疏松剂与粘合剂

本文题目中所列的“当今”是指1991年苏联解体，特别是去年9.11事件以后的时期。笔者在这里讨论当今欧美关系的基本思路是：首先考察目前欧盟美国关系在其中展开的整个外部世界框架；接着探讨欧美对这一新的世界框架所持的不同的世界观，包括各自的进代观与战略观，这是当今欧美关系既竞争又合作的根源之一；最后关注一下在这种既竞争又合作的欧美关系中，人们最为常见的经济生活领域。

“亲”西方与“亲”资本两大主流

在1991年至2001年10年间，世界发生了两起最重大的事件：1991年12月苏联彻底解体和2001年9月美国遭恐怖袭击。苏联解体具有特殊的划时代意义，它改变了1945年～1991年间存在的世界两极格局。9.11事件的历史含义虽不及苏联解体，但比90年代的海湾战争、波黑战争以及科索沃战争来得重要，它的深刻后果影响尚在进一步显露之中。

这两项最重大的事件导致相互矛盾的结果：一方面，随着苏联解体、冷战消逝，不论“美国圈”还是“苏联圈”都处于离散状态，在这个过程中各国都在致力于加强自主性；另一方面，9.11事件发生后，许多国家又在“反恐”的旗帜下，不同程度地走向一起。然而笔者以为，这些事件还导致当今世界至少暂时存在两大主流现实，即“亲”西方与“亲”资本，它们目前显然盖过了反西方与反资本的呼声。尽管9.11事件前后，“亲”西方的情势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即9.11事件前不少国家“走向”西方具有某些“反思”性质和“自愿”心态，这一点在欧洲表现得比较明显；而9.11事件后许多国家跟着西方经常是出于无奈、被迫甚至同时带着反感。但是“亲”西方与“亲”资本的实质内容并没有什么变化。“亲”西方主要表现在制度选择，政策取向，寻求“集团”依托(北约、欧盟东扩等)，以及经济上依赖西方的市场与资本等方面。“亲”资本主要表现在，随着实行私有化、自由化、全球化和地区一体化，为资本扩张活动提供种种方便。

“亲”西方与“亲”资本的世界现实对欧美关系影响重大。它们对欧美关系既是粘合剂，又是疏松剂。之所以是“粘合剂”，因为显然，世界范围内的“亲”西方与“亲”资本内含着对欧美来说带有根本性的共同利益，包括价值取向与利益取向。之所以说是“疏松剂”，是因为一方面9.11事件进一步突出了美国在全球的独霸地位，减轻了欧洲的分量。但另一方面欧盟和美国的同时存在，毕竟仍为世界许多国家提供了两种可供选择的不同对象。例如在制度选择方面，虽然欧美都标榜自己是民主政治与市场经济，但它们之间的实际差异还是不小的，当今世界并不是整齐划一地从美或从欧的；在政策取向方面，随着美国的独断专行所引起的普遍反感日益增强，世界正出现对欧盟的期待感和重新评估的动向，尽管前景还不十分确定；在资本流向方面，2001年4月～2002年4月底一年间，外国投资商所购买的欧洲股票金额达2000亿美元，而他们购买美国的股票金额为1000亿美元，欧美之间有时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相互可替代性，如此等等。

时代观不同 战略观有六点差异

上述世界框架虽是当今欧美关系的决定因素之一，但还不足以充分说明。为此，我们还须探讨一下欧美对这一新的世界框架所持的不同的世界观，包括各自的时代观与战略观，从中考究当今欧美关系的思想政治根源。

当今美国的时代观，也许可以以胡佛研究所《政策评论》杂志2002年4～5月号一篇题为《自由学说》的文章作代表。在这些人看来，一百年来，美国一直在“为自由而战”，从同“”布尔什维克的斗争，经同德国法西斯和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到同苏联极权统治的斗争，美国已为此奋斗了整整一个世纪，而今的反恐斗争与反恐战争乃是这项事业的继续和发展。“为自由而战”就是体现美国“历史责任”的时代主题。而事实上，美国正在通过“为自由而战”，力图在全球推广其“自由民主”制度，并借此建立自己的世纪性世界霸权。

