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反讽小说的角度与形态

摘要：反讽是现代小说常用的一种修辞方式。本文以铁凝小说《春风夜》为例，具体探讨反讽的时间角度、空间角度、原因角度与结果角度，进而归纳出反讽小说的三种基本形态：隐喻式反讽、对比式反讽和调侃式反讽。

关键词：小说；反讽；角度；形态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3）02-0120-04

反讽作为一种修辞，可以说由来已久。它最早出现在古希腊戏剧作品中。反讽最初只是一种语言上的修辞技巧，在戏剧中主要表现出佯装和反语两大特点。后来在不断的运用中，其范围和含义都得到了扩大和延伸。作为一个概念，它的使用范围已经超越了戏剧，适用于每一种文体，当然包括小说。关于反讽，古今中外的学者在理论上做了大量的、反复的。甚至是不厌其烦的阐释与研究。取得了异常丰硕的学术成果。本文以一篇具有浓烈的反讽意味的小说为例，具体探讨反讽小说的常用角度及基本形态。这篇小说是铁凝的《春风夜》。

小说的主人公叫俞小荷，她从山西农村来到北京，给一个富贵人家当保姆，她已经有半年没见到丈夫王大学了。王大学原先在农村种苹果，后来买了一辆卡车跑运输。春天到来的时候，俞小荷突然接到王大学的电话，说他开车路过北京，要俞小荷出去跟他欢聚一下。王大学开的是大车。按规定不能进入北京市区，所以俞小荷只好赶往市外的顺义去见王大学。他们约会的旅馆虽然既偏远又简陋，但名字取得挺好，叫“春风旅馆”。俞小荷天不亮就请假出门了，挤公交，转地铁，花了几个小时，总算见到了王大学。夫妻俩久别重逢，激动不已。按说一见面就该好好亲热一下，可因为搭伴开车的二孬在场，他们只好先将欲望压住，等到晚上再尽情缠绵。然而，好不容易等到夜晚来临，王大学带着俞小荷正要兴冲冲地进入春风旅馆的房间时，服务员却因为俞小荷忘记带身份证而将她拦住了。平时没有身份证，即使是两个野鸳鸯，也是可以同房寻欢的；但眼下却不行，全国“两会”正在北京召开，警察管得严，每天半夜来查房，没有身份证，哪怕是一对合法夫妻，也不能同床共枕。无可奈何，这对农民夫妻近在咫尺却无法共度春宵，只能徘徊在房间之外互诉衷肠。凌晨告别时，俞小荷将心比心，猛然意识到了王大学的性苦闷，悲悯之心油然而生，于是多给了丈夫一百元钱，含着泪让他到别处去找性的慰藉。

《春风夜》既交代了故事发生的时间和地点，也写出了夫妻相见却不能相欢的原因和结果。时间是春天，正值“两会”期间；俞小荷当保姆的地点是首都北京，约会的地点在市郊的春风旅馆；夫妻不能同房的原因，表面上看是没带身份证，实际上是因为“两会”；结果呢，是妻子拿出一百块钱让丈夫去找小姐。

反讽在具体的运用中需要角度，上面特别讲到的时间、地点、原因和结果，实际上就是反讽的四个基本角度。也就是说，小说家在创作中一般都是从时间、地点、原因和结果这四个角度去进行反讽的。换一句话说，一篇小说的反讽意味往往是从时间、地点、原因和结果四个方面生发出来的。

为了更好地讨论这个问题，我们看看下面这则故事：有一个进城当保姆的农村女人，名叫俞小荷。她已有半年时间没见到她的丈夫了。她的丈夫叫王大学，也是农村人，长年开着卡车天南海北地跑运输。一天，俞小荷突然接到王大学的电话，说他开车经过这个城市，约她去城郊一个旅馆欢聚一次。俗话说，久别胜新婚。这一对农民夫妻，见面之后的情景是不难想象的，肯定是如胶似漆，干柴烈火，幸福死了。然而，事情的结局并非如此。因为种种原因，他们见面后居然未能单独同房。

显而易见，上面这则故事是我从《春风夜》中抽出来的。除了人物和事件，故事的时间、地点、原因和结果这四个重要元素都被我有意隐去了。由于隐去了这几个元素，这则故事便只是一个干瘪的故事了，根本不像小说。小说作为一种文体，它是由许多必不可少的基本元素构成的。在一部小说中，人物显然是最主要的元素，除此以外，时间、地点、原因和结果这四个元素是不可或缺的。缺少了这四个元素，小说的文体特征也就不复存在了。更重要的是，因为缺少了这四个元素，这个故事便毫无意义，反讽意味更是荡然无存。

