冼星海:吃白糖谱出传世之作《黄河大合唱》

一曲气壮山河的《黄河大合唱》使冼星海名垂乐史，但很少有人知道他还跻身于著名的“延安四怪”。其他“三怪”是长发披肩与众不同的演员塞克（1906～1988，本名陈凝秋，河北霸县人）、狂放不羁的独往独来的作家萧军（1907～1988，辽宁义县人）、暴躁激烈易于犯上的翻译家王实味（1906～1947，河南潢川人）。冼星海的“怪”是要求保证他吃鸡吃糖，否则无法作曲……

洋学生吃出了小米香

1937年9月，冼星海在国共合作后首次听到延安这一地名。1938年9月底，在的关怀下，武汉八路军办事处传来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沙可夫院长的聘书，以及全系师生集体签名的附信，聘请冼星海赴延安任教。正在他犹豫不决时，又来两封电报催促。他问明可以提供自由创作环境及自由出入等条件后，于10月初携新婚妻子钱韵玲（著名经济学家钱亦石之女）赴延安，11月3日抵达。1939年5月15日他递交入党申请书，并于6月14日入了党。

1938年11月~1940年5月，冼星海在延安的一年半时间，成为其一生音乐创作的巅峰时期。他写出了《黄河大合唱》、《生产大合唱》、《九一合唱》等六部大合唱和两部歌剧（其中一部未定稿）、一部交响乐、几十首歌曲。不过，作为音乐家的冼星海拙于言辞，内心激情似火，外表却近于木讷。他到延安后，入住窑洞倒还没什么，吃小米却“没有味道，粗糙，还杂着壳，我吃一碗就吃不下了。以后吃了很久才吃惯”。毕竟留法六年，洋学生出身，过如此简单粗糙的生活，一时难以适应。同时，他的思维定势与生活习惯，亦与周边环境不时发生冲突，尤其对开会不甚习惯，认为白耽误时间，影响写作。全延安没有一架钢琴，只有“轻武器”――提琴、手风琴及一些中式乐器。有时，因无处发泄，竟将隔壁人家飞来的小鸡打得满屋乱飞，他负气地对人说：“保证我吃鸡，否则一行旋律也写不出。”

但冼星海很快被“改造”过来，不仅吃出了小米的香，还慢慢习惯了开会、听报告，而且还爱上政治学习。他写信给田汉说：“已彻底摈弃了‘为艺术而艺术’。”1940年3月21日，他给一位友人写了长信，这就是冼星海十分珍贵的一份自传，后以《我学习音乐的经过》为名发表，作为其学生马可所撰《冼星海传》重要附录。据信可知，冼星海当时受到优待，每月津贴15元（含“女大”兼课津贴3元），其他艺术教员一律12元，助教6元。当时延安生活艰难，1938年的津贴标准为：士兵（班长）1元、排长2元、连长3元、营长4元、团长以上一律5元，、也是5元，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4元。惟著名文化人、大学者5―10元。1938至1939年抗大主任教员艾思奇、何思敬、任白戈、徐懋庸每月津贴十元。王实味、陈伯达每月津贴4.5元。发的是延安的“边币”，一元边币可买两条肥皂或一条半牙膏或两斤肉包子或十几个鸡蛋。也有人记述：“每人每月发一元边币，只能够买一把牙刷一包牙粉，最困难时期，连这点钱也停发了。”相比之下，冼星海的优待级别已经是最高规格了。不过，艺术创造需要以燃烧热情为基础，而热情燃烧确实离不开一定的充沛体力，没有一定的物质基础难以保持创作所需之精力。因此，“冼星海吃鸡”并非小资产阶级情调发作，而是“工作需要”。再则从结果来看，“吃鸡”较之《黄河大合唱》，还有可比性么？

创作时边吃白糖边从烟杆吐出烟雾

1939年除夕之夜，冼星海受邀来到延安西北旅社一间宽敞窑洞，与来自第二战区抗敌演剧三队的同志聚集一堂，聆听三队诗人光未然的新作《黄河大合唱》。这首大型组诗来自诗人两渡黄河及在黄河两岸行军打仗的亲身感受。400多行的诗句，25岁的诗人一气呵成。从头朗诵到尾，全窑洞听众的心脉随着抑扬顿挫的诗句跳动。听至最后一句“向着全世界劳动的人民，发出战斗的警号”，一片寂静。顷刻，掌声爆响。冼星海一直坐在靠门边的椅上，此时霍然起身大步上前，一把抓过诗稿说：“我有把握把它谱好！我一定及时为你们赶出来！”同志们立即报以热烈掌声。

为了创作好《黄河大合唱》，冼星海没有先动笔，而是用了近一个月的时间向光未然与三队同志详尽了解抢渡黄河的情形以及船工号子后开始了默默酝酿。1939年3月26日至31日，6天6夜，冼星海不间断地创作，才完成了《黄河大合唱》的谱曲，一共八首，包括合唱、齐唱、独唱、对唱、轮唱。创作前，因延安吃鸡不易，他退而求其次，要求吃糖。他原来喜爱甜食，要求光未然为“作曲”买两斤白糖。一切齐备，冼星海盘腿炕前，开始创作。他一边抓撮白糖入嘴，一边从超长烟杆吐出腾腾烟雾，妻子钱韵玲在旁为他熬煮“土咖啡”。就这样，在延安的一间窑洞里，诞生了这首激昂亢奋又婉转抒情的时代乐章，被中国音乐界认为20世纪中国音乐能够传世的“两首曲子一首歌”：小提琴协奏曲《梁祝》、二胡独奏曲《二泉映月》，一首歌便是《黄河大合唱》。《黄河大合唱》在音乐上的特点是中西结合，铺入晋陕民歌及古曲《满江红》音型，气势雄伟，布局庞大，音乐与内容浑然一体，用山呼海啸的黄河怒涛表现中华民族磅礴汹涌的抗战力量。一位诗人曾说：“从歌声中可以听出一个民族的命运。”