欧洲的时代观则与此不同。英国学者赫尔德等人合著、1999年出版的《全球大变革》一书，认为当今的时代和欧洲的中世纪有着相似之处。在欧洲中世纪(公元5～15世纪)那样一种体系中，没有哪一个统治者或国家在统治某一部分基督教众的意义上拥有；每一个统治者或国家都必须与下面的诸侯和上面的教皇及(在德国和意大利)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分享权力，也就是说，这是一个领土国家、地方、跨地区或跨国家联盟、超国家等多种政治力量共存与发展的时代。从这个意义上类比，赫尔德等人把现今称为“新中世纪主义时代”。9.11事件后，尽管欧洲人比以前更清楚地认识到这是一个力量明显等级化与不均衡的世界，有的欧洲人甚至已称当今时代是美国“帝国”时代，但欧洲主流是不愿意看到美国单极世界，欧洲人倾向于多极世界和多边主义。这与它的力量地位与思想意识相适应。

与不同的时代观相联系，欧美战略观也有明显差异。欧盟与美国全球战略的不同之处至少有下列六点：

第一，社会模式：盎格鲁－撒克逊和大陆欧洲的市场经济与民主概念有重大差别。虽然欧美资本主义大约500年的发展史都带着侵略、奴役、掠夺和杀戮的浓重血迹，但是后期欧洲资本主义毕竟具有一百多年的社会民主主义传统，而美国没有。欧美之间的这种观念差异，是除了力量对比悬殊之外，决定它们当今战略分歧的另一个深刻原因。

第二，地缘经济：欧盟认为，稳定和充满活力的世界经济是以世界各地区经济紧密结合为基础的。而美国则侧重于市场开放原则、自由贸易区和与其“战略伙伴”建立双边经济关系。

第三，地缘政治：以有行动能力的关系密切的地区内以及有效的地区间合作模式为基础的全球管理结构符合欧洲一体化的逻辑。而美国则更喜欢松散的地区联合或不联合(因为在这种联合或不联合中，美国可以尽可能地发挥重要作用)，或者与其战略伙伴合作。

第四，多边主义和单边主义：在世界政治中，欧洲寄望于多边主义，它强调共同利益、权力分享、相互照应和与其他国家协调利益，并以有约束力的共同游戏规则和合作为准则，美国则更喜欢推行实力政策，首先重视与其战略伙伴的双边关系，倾向单边主义，9.11事件后进一步走向独断专行。

第五，安全观与安全政策：欧洲人一直感觉自己的安全易受伤害，因此欧洲重视“共同安全”，奉行缓和政策，看重多边机构。美国则相信自己的军事优势，并以天赐的地理位置为屏障，追求本国的绝对安全，而往往不顾及其他，冷战时代的敌友范畴仍居主导地位。

第六，国际组织：欧盟支持有行动能力和有效率的国际机构，认为联合国等国际机构很重要。而美国多年来一直在遵循削弱联合国的方针，并撕毁许多重要的国家协议。

上述对欧美世界观的简要分析表明，无论在基本价值观和实际利益上欧美都有共同点(例如在根本制度问题上，在安全与经济合作的需要上等)和分歧点(例如欧盟在争取全球化政治格局形成的斗争中建立起第二极)，这就决定了当今欧美关系必然是竞争加合作。它时时处处都在表现出来。例如，在对待原地区的问题上，欧美的共同利益是促进那里的“制度转轨”，使之建立起西方式的民主政治与市场经济；同时，为了欧美自身的安全利益，积极促进该地区和平与稳定。欧美的分歧点是：美国主要是以世界的眼光侧重关心那里的由它主导的“和平”问题，而欧盟则主要是从欧洲的角度，不仅关心那里的“和平”问题，还关心“发展”问题；美国采取实用主义，随时随地或弃或用双边或几边临时联盟，欧洲人则担心美国不理睬欧洲或美俄搞“越顶外交”，把欧洲晾在一边。再如，确保能源供应是欧美的又一项重大共同利益，为此，欧美都在接近俄罗斯。但形势对欧洲更为严峻。一是欧盟对进口能源需求重新上升：20世纪70年代进口占60％，1999年下降到50％，但从现在开始到2030年将重新上升到70％，其中对进口石油的依赖可能会上升到90％；二是欧盟比美国更依赖中东：欧盟进口的石油45％来自中东，而美国为24％；三是美国的战略实力能确保中东、中亚等地的能源供应，而欧盟无力确保自己。这是欧盟之所以对中东问题采取比较“公允”立场的一个重要因素，也是欧美实力与影响明显差距的必然结果。

