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企图学习西方先进的军事技术，维护和巩固走向没落的封建统治，却始终没有摆脱封建主义思想的枷锁。洋务运动是建立在封建秩序之上，采取垄断的经营方式，欺压商贾，脱离市场的一场封建自救运动。以李鸿章为首的封建官吏们在排除个人利益之外，极力寻求着能够挽救危亡的办法，但在晚清时洋务没有找到合适的生存土壤。

1861年，总理衙门成立成为洋务运动开始的标志之一。在这里，外交和洋务是双生子，形影不离。它存在的四十年间，职能是管理外交和一切洋务（夷务）活动。由此可以推论，李鸿章既是洋务大臣，有失外交大臣。“外交之道与自强之谋相为表里。”因此，“和戎”策略正是建立在洋务经验的根基至上，并非空谈。

（三）李鸿章“和戎”外交策略中的封建性

第二次鸦片战争平息后，封建地主阶级的主和派和主战派的争吵稍有了平缓。他们一致认为：“当前凡遇战事，不论成败，一律求和局，包苟安。”[8]以西太后为代表的当权派牺牲了民族和国家的利益换取短暂的苟安。1840年后晚清政府在处理洋务事宜中的策略既要代表阶级利益又牵扯到了民族的利益。本质上讲，这种策略是以牺牲民族和国家利益来维持他们岌岌可危的封建统治。李鸿章是直接参与执行朝廷外交策略的要员，他的“和戎”之术被涂上了封建色彩。李鸿章是较早意识到晚清政府需要“外须和戎”的政要大员之一。《中法新约》的签订被视为李鸿章与列强内外呼应换取的结果。

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硝烟刚刚散去，恭亲王奕等上奏朝廷：“如就目前之计，按照条约，不是稍有侵越，外敦信睦，而隐示羁縻。”[9]何为“羁縻”？据《汉书》载“天子至于夷狄也，其意羁縻勿通而已。”这本是古代封建政权与边疆少数民族在军事对比胜利后，采取的一种笼络和统属策略。历史证明“羁縻”策略的实施非常有利于维持边陲的安定和各民族的友好往来。然而，当晚清政权日益腐败衰落时，只能以屈辱性的不平等条约来勉强维持封建王朝的统治，恰如两宋时期。

晚清政府深陷于西方列强的欺凌之际，李鸿章一反封建官僚本色，开始大力鼓吹“驭外之法，征战者后必不继，羁縻者事必久长。”他将前人在民族问题上惯用的“羁縻”之术，穿上一件冠冕堂皇的“变法图强”外衣，然后嫁接在晚晴的洋务事宜上，最后形成了“和戎”外交策略。因此，与那些只会高喊“图强御辱”的同僚们相比较，李鸿章逐步摆脱了“天朝上国”的华丽光环，李鸿章利用自己的“和戎”之术不仅迎合了西太后的虚荣，也西方列强面前塑造了中国外交不可或缺的重要形象[10]。不可否认的是，包括李鸿章在内的封疆大吏们试图以屈辱的条约来换取短暂的苟安残喘。

二、李鸿章的个人魅力

安徽庐州位于江淮之间，历史上所出名人不多，却地处中原文化，楚文化和吴越文化交界地带，素有“通变”精神。李鸿章的身上正是聚集了江阴人的这种特点：行为豪爽又富于心计；务实能干又善于变通。但是李鸿章的性格特征深受成长环境中一些人的影响，比如父兄，师长曾国藩。彼此亦师亦友数载，不离不弃，相濡以沫。1860年以前曾国藩认为：“无论目前资夷力以助剿济远，得纾一时之忧，将来师夷智以造炮船，尤可期永远之利。”后提出：“外攘之要，莫如内修，刻下维持大局，以自强为主。”[11]1862年开创安庆军械所。携李鸿章创建了当时最大的军用企业-江南制造局。在曾国藩的言传身教之下，李鸿章集大成的继承了恩师“以实务图自强”的作风，并且将“自强”目标始终贯穿在自己四十多年的外交生涯中。

