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业余体育运动中运动伤害赔偿制度

作者简介：刘奕志，中南财经政法大学12级法律硕士，湖南怀化人。

摘 要：随着我国业余体育活动开展的不断深入，在竞技中出现运动伤害的情况也越来越多。如何确认我国业余体育运动中的运动伤害赔偿制度，让侵权关系的双方妥善解决问题已成为掣肘我国业余体育运动的重要问题。本文试图从运动伤害赔偿主体、归责原则、赔偿范围三个方面对运动伤害赔偿制度进行解读，对我国业余体育运动中的运动伤害赔偿制度提出自己的建议。

关键词：业余体育；运动伤害；赔偿

1.前言

在对抗性极高、从而极易造成参加运动人员身体伤害的体育运动中，由此引发的人身伤害应该由谁承担、如何分配归责比例的问题便无法回避。在体育竞赛中运动员的伤害赔偿上，我国相关法律并没有具体的条文规定，而运动员，特别是业余比赛中的运动员一旦受到伤害不仅会使该运动员遭受极大的肉体痛苦，康复后业余运动员无法再次参与对抗性运动，甚至留下残疾。相对于激烈的、有系统保障的职业体育，业余体育的参赛者并不是以体育为职业，而是将参加的运动作为一种爱好和生活调剂品，他们没有系统的受训，同时也没有统一化的管理组织，目的以娱乐和锻炼身体为主。虽然对抗程度不如职业体育，但由于没有受过专业化的训练，受到运动伤害的几率并不比职业体育小。所以说当业余体育运动中的伤害造成运动员生命健康受到侵害时，如何构建一个在法理与情理上都能被接受的赔偿制度是迫切且重要的问题。

2.业余体育运动伤害的加害主体

业余体育运动中，运动员遭受的运动伤害是多重多样的，可以说面临着来自各方面的危险，笔者总结，业余体育运动伤害的加害主体一般由以下几类构成。

参赛运动员。运动伤害与一般的侵权行为不同，由于业余比赛中运动员存在着明知运动有危险仍参赛的因素，可以理解为运动员自愿承担一定风险。当运动员参加了业余比赛，也就意味着同意了在竞技规则之下同意了其他运动员不可避免的对其身体的侵犯。但这里运动员自愿承担的风险应当是此项运动中可预见的、正常的伤害，即能够接受“合法致损”，不接受恶意动作带来的“不法损害”。凡在竞技运动中实施的规则允许下的损害都属于“合法致损”，这也就意味着参赛运动员对其他运动员带来的损害不问结果，只看动机的情况。比如说在拳击运动中，参赛者的目的便是通过击打甚至是击倒对手获得比赛的胜利，这也就意味着“合法致损”的空间非常大。而认定“恶意损害”的标准，笔者认为，在赛场上的运动员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一些原本在日常生活中不会出现的动作导致的犯规是可以接受的，并不属于“恶意损害”的情况。但是一名运动员的行为超过了作为一个理性人应该有的行为，明知自己的行为违反体育运动的规则，仍然主动实施，就属于“恶意损害”。这种情况中最为我们熟知的应当属于2006年世界杯决赛中齐达内头顶意大利后卫马特拉齐的犯规，众所周知，正常的足球运动是绝对不需要用头顶对方胸部的，而且从当时的情况来看，齐达内是在离马特拉齐有一段距离之时便做出了瞄准胸部准备头顶的动作，这项行为已经可以根据其外在的行为推断这个行为的性质属于“恶意损害”。

业余比赛组织者。在运动伤害中，一些伤害并不是直接来自于运动员之间的对抗，而是由于比赛组织者没有尽到自身义务而导致。作为一项业余运动比赛的组织者，对于比赛规则的制定，具体裁判人选的选定，比赛场地的筛选，参与运动员的准入标准等等都具有不可推卸的义务。与此义务性质较为相近的应属于我国《侵权责任法》中人身损害赔偿中的安全保障义务。在比赛中，运动员合理的相信自己是处于一个符合标准的竞技运动环境中，这也是运动员愿意“自担风险”参加具有危险性运动比赛的前提。如果运动员在正常比赛中因为比赛组织者没有提供符合标准的竞技环境而受伤，例如业余篮球比赛中场地条件恶劣造成运动员比赛受伤，或者选定的裁判不具备专业素质，在对抗类运动中应当停止比赛时不停止比赛而造成运动员遭受运动伤害的情形，运动比赛组织者作为场地选定方、裁判雇佣方应当作为运动伤害的加害主体对运动员进行赔偿。

