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观念下的契丹族萨满响器

摘要：契丹族历史的确实记载始于公元389年（北魏太祖登国三年）。直至公元10世纪（建辽前），契丹族经历了一个早期古八部、大贺氏部落联盟、遥辇氏部落联盟到酋邦一国家的历史演进过程。与此相应，契丹族的萨满教信仰观念由“巫王合一”到“君权神授”。基于跨学科的立场，以萨满响器――陶鼓和铜铃的考古发现为切入点，通过对红山文化（晚期阶段）以及辽以前墓葬文化的厚描，可以窥见这一时期内契丹族萨满教观念内涵之演变。

关键词：契丹族；萨满教；萨满响器

中图分类号：J6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2172（2016）03-0036-08

契丹族是我国古代北方的一个游牧民族。公元10～12世纪初，以其为主体建立的辽朝为开发我国北方作出了巨大贡献。萨满教是契丹族的原始宗教，作为一种古老而复杂的宗教文化现象，萨满教对声音的理解尤为古朴而神秘，对“响器”之声具有特殊的偏好，且以“器-器声-器声之意”建构了音响、象征和意义体系。在萨满教信仰语境之下，响器具有确切的意义指向，是萨满与神灵世界进行交往的通神之器。如果将契丹族萨满响器纳入其之中，那么一件件在地下沉睡上千年的无声文物不仅可以弥补文献记载的缺失，还能够还原出一段失落已久的文化线索。

一、陶鼓

契丹族萨满响器陶鼓的产生可以上溯到红山文化时期。第一，从空间上看，红山文化的分布地域与文献记载的契丹族活动地域是相合不悖的。北魏时期，契丹族“众万余口，驱徙杂畜，求人内附，止于白狼水东”，开始世居辽西地区。木叶山既是契丹族人的祖山，也是“天人合一”的神圣之地。根据《辽史・地理志・永州条》中的记载，木叶山的确切位置位于潢河（今西拉木伦河）与土河（今老哈河）交汇之处。同时，红山文化是辽西地区史前考古的文化遗存，主要是以辽河流域中的西拉木伦河、老哈河、大凌河为中心。第二，从时间上追溯，契丹族源出中国北方的东胡族系，是宇文鲜卑破灭后的残余。依据考古发现和体质人类学的鉴定，辽西地区夏家店上层文化是探讨东胡文化的重要对象。而夏家店上、下层文化同属一个文化系统，其下层文化又与红山文化有着直接关系。第三，契丹族的原始宗教是萨满教。东山嘴、胡头沟、牛河梁等祭祀遗址内出土的陶鼓亦可作为萨满教的实物例证。因此，红山文化出土的陶鼓对认识契丹族的萨满教信仰观念具有重要意义。在萨满跳神过程中，鼓起着重要的作用，它既是必备乐器，又是萨满祈神祭礼、驱逐妖魔、惩恶扬善的重要法器。“有鼓才降来了神灵。在萨满的世界里，神鼓是万能的超自然工具，它是由萨满驾驭的飞天的鸟，在大地上奔驰的马，在河海中飘行的船。”总之，如果以陶鼓的考古文物、民间传说以及文献互为参照，将能够大致勾勒出契丹族早期历史上的“巫王合一”（酋长兼任萨满）的萨满教形态。

