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名”透视:课堂的翻转逻辑与文化映射

“名”，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具有很高的地位。所谓“名者，命也”，孔子更是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一个区域的地名也多与其命运休戚相关。地名是特定地理实体的指称，可以广泛地反映当地的自然地理、人文地理和区域地理特征。在中学地理教科书中，存在着大量的地名，而诸多地理界大师，如谭其骧、曾世英等，亦均有精深研究。本文循着历史地理学大家钱穆先生的足迹，以“地名”为凭，尝试架构起一道连接学生固有经验与地理知识的大桥，不仅可“翻转”课堂，更以一种潜移默化的文化力量，让学科能“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在真实可感的时空序列里，自然地生长和繁茂。

一、回望：大师在侧

钱穆，生于1895年7月30日，江苏无锡人，字宾四，中国现代著名历史地理学家、思想家、教育家，被我国学术界尊为“一代宗师”。作为一个文化名人，他以举世皆知的治史成就被世人熟知；其实，他还是一名地理学人。确切地说，他打通“史地”两家，以研究历史的方式，贡献于地理，特别是在地名学方面，著有《古史地理论丛》、《史记地名考》、《楚辞地名考》等传世作品。

在钱穆眼中，地理永远与文化有关，如气候、水土、山川形势、物产风景种种要素，都深深烙上文化的印记；反之，一个地区的文化，亦因多种地理因素的掣肘而与之相适应。这之中，“地名”作为文化的载体之一，在钱穆看来既是一窥地理的门径，又是开启上下五千年、纵横八万里的钥匙，自然、经济、文化、战争、政治等，皆能在地名中找到蛛丝马迹。以地名学的角度看，钱穆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在于，他提出了地名发展演进的“三原则”，即地名原始、地名迁徙和地名沿革。尤值一提的是，他并不拘泥于字面的训诂、校勘与考证，而是基于历史事实与发展过程进行具体描述与评价。简言之，钱穆从未孤立式研究地名，而是将之纳入文化视野予以解读。他自己曾说：“中国历史上的地理扩展，同时即是文化扩展。”以地名的文化观瞻，在一个不断发展的场景中重新审视地理，的确会得出颇多的妙趣和启发。

二、翻转：课堂新态

钱穆以“文化”的思维看待地名的方式，给我们对课堂形成了一种新型解读。当下新技术条件孕育的“翻转课堂”，被人视若珍宝而大肆宣扬，但若以钱穆的地名观实践，课堂则早已在一个世纪被翻转。

举例而言，在教授“区域地理”时，我们可从省级（或等同省级）地名窥见端倪：浙、沪、渝、湘、港、滇、澳等多带水旁，可见当地近水，气候较为湿润，一个“苏（K）”字更是点明了当地乃水草肥美的鱼米之乡，上述皆系南方；北方省份，如晋、鲁等，多带“日”旁，可见当地气候略干，而陕、陇之地，虽看不出干湿状况，但可知地形势必崎岖（汉字中左耳旁源于“■”，这是“悬崖”的象形，后用来表示山地）。相反，地名中含有“原”或“塬”（两字相通，本意是广袤的平地）的，则表示地势平坦，如山西的太原，陕西的五丈原、洛川塬，甘肃的董志塬等。另一表示地势平坦的地名为“沙”，也可以叫“洲”或“沙洲”，广东地区有大量含“沙”的地名，如“芙蓉沙”、“黄沙”、“二沙头”等，均表示江河之中或入海口处因泥沙淤积而形成的岛屿或小块陆地。

在教授“经济地理”时，地名所承载的地理信息更是异常丰富。钱穆在研究地名时，所侧重的“文化”范畴，主要即此而言。从交通方面来说，从秦汉开始，古代驿路上，通常隔一定距离就会设置邮、亭、驿、置、传舍等设施；到了唐代，亭、置、传舍之名虽已不存在，但是驿的名称仍大量使用。这些驿的名称在史籍上保留下来的不少，甚至由此可以追寻当时交通路线的分布情况。除此之外，在交通路线上还有许多店、庄、关等地名，它们有时以里程为专名，如八里店（安徽）、八里庄（河北）、八里关（陕西），表现出与交通地理的关系。另外，过去在驿路上五里或十里则树起一定的标识――即戏曲中经常唱到的“五里单碑、十里单碑”，地名也就出现“五里碑”、“十里墩”这样的名称。这类地名表明，离县城所在为几里地。上述有趣的地名知识，以钱穆式“史-地”互融的方式介绍给学生，他们要么凝神聚气，要么兴致勃勃，课堂的翻转效果，立时显现。

值得一提的是，“地名”透视下的课堂翻转，常常不要忘记学生的“在地性”，即千方百计须与他们的实际相联系。比如广东惠州的“新墟镇”、安徽宿州的“符离集”、安徽宣城的“晏公铺”、“鼓楼铺”等，都与当地的发展历史有关；紧紧抓牢地域特色的“地名”利器，到什么山头唱什么歌，课堂方能异彩纷呈。钱穆不以静止观看待地名，而以动态流变的态度总结地名发展的“三原则”，即是此理。以笔者所在的江苏省南通市来说，此处地名多含有“场”、“灶”、“总”、“甲”等汉字，如姜灶，四甲，五总等，学生的出生地亦多来自于此。究其根本，还在于本地自古产盐，所谓“灶”、“总”、“甲”都是当时盐业编制遗存的产物。“总”即盐场内生产区域名字，类似于今天的“村”；“甲”为盐场内按劳动人口划分的行政组织，类似于村下面的“组”；“灶”本是燃火烧盐的设备，后来表示基层组织名称。