甲午战始，北洋水师覆没，李鸿章的政治资本付之一炬。梁启超《李鸿章传》：“李鸿章不识国民之原理，不同世界之大势，不知政治之本源，当次十九世纪竞争进化之世，而惟弥补苴，偷一时之安。”从此，李鸿章成为获誉和遭谤趋于两级的人物。誉之者视其为精忠谋国的元老重臣；谤之者斥其为丧权辱国的卖国贼。他一生逢乱世为官，参与朝廷大事，得失必然。

中法战争，中国打胜仗签败约，成为李鸿章“和戎”外交的最好例证。战争结束后，李鸿章奉命全权处理，《中法和约》签订。时人评价“电飞宰相和戎惯，雷厉班师撤战回。不使黄龙成痛饮，古今一撤使人哀。”却不知李鸿章更早希望清廷从越南北忻撤兵自保。清军布兵筹响，加强防御能力，不可轻言战事。中越历来藩属关系，唇亡齿寒，应不惜一切对法一战。反观法军装备精良，但“一时战胜，未必历久不败，一处战胜，未必各口皆守。”[12]李鸿章以双方综合国力为背景，主张慎重考虑是主战还是主和。主战派张之洞认为：“少荃议和三两次，遂以前辈自居乎？”。客观来讲晚清政府自顾不暇之际首要维护本国利益，避免因援越引发中法战争的主张明智的。从某种意义上讲，“主战”比“主和”更能够从晚清的具体国情出发，是切合实际的外交主张。

从传统教育来看，李鸿章仍然是一位出身于封建科举制度的文人举士。成年后参军数年演变成一位现实主义者，但是传统儒家文化“忠文节孝”对他的价值观有着深渊的影响。他超乎寻常的效忠于晚清朝廷，忠于西太后，光绪皇帝。一度压制了孙中山先生僭越的革命思想，也不愿取而代之。

近代史上，世人皆以李鸿章在对外战争中主和，执笔签订不平等条约来评价，难免有失客观。因此，随着时代的发展，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予李鸿章“和戎”外交策略更加公正，公平的评价势在必行。这不仅关系到对李鸿章个人的评价，还关系到对中国近代社会整体情况的认知。只有深入的调查研究，科学的总结李鸿章外交思想的本质，才能客观公正的评述他本人。

众所周知，战争的胜负取决于交战国双方综合实力的较量。晚清政权衰落，尤其是专制体制的腐败和经济制度的落后，完全丧失了抵御强盛资本主义的侵略。在对比悬殊情况下，倘若一意孤行，只有自取伤亡。李鸿章认为关键是朝廷尽快强大起来，而不是盲目迎战。一旦开战，巨大的人力，物力消耗，甚至之前的努力化为灰烬[13]。例如：甲午海战时，北洋水师；中法战争时，福州船厂。不过，晚清的“主战”与“主和”都是从维护封建王朝的意愿出发，只是面对问题时所采取的态度和处理方法不同而已。

参考文献：

[1]梁启超著，和卓恩评注李鸿章[M]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9

[2]李鸿章李鸿章全集（奏稿）[M]海南出版社，1997：11

[3]李鸿章：《李鸿章全集（朋僚函稿）》[M]海口出版社，1997（11）：2593

[4]《筹办事务始末》（咸丰朝）[C]中华书局标点本

[5]朱海伍李鸿章外交思想研究[J]长春教育学院学报，2009（1）

[6]梁启超李鸿章传[M]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36

[7]顾廷龙李鸿章全集[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107

[8]刘达人民国丛书-外交科学概论[M]中华书局，1937：19

[9]杨邓中国近代史参考资料[M]上海读书出版社，1947：67

[10]吴永口述，刘治襄记庚子西狩丛谈[M]2009：107

[11]曾国藩曾国藩全集（奏稿）[M]长沙岳麓书院，1994：220

[12]李玉胜李鸿章外交思想社会动因新探[J]信阳师范学院学报，2011（1）

[13]于灵，夏雨洋务运动中李鸿章对外主张之得失研究[J]辽宁师范大学学报，20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