未成年运动员的法定监护人。在业余竞技比赛中，很大一块属于学校竞技体育比赛，而这类比赛参加者――学生又有很大一部分属于未成年运动员。在我国法律体系中，未成年运动员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无民事行为能力人，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和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同样要承担民事侵权责任，只不过其法定监护人根据无过错归责原则要为未成年运动员的行为承担责任。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的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民事责任。监护人尽到监护责任的，可以适当减轻监护人的民事责任。按照规定，法定监护人即使已经履行了监护义务，仍然要承担自己监护的未成年运动员对他人造成运动伤害所带来的赔偿责任。未成年运动员的法定监护人成为运动伤害的赔偿主体的原因，并不是由于其行为对被伤害人造成了直接的伤害，而是基于监护人与未成年运动员之间存在着转承责任，并且未成年运动员自身的财产大部分情况下并不足以进行赔偿，由法定监护人作为赔偿主体，能够使受害人得到足够的赔偿进行恢复。

体育保险公司。相比西方成熟的体育保险市场，在我国体育事业发展过程中，由于利益、保障等问题所涉及的矛盾较为复杂，以及国人保险意识较为淡薄，保险行业发展不规范等原因，体育保险并没有作为一个主要险种在我国得到较好的推广。而相比职业体育，业余体育赛事进行投保的更加稀少。可以说我国的体育保险仍处于起步阶段，这严重滞后于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要求。在实际情况中，会有极少数的业余体育赛事进行体育商业保险，而业余体育赛事商业保险的主要内容就包含人身意外保险，其具体内容为，无论是运动员、教练员，还是媒体和志愿者，在此赛事期间，由于意外而面临死亡、残疾、护理等风险，则通过人身保单进行解决。此类商业保险一般由赛事组委会统一购买，而购买了商业保险后发生运动伤害，体育保险的承保公司便成为了风险的转移主体，承保体育运动组织、活动组织者和运动员的民事责任。将体育保险承保公司纳入运动伤害赔偿主体，有利于减少运动伤害被害人由于直接伤害者经济原因得不到足够赔偿的可能性。在这方面，西方已经有较为成熟的体育保险制度。如1984年7月法国政府颁布的体育运动法第37条规定：“体育运动组织为开展活动签订保险合同，为其所应负责任投保.该等保险合同应承保体育运动组织、活动组织者、被建议人和运动员的民事责任”。该法第38条规定：“体育运动组织应告知其成员投保人保险的益处，以便在其受到意外伤害时提供保障”。大多数发达国家都规定，俱乐部、体育联合会、体育协会举行比赛必须给运动员上保险，同时运动员、教练、志愿者等参加有关俱乐部的训练活动也必须上险。

3.运动伤害的归责原则

随着体育运动的职业化和商业化的不断加强，其早已突破了增强体质、展现国威的健身活动的局限，具有高度的危险性和复杂性，体育伤害的侵权行为也就随之不断凸显。然而由于体育运动自身的独特性使得体育伤害的侵权行为并不能视同为一般的侵权行为来处理，它需要结合体育和法律两种理论框架对一般侵权行为理论灵活运用。我国《民法通则》和《侵权责任法》将我国侵权责任的归责原则分为过错责任原则――其中包括过错推定原则、无过错责任和公平责任三大类。在我国现行《民法通则》和《侵权责任法》中，并没有直接对于运动伤害归责原则的规定，根据2006年国家体育总局政策法规司的规定阐述，体育运动伤害的归责原则与一般侵权的不同之处在于合理性原则的适用。合理性原则意指以统一的行为合理性作为运动伤害责任的承担依据。而由于运动伤害中加害主体的不同，笔者认为归责原则也应该有相应的不同之处。

运动员自己造成的伤害。笔者认为，在业余体育运动中，运动员由于意外事故或者受害人自己的重大过错造成运动伤害时，所产生的运动伤害应当由自己负责。当然，受伤前已经进行体育保险的，应当由体育保险的承保人按照保险合同的具体约定承担相应的保险赔付责任。这一归责原则，法理基础来自于前文谈到过的“风险自负”原则，运动员自愿参加到明知道有一定风险的体育竞赛中，就意味着自愿承担意外所带来的运动伤害。而自身的重大过错造成的运动伤害应由受害人自己负责的法理在于，体育竞赛活动在本质上并不属于一种“极端高危”活动，而受害人重大过错在我国《侵权责任法》中，已是大多数侵权形式的抗辩事由。受害人不应当因为自身的过错给自己造成的伤害，却让其他无辜的人负责。

