绅士之辨 第5期

4月初，和政法大学、中山大学、厦门大学及四川大学的几位学者一起在厦门开会，会议的最后，大家讨论起“绅士”问题来。这个问题导源于费孝通先生60年前的一个主张，即绅士在皇帝和民众之间扮演着上传下达的沟通作用，是中国式的双轨政治的核心缓冲地带。与会众学者的意见大致分成两派，一派主张，绅士是一个理想范畴，应以道德和知识为基础，因此，明以后直到今天的双轨政治演变，只能看作是绅士在政治格局中逐渐式微的过程，而另派则认为，绅士要在政治过程中被定义，明代以后，越来越多的商人、投机者成为双轨政治枢纽，说明绅士在这个过程中被精英化，甚至流氓化了。

这个争论列于本刊来说事关重大，我们直要做的，就是让今日之精英能够重拾历史上的绅士之精神和责任，为未来之中国奠定理想与制度之基础。上述争论，让我想起了中国历史上几次大的绅士之难。东汉中叶以后，外戚与宦官的争权夺利愈演愈烈。桓帝时期，以李膺、陈蕃为首的官僚集团，与以郭泰为首的太学生联合起来，结成朋党，猛烈抨击宦官的黑暗统治。宦官两次向党人发动大规模的残酷迫害活动，并最终使大部分党人禁锢终身，也就是辈子都不许作官史称“党锢之祸”。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打击知识分子，此前的秦火之难都尚不至于如此。

明代中后期，万历皇帝罢工，吏部郎中顾宪成罢官回到家乡无锡后，重修东林书院，与好友高攀龙、钱一本等讲学其中，并在讲习之余，批评朝政，议论人物。当时不仅那些“抱道忤时”的在野士大夫闻风响附，而且在朝的一般正派官员也遥相应和。于是东林的名声大著，而忌者也多。东林党人的倾向是要求改良政治，反对宦官专权肆恶，反对矿监税吏掠夺城市工商业者，反对宗室责戚无限占田。天启初年。东林党人布列满朝，分据内阁、吏都、都察院及科、道各部门，一时势力大盛。但不久之后。宦官魏忠贤与熹宗乳母客氏互相勾结，二人甚得熹宗信任，容氏被封为奉圣夫人，魏忠贤则为司礼秉笔太监，并且提督东厂，魏忠贤的爪牙田尔耕掌锦衣卫事，许显纯掌北镇抚司狱。熹宗深居宫中，政事一听魏忠贤所为。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即对东林党人进行残酷打击，虽然朱由检继位之后彻底清算了魏忠贤，但东林党人早已经元气大伤，明王朝失去了最后翻盘的机会。

清朝入关之后。奉行部族政治，满汉大臣在朝中直相争不下，到了乾隆年间，和获得皇室信任，迅速成为清政府官僚体系的核心人物。1784年以后，和的权力高涨到他的对手不得不考虑如何在他的下存活的地步。当时的知识分子以常州庄、刘两家为领袖，清朝时，庄氏宗族共有29人考取进士，其中11人在三年一度的北京殿试上表现优异，因此立即进入了翰林院。直接协助皇帝的日常政务。刘家在清朝则出现了13位以上的进士，其中数人也进入翰林院为翰林。庄存与是1745年殿试的榜眼，官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而他的亲家刘纶更是清帝国最重要的行政机构军机处的军机大臣。但在和坤势力日益扩大之后，庄刘两家几乎同时退出了政界，转而回乡治学，并成为直到康有为的清代今文经学的滥觞。比起党锢之祸和东林党人来说，庄刘两家算是幸运的了。

回到厦门会议上的争论，绅士之为绅士，恐怕恰在于其不能被精英化，今日中国之财富人群在经历了不算短暂的历史断裂之后，已经无从回忆和想象何为绅士了，而上文所列绅士之悲惨境遇，也不知会令几人振奋，几人消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