三、记述：师生交互

具体到课堂的实施上，我们不妨假设钱穆当起了中学教师（事实上，其曾在中学任教8年），以他的治学思想为轴，设想他与孩子间“教学相长”的片段。

片段一：“城市功能结构”教学

钱：同学们，今天的教学内容我们从“地名”的角度开始解读。我国的许多城市都有自己的名称甚至特称，大家能举例吗？

生：成都叫蓉城，广州叫羊城，重庆叫山城等。

钱：很好！虽然大家各自称谓不一，但其内部构造，却有着相近的地名。现在给大家看一个字（在黑板中画出“邑”的甲骨文，见图1）。

（学生凝神细看……）

据考证，字的上部是一个长方形，表示四周的城墙；下面是一个坐着的人形，表示人口的聚居地。这个字即“邑”，表示一座规模较小的城市。现在虽不常用，却演变成的“右耳朵”，却组成了“郭”“邵”“邓”“郁”等姓氏――凡是你的姓氏有“右耳朵”，就表明你的祖先是城里人哦！

生：“东郭”、“南郭”都是表示住在城边的人吗？

钱：“郭”的象形是两座相望的城楼，表示几个城门之间的围墙（城市的护城墙），引申为“外城”。“东郭”、“南郭”原来都是地名，表示“东城门”和“南城门”。城市的内城叫做“城”，城市的周边称作“鄙”，城乡之间为“郊”。从生产上看，城市多手工业，郊外多农业，如“鄙”字，所谓“鄙人”即是城外农事生产者的谦称。

（钱穆在边说的过程中，边与学生一起绘制出图2）

片段二：“交通运输布局”教学

钱：同学们，这次老师来咱们盐城，发现我们这里真是一个宝地，在全国都大名鼎鼎！（学生感到“有戏”，却不知“宝地”究竟“宝”在何处，纷纷伸长了脖子准备听下文）大家看我们盐城的行政区图，注意到“响水县”、“滨海县”、“亭湖区”了吗？地名中有什么共同的特征？（发音时，“水”、“滨”、“湖”三字重读）

生1：都和水有关。

钱：对！我们再来看“射阳县”、“建阳县”，又有什么特征呢？

生2：和“阳”有关。

钱：对呀，老师就发现很有意思。我们盐城市有很多地名带“水”，说明或临水临湖，或气候湿润、降水丰沛，交通方面水路较为发达；但又有很多地方带“阳”，也就是说气候稍稍偏干一点，水略有不足，交通上陆路又有优势。想到这里，老师突然意识到，我国的南北不是有干、湿之分吗？有条著名的南北地理分界线――大家了解这条线在哪儿吗？

生（齐答）：秦岭-淮河一带。

钱：正是！可大家知道吗，这条线正好延伸到盐城的中部，所以盐城的地名中，才又是“水”又是“阳”的，交通水路都便利嘛！可以说，这条线几乎在大家脚下穿过呢！

（学生面露不可思议的惊喜之色。）

钱（继续诱导）：我国有大量地名中含有“阴”或“阳”，比如带有“阳”字的有洛阳、安阳、信阳、沈阳等，带“阴”字的有淮阴、江阴、汤阴等。这些地名体现了中国道家的阴阳五行之说，可视作中国传统文化在地名中的实际应用。同时，这还与山、水的位置有关。众所周知，在传统文化中，山南水北为阳，反之为阴。我国的河流多东西流向，人们居住之地，自然多分布在河流的南北。这些山山水水的分布，必然对本区域的陆路和水路运输带来许多麻烦。大家试讨论交通与地形的关系。

（学生分组讨论……）

四、透视：文化映射

钱穆的地名学，用于翻转课堂教学，的确颇有效力。此种“翻转”，绝非技术或组织层面上的，那只是器术之流，时过境迁，往往更迭无常，来去匆匆。以“地名”为路径，重新结构课堂，遵循的是一种“人本”的文化逻辑，这种持续的张力，将外在的知识技能内化为学生的自我需求。比如，以军事命名的，若地名中带有“安”字的地方大多三面环山，如西安、广安、泰安等，由于有山川可以阻挡敌军入侵，故为“安”；以历史积淀命名，如上海嘉定（“嘉定”即宋宁宗赵括的年号），浙江绍兴（“绍兴”即宋高宗赵构的年号）等。这些地名从不同的维度映射出我国厚重的传统文化，而其中蕴含的地理知识可以巧妙地与之渗透、融合，激发学生的兴趣和创造力。

春风化雨，润物无声。在钱穆这场“地名-教学”合一的课堂翻转中，文化与地理产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地名之妙，学科之趣，文化之奥，张弛之间，相得益彰，互生点染。更令人意味深长的是，透过“地名”的课堂翻转与文化重构，我们触见了课堂建设的新可能与新方向。

（作者单位：江苏南通市通州区金沙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