参赛时运动员之间造成的损害。在前文中已经谈到，运动员在参赛时需要对其他运动员受到的运动伤害负责，其前提是此运动员导致他人受伤的举动是超出了此项运动的规则，带给了他人此项运动本身风险之上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由于业余体育中不存在职业体育中运动员与俱乐部之间的雇佣关系，伤害他人的运动员自身就成为了赔偿主体。笔者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对施害运动员应采用一般过错规则原则进行追责。首先，鉴定施害运动员在比赛中的行为是否超出了比赛规则有一个较为明晰的评判标准，导致他人的伤害行为也是很容易确定的，因此采用一般过错规则原则已经能够确定施害运动员的责任。

体育比赛组织者管理不善带来的伤害。作为体育比赛的组织者或管理者，天然有义务组织、管理、协调好其组织或管理的体育比赛。它除了要保证比赛的正常进行，也要切实保证体育比赛中的运动员的人身安全。笔者认为，体育比赛的组织者或者管理者，面对比赛中运动员因为与比赛本身无关的因素而受伤的情况承担赔偿责任。如因为体育比赛观众不理智行为对运动员造成的损害。如观众拥挤、投掷杂物、故意殴打运动员等行为。当然这里有个前提，是具体致害人无法确定或者没有足够赔偿能力时，体育比赛的组织者或管理者应当作为赔偿补充主体进行赔偿。在法理上来说，体育比赛的组织者或管理者此时对应的归责原则与我国侵权责任法中服务经营场所安全保障义务相似。而另一类实践案例中，运动员的伤害来自于体育比赛中体育器材、场地甚至是管理人员受伤，笔者认为，受伤运动员此时处于举证的天然弱势地位，体育比赛的组织者或管理者此时应当承担举证责任，证明运动员的受伤不是因为管理不善而带来的。

4.运动伤害的赔偿范围

确定了运动伤害的赔偿主体与归责原则之后，最重要的任务则是确定运动伤害的赔偿范围。纵观我国《民法通则》119条对赔偿种类的规定，《国家赔偿法》第27条，《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2条，《产品质量法》第32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触电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关于审理涉外海上人身伤亡案件损害赔偿的具体办法（试行）》第四条等等，对生命健康权的赔偿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种损失种类：

1.直接财产损失。此处的直接财产损失指的是受害运动员及其家属因为受伤直接支出的费用，包括医疗费，护理费，护工费等等。这些费用的具体数额较为容易确定，以医院以及各相关单位开具的正规单据为证来确定具体赔偿数额，这也是运动伤害赔偿时双方很少发生争议的赔偿种类。

2.间接财产损失。相比直接财产损失，间接财产损失具有难以确定具体数额的特点。此处的间接财产损失，笔者认为应当根据具体的表现而加以确定。其中，伤害会造成劳动能力的减少，虽然在业余运动中，受害人不存在以运动作为谋生手段的情况，但一些严重的伤病仍然会影响受害人的劳动能力。根据我国实践，现今劳动能力的损失通常采用客官方式的计算方法，即不考虑受害人的具体职业，以医生确定的抽象百分比为准来认定受害人损失的劳动能力，在此前提上确定赔偿数额。同时，受害运动员间接受损的不仅仅是其劳动能力，如果他法律上有需要抚养和扶养的人，确定的赔偿主体还应当将抚养费和扶养费纳入赔偿范围。

3.精神损害赔偿。我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二条已明确规定，“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这也就意味着精神损害赔偿已经在法律上成为可以适用的赔偿种类。虽然业余体育中运动员并不是以参加比赛夺取金牌作为职业目标，但对业余体育运动员造成伤害，导致他此后再也不能参加该类赛事，剥夺了其参与体育竞争的资格，对于业余体育运动员同样是一个沉痛的打击。对于业余体育运动员来说，没有参加职业体育所带来的固定收益的物质支持，为了获取胜利却同样要接受枯燥乏味的训练，能够参加自己心爱的运动获得观众的喝彩是最好的回报。运动伤害剥夺了他应当获得的待遇，胜利的梦想却成为了场上受害的噩梦，这是多么大的精神痛苦。精神损害的赔偿数额，则可以依据《侵权责任法》第22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0条的规定中的因素确，根据侵害人的过错程度，侵害人的手段、行为恶劣程度，造成的后果等来确定最后具体的赔偿数额。

5.结语

随着我国业余体育活动的不断开展，体育活动中防范伤害事故始终是永恒的话题。而在未来，业余体育中运动伤害问题涉及的权利义务主体将会更多，适用的法律领域也会更广，对社会的影响也会更大。为了更好的保护参与业余体育的运动中，保证业余体育的开展不会因运动伤害这一问题停滞不前，我们对运动伤害事故的研究分析就显得尤为重要。只有在充分了解业余体育中运动伤害发生的具体原因，掌握伤害事故的责任构成要件和归责原则，熟悉现行具体法律，才能保障我国业余体育活动在法律的保护下健康、持续的发展。（作者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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