《黄河大合唱》迎来创作巅峰期

1939年4月13日，《黄河大合唱》由抗战演剧三队和“鲁艺”音乐系乐队在陕北公学礼堂举行首演，观众千人以上。冼星海亲自指导，光未然亲任朗诵，男声独唱田冲，女声独唱蒋旨暇，二重唱史鉴、刘晨暄。演出非常成功，轰动延安。1939年5月11日，听了《黄河大合唱》，连声称好，特意单独邀见冼星海。从鲁艺副院长赵毅敏那里获知冼星海在创作中用坏不少蘸水笔，特赠他一支派克钢笔与一瓶派克墨水。李富春设法解决了冼星海的吃糖问题，留守兵团司令肖劲光则专门拨出一孔窑洞给冼星海，配备一名通信员照顾冼星海的生活，并送来一筐蜡烛以供他夜间创作。

“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到处传唱。冼星海也被各单位请去教唱和指挥《黄河大合唱》，经常忙得回不了家，不久被任命为鲁艺音乐系主任。《黄河大合唱》一直作为延安各种演出和晚会的保留节目，专门招待国共将领、民间团体及外国宾客。如元老张继、侨领陈嘉庚、作家茅盾、美国军事考察团、马歇尔将军等。

另一支抗战名曲《生产运动大合唱》，也是冼星海与塞克合作的结晶。1939年春，延安开展热火朝天的大生产运动。一天，塞克在延河边散步。人来人往的大生产繁忙景象，深深触动了他。恰巧，就在这段时间冼星海多次向他索要歌词，并专门嘱咐写一些“厉害的”。塞克眼前忽然一亮：这大生产运动，支援抗战，不是很有意义很“厉害”么？于是，塞克决定写一部反映大生产运动的大合唱，当即在延河边构思，没几天，塞克完成腹稿。一天，早饭后，塞克关起门，进入写作状态。掌灯时分，一部多场《生产运动大合唱》脚本一气呵成，冼星海早在盼望塞克的歌词，拿到脚本后，3月1日投入封闭式创作。白天，他闭门谢客；晚饭后，和塞克一起到东山或窑洞前散步，切磋作品。《生产运动大合唱》冼星海也仅用六天时间就谱写完毕。1939年3月21日，由冼星海亲自指挥，在陕北公学大礼堂，鲁艺师生举行首演，获得成功。

沉疴缠身英年早逝于莫斯科

1940年5月，冼星海受党委托前往苏联为抗战新闻片《八路军与老百姓》作曲配乐。由请饭送行后，11月到达莫斯科。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新疆军阀盛世才露出獠牙，冼星海一行无法由疆返回。

1941年9月，冼星海一行离开战乱中的莫斯科，到达蒙古，准备回国。但在国境线上受阻，只得流浪在乌兰巴托。1944年1月30日，冼星海来到哈萨克斯坦的库斯坦奈州，生活艰难，需要当衣卖表为生。此时，他不仅肺部有结核，而且还有肝肿、腹膜炎和心脏病，每天在病院抽出好几立升腹水。二战快结束时，冼星海被送至莫斯科。重病中的冼星海，走投无路，去找莫斯科外文出版社的李立三。李将重病中的冼星海接到家中住下。但李1939年11月4日才从苏联监狱获释，停止党籍，在莫斯科也属无国籍游民，原住的共产国际宿舍早被别人占用，只得挤住岳母家中，只有约30平方米一间屋子，当中用白帘相隔，一边是李莎的嫂侄，一边是李立三夫妇和岳母，1943年又增加了女儿英娜。本已拥挤不堪，再把冼星海夫妇安排进来，实在难上加难。李立三与家人商量后决定把自己的床铺让给病中的冼星海夫妇，自己睡地铺。李立三夫妇不仅帮助冼星海联系治病，更要为解决冼星海夫妇的食品来源日夜操劳奔走。

在李立三的奔波下，得到斯大林批示，在苏联国际救济总会协助下，冼星海入住莫斯科一家医院。由于患严重血癌，沉疴积疾，医生回天无力，于四个多月后的1945年10月30日病逝，年仅40岁，李立三夫妇为其料理后事，与苏方一起为其举行隆重安葬仪式。致悼词的是后来为《莫斯科――北京》谱曲的苏联著名音乐家穆拉杰利。

冼星海被安葬在莫斯科近郊公墓，骨灰盛放于一灰色大理石小匣，匣子正中镶着音乐家的一张椭圆形照片，周围环绕缎制花束，下刻金色俄文：中国作曲家、爱国主义者和共产党员：黄训（赴苏联后用母姓）。（据《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