近年来，在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中发现了众多的彩陶筒形器。它们造型独特，大口、无底，多彩绘，且其出土位置常见于墓葬和祭祀遗址之中。据专家推论，“这些彩陶筒形器为红山文化人们的乐器――陶鼓”。在考古发掘中，陶鼓往往与其他器物相混淆，且名称不一，因而对陶鼓进行的综合研究相对匮乏。根据以往的研究，陶鼓依据形态可分为筒形、罐形和豆形三种类。筒形陶鼓主要出土于辽宁省凌源三官甸子城子山遗址（如图1）、辽宁省喀左县东山嘴红山文化建筑群址（如图2）和辽宁省阜新县胡头沟红山文化与其葬墓遗址（如图3）。罐形陶鼓主要出土于辽宁省凌源市牛河梁第五地点遗址（如图4），河北省易县北福地史前遗址（如图5）。豆形陶鼓主要出土于辽宁省牛河梁红山文化“女神庙”与积石冢群遗址（如图6）。其次，陶鼓具有如下基本特征：第一，形制基本符合鼓的特点，体现在陶鼓冒革和鼓腹能够发出深沉、响亮的声音的设计上。第二，鼓面大多涂有红陶衣或彩绘，纹饰多呈直线型几何图形和平行宽带纹，这种封闭式纹饰是“一种没有开始、没有终结、没有边缘的非常严谨的秩序排列”。此外，陶鼓多一面彩绘，另一面素面，且彩绘面向外，这样设计会使得蒙上兽皮后也不影响观瞻。第三，陶鼓并非一般的生活必需品，而是属于一种祭祀用品。陶鼓皆大口卷沿、无底，并不是用来盛放物品的。另外，陶鼓多出土于墓葬上方的石围圈下，依弧形石墙立成一排，而并未出现在房址及墓葬内部。透过这些现象，可以思考一些意味深长的变化。作为通神的萨满法器，陶鼓象征着一个神权和王权合二为一社会的产生。根据考古分析，红山文化晚期墓内的死者并非普通社会成员，尤其是中心大墓与次中心大墓内的死者，应是当时社会统治阶层的代表人物。这表明，在红山文化时期，不仅出现了凌驾于普通民众之上的权力阶层，而且在其内部也具有明显的等级之分。与此同时，宗教势力与世俗权力紧密结合在了一起，宗教成为了统治者控制社会的重要工具。这说明，“社会的人伦秩序和政治权力往往控制在萨满手中，他们同时掌握着神圣权力和世俗权力”。

这些描述与契丹族早期历史上所形成的“巫王合一”的萨满教宗教形态是一致的。此时，契丹族中的氏族酋长既是管理者，又是男巫。契丹人称他们的氏族酋长兼萨满为“奇首可汗”。相关文献和研究为此提供了解释参照。第一，《辽史・地理志》中记载了一则传说：“有木叶山，上建契丹始祖庙，奇首可汗在南庙，可敦在北庙，绘塑二圣并八子神像。相传有神人乘白马，自马盂山浮土河（老哈河）而东，有天女驾青牛车由平地松林泛潢河（西拉木伦河）而下，至木叶山（赤峰市翁牛特旗海金山），二水河流，相遇为配偶，生八子，其后族属渐盛，分为八部。”第二，关于这一传说，也明确记载在契丹国太傅耶律羽之墓志铭之中：“羽之姓耶律氏其先宗分佶首，派出石槐，历汉、魏、隋唐以来世为军长。”墓志铭中的“宗分佶首”与《辽史・地理志》所载的奇首可汗发音相近，应为一人。可见，奇首可汗确有其人，只是其年代已不可考。第三，《辽史・耶律曷鲁传》中云：“汉人杀我祖奚首，夷离堇（耶律阿保机）怨次骨，日夜思报汉人。”此文献中的“奚首”是契丹人之先，在征战中被汉人所杀。总之，这一社会关系的演变，反映到萨满教观念之上，产生了英雄崇拜和首领崇拜。并且，英雄、首领和萨满充任的是与部族生活息息相关的管理者的角色。“他们统一部落，建立各种规法，使部落兴旺发达；他们亲尝百草，寻药治病，为部民解除疾苦；他们受尽磨难却教会人间织布做衣；他们战胜群雄，射柳成王；他们寻日找月，给人类带来光明；他们能钻入地界，打开通往阴问的道路，让亡灵平安无事；他们除魔、射日、治水，调理宇宙山河，服妖降魔。”这说明，人们开始用虚幻颠倒的形式来表现人和自然斗争中地位的加强，出现了人格化的“神灵”的观念。这导致了一个十分重要的结果，即人类开始有了个体（或自我）意识。于是，受其影响，社会集体和各个个体之间的关系发展了，集体表象、集体观念也必然随之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