合作出自三个理由 竞争在四个领域展开

如果说，在国际政治特别是军事领域，欧美实力与影响差距明显，以致美国经常敢于不顾及、不尊重欧盟利益而自行其是；那么，在经济领域，当今欧美之间的力量对此则显得相对平衡一些，在这里，欧美可谓是存在着一种真正的竞争与合作并存的关系。

在经济领域，欧美之间之所以需要合作，主要是出自下述三个理由。一是经济实力相对平衡，反映经济实力的三项指标比较接近：在经济总量方面，美欧其实不相上下，均占世界GDP的1/4左右，近年来主要由于美元汇率高估，才使欧盟按美元折算的GDP只有8万多亿，而美国为10万亿，欧盟比美国少了20％；在货币力量方面，诚然，欧元自1999年初问世三年半来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国际货币，目前它已占到世界货币市场的24％、债券市场的31％、全球资产管理机构投资货币的28％、外汇市场的38％、世界储备资产的13％、欧元区外已有50多个国家把它们的货币汇率盯住欧元，但与美元相比，欧元的国际地位尚有不小差距，不过，美元也离不开欧元、日元等重要国际货币的相互借重与支持；在科技水平方面，欧盟虽然总体上稍逊于美国，但差距至多不过2年～5年，而且欧美各有短长，欧洲“追补”潜力颇大。

二是经济利益相互渗透、相互依存：目前欧美出口中大约各有20％以对方为对象国，投资则占50％～60％，美国国库券2/5、公司债券1/4、股票13％为外国人所持有，其中多数为欧洲人；而欧洲股票40％由盎格鲁－撒克逊投资者控制，欧美股市相关系数在非技术领域约为0.5，在信息技术领域高达0.8。

三是维护现存的国际经济货币制度秩序的相对稳定，也是当今欧美重大的共同利益，对此最近的一例子是2000年9月22日，美、欧、日等联合干预外汇市场，使欧元不致过于变弱，以及2002年6月29日，西方世界又联合干预外汇市场，使美元不致迅速走软。

同时，欧美的经济竞争是相当激烈的，它主要在四个领域展开：一是最常见的直接商业利益之争。今年3月，美国宣布对钢铁进口产品加征关税，5月布什总统批准为本国农业增加补贴，美国拒绝批准《京都议定书》，欧盟限制进口(主要由美国生产的)转基因食品等。在直接商业利益之争问题上，有时很难明辨是非。例如这一轮钢铁产品矛盾之所以发生，主要是美国该工业部门竞争力已经相对落后；在农业补贴方面，其实欧盟做得不怎么漂亮，在经合组织国家为各自农业提供总计3600亿美元补贴中，欧盟占了一大部分，但这一次美国又要给本国农业增加补贴1900亿美元，这可能会影响到欧美农产品竞争力对比关系；对于《京都议定书》，美国人有其自己的解释，它对欧洲人搞的计算机模拟气候变化和潜在的全球变暖影响持保留态度，并说欧洲人的环境政策往往只是道义上的追求，而不是权衡成本和利益之后得出的明智结果；至于欧盟进一步限制转基因食品，欧洲议会已于今年6月通过决定，要求对含0.5％以上转基因成分食品加贴标签，其目标显然主要是对着全球最大的转基因作物生产国――美国的。其实欧洲迄今还拿不出证据来，证明转基因食品有害人体，而美国也拿不出证据来，证明转基因食品无害人体。二是国家竞争力与企业竞争力之争。国内外多数专家认为，在20世纪90年代，欧美相比，新大陆比旧大陆暂居上风，特别在创新活动能力方面。三是“势力范围”之争，包括区域性集团、国际经济组织中的地位作用、争得国际经济规则的主导权等。美国人竭力要把自己(本国)的规则作为世界规则，欧盟则致力于由它主导来制订国际规则。事实上，这些年来，正当美国人忙于在全世界“东打西打”的时候，欧洲人却在加紧制订成千上万条规则，说是在欧盟内部实施，实际上也会影响到外部世界。四是社会模式之争。9.11事件之后，欧美模式之争也在加剧。80年代上半叶曾盛行“欧洲衰落论”，90年代初以来日本模式不再令人向往，1997年之后“东亚模式”也经常遭人质疑，唯独90年代后半叶美国模式曾显得特别光彩照人。而今这种局面正在发生新一轮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