通过上面的比较，我们可以看出时间、地点、原因和结果这四个元素对一篇小说来讲是多么重要。我这样说，并不是要把《春风夜》这篇小说的新意和深意归功于这四个元素。如果真这样的话，那就因果颠倒了。事实上是，这篇小说的意义主要来自小说家的反讽。具体一点说，是铁凝运用反讽的修辞手段对故事的时间、地点、原因和结果进行了巧妙的安排和大胆的想象。正是因为反讽的介入，这篇小说才将一个屡见不鲜的故事推陈出新，化腐朽为神奇，写出了新意和深意。

为了把问题说得更加明白，我们不妨再来一个假设。假设我们把小说中的时间、地点、原因和结果都改换一下，把俞小荷和王大学约会的时间换成秋天，把“两会”换成运动会什么的，把俞小荷当保姆的地点改为武汉或者上海，把夫妻俩约会的旅馆改为秋风宾馆，把她们不能同房的原因换成旅馆因运动会而客满，或者是因钱包被盗而无钱开房，把不能同房的结果改成夫妻俩跑到一个废弃的厂房里亲热，甚至可以是正在亲热时被巡逻者抓住了。如果这样改换，小说无论从情理上讲还是从逻辑上讲都是成立的，但是它的新意却没有了，深意就更不要奢谈了。

通过这一假设，我们便清楚地看到，如果没有反讽，《春风夜》即使所有的小说元素都不缺，那它也不会成为一篇有意义的小说。也就是说，时间、地点、原因、结果只是反讽的角度，至于能不能取得反讽的效果，关键还在于小说家的智慧。但不管怎么说，反讽角度的选取是反讽的第一步，事实上这也是小说家智慧的一种表现。

第一，从时间角度进行反讽。曹文轩写过一本《小说门》，其中有一段论述小说时间的话：“从某种意义上说，小说问题也可以说是一个时间问题。小说的诸多问题，都是和这个时间问题搅和在一起的。”也许因为曹文轩自己也写小说吧，我觉得他的这番话说得颇有见地。

在《春风夜》中，铁凝非常机智地设置了两种时间，一种是自然性时间，一种是社会性时间。俞小荷和王大学约会的时间被作者定在春天的夜晚。这个时间就是自然性时间。春天的夜晚，这个时间给人一种温馨和浪漫的感觉，很容易让读者产生诸如春风拂面、春暖花开和春宵一刻值千金之类的美妙联想。同时，俞小荷和王大学的这次约会恰好赶上全国“两会”召开，这个时间显然属于社会性时间。大家知道，“两会”历来都是关注民生的，而农民的生存状态又是“两会”关注的重点。按说，俞小荷和王大学的这次约会，不仅时值春夜，而且喜逢“两会”，真可谓遇到了好时光。然而，这一对农民夫妻哪曾料到，正是由于处于“两会”这个非常时期，旅馆突然管严了，因为忘了带身份证，一对合法夫妻最终也无法同房共眠。铁凝从时间的角度进行反讽，通过设置春夜和“两会”这两个意味深长的时间，让一个平淡无奇的故事顿时获得了新意和深意。

第二，从地点角度进行反讽。地点也可以称为空间，地点角度就是空间角度。和小说中的时间一样，地点在小说中也是有意味的。同样的一件事情，发生在不同的地点，它的性质和意义往往是不一样的。就拿俞小荷和王大学的约会来说，假如说俞小荷当保姆的城市在上海，假如说王大学约俞小荷前去欢聚的旅馆叫秋风旅馆，那这篇小说便无法构成反讽，而且作品的标题也要改了，应该叫《秋风夜》。如果真那样改的话，这篇小说就索然无味了。

铁凝没有像我们假设的那样去设计小说的地点。她把俞小荷当保姆的地方选在了首都北京，把夫妻俩约会的地方取名为春风旅馆。这样一来，地点就具有了某种特定的象征意义和隐喻意义，从而构成了意味丰饶的反讽性空间。

第三，从原因角度进行反讽。作家刘恪在他的《先锋小说技巧讲堂》一书中也论及反讽，认为：“反讽是一个智者对当下世界矛盾冲突的一个本质的认识。”在这句话中，我觉得“矛盾”和“本质”两个关键词很有意思。反讽实际上就是针对事物的矛盾而进行的，它不仅要展示出事物的矛盾，而且还要进一步揭示出造成这种矛盾的原因，只有这样，小说才可以触及到事物的实质。所以，原因就成了反讽的一个重要角度，也是反讽的最佳角度。

在《春风夜》中，半年没有见面的一对农民夫妻，好不容易有了一次欢聚的机会，可是旅馆的服务员却不让他们同房。对于这样一个矛盾的事物，铁凝不仅写到了身份证这个表面上的治安原因，而且还把她的笔大胆地伸进了矛盾的深处，写出了“两会”这个深层的政治原因。前面我假设过把“两会”改换成运动会什么的，为什么一改就不够成反讽了呢？因为运动会之类的会议不像“两会”具有政治性，所以不是导致事物矛盾的本质原因，因此难以构成反讽。

第四，从结果角度进行反讽。小说家运用反讽，应该最大限度地追求反讽的张力或者说反讽的力度。这种张力或力度从哪里来？除了原因之外，结果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春风夜》中的女主人公俞小荷是个传统的女人，与丈夫王大学又是那么恩爱，开始连梦见王大学找小姐都感到忐忑不安，后来居然还多给丈夫一百元钱，主动要他去找小姐。这一看似荒唐的悖论性结果，正好有效地增加了反讽的张力。

这种张力说到底与人物的情感有关。俞小荷让王大学去找小姐，这个结果显然是违背她的意愿的，在情感上前后互相冲突。正是因为这种冲突，读者既感到俞小荷可笑又感到她可怜，正如汤普森在《不动声色的反讽》中所说：“要想理解它，人们必须保持超然而冷静的态度；要想觉察它，人们必须为出了偏差的人物或理想而感到痛苦……我们所关心的某人某事被残忍地戏弄着，我们观看可笑的事，却被它刺伤了感情。”前面也假设过给俞小荷和王大学的约会换一种结果，让他们去一个废弃的厂房亲热一下。这种结果虽然也有一丝反讽的味道，但没有反讽的力度，原因就在于，假设的这个结果没有涉及到人物情感的矛盾与冲突。

在小说中，反讽呈现出多种形态，中外理论家从不同的视点和路径出发，进行了不同渠道和不同层面的归纳。这里，我不打算面面俱到，只想从写作技术的角度，描述几种最为常见的反讽形态。

第一种形态是隐喻式反讽。在修辞学上，隐喻又被称作暗喻，是与明喻相对的一种语言修辞形式。关于隐喻这个概念，学者们有各种各样的解释和表述，比较而言，保尔·利科在《解释学与人文科学》中对隐喻的概括更为准确。他说：“一个词在特定语境中获得一种隐喻的意义，在特定的语境中。隐喻与其他具有字面意义的词相对立。意义中的变化最初起源于字面意见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排斥这些我们正在讨论的词的字面用法，并提供一些线索来发现一种能和句子的语境相一致，并使句子在其中具有一种新的意义。”

用保尔·利科的观点来看，《春风夜》中的许多词语都是带有隐喻色彩的，比如北京、顺义、春风旅馆、两会等，它们都暗含了作者的双重视野。通过特定的语境营造，这些词的意义已经超越或者说已经排斥了它们原有的字面意义，从而获得了新的寓意。北京本是广大劳动人民的首都，但底层劳动者却只能在这里给富人当保姆，象征着劳动者的大车也不能进入北京市内，只能停在郊区的顺义。春风旅馆从字面上看如此温馨而浪漫，而它实际上带给俞小荷和王大学的却是冷酷和无情。以关注民生为主题的“两会”，不仅没给分别半年的农民夫妻的约会带来丝毫的便利和帮助，反而还横加阻拦，捧打鸳鸯，让一对恩爱夫妻变成了近在咫尺的牛郎织女。而如果把北京换成武汉或上海，把春风旅馆换成秋风旅馆，把“两会”换成其他什么会，那就没有反讽意味了。为什么？因为替换上来的这些表示时间和空间的语词只有字面的意义，而没有隐喻意义，所以无法构成一种反讽语境。

第二种形态是对比式反讽。对比是文学作品中使用率最高的技术手段之一，小说家对这种技术更是情有独钟，用起来似乎也格外得心应手。对比作为一种技术，它最大的艺术功能是能够把事物的矛盾性进行放大，从而让矛盾显得更加鲜明、更加集中、更加激烈：更加尖锐。在这一点上，对比与反讽有些类似。所以对比在很多时候表现出反讽的特点。米克在《论反讽》中说：“在其他因素相同的情况下，对照越强烈，反讽越鲜明。”

事实上，反讽是一种综合性的修辞艺术，在具体运用中往往离不开其他修辞术的支持与配合，如比喻、夸张、象征和对比等。其中搭配最多的就是对比。在《春风夜》中，作者运用了许多对比。比如俞小荷约会前后的心情对比。约会之前，小说详细写了俞小荷近于隆重的洗澡，又写她天不亮就出门往王大学那里赶，还写她骗丈夫中午才能见面，想以此给他一个惊喜。通过这些描写和渲染，俞小荷约会前的那种激动、兴奋和期待心情都被表现得淋漓尽致。然而，见面以后呢，俞小荷的心情完全变了，可以说一落千丈，激动变成了沮丧，兴奋变成了扫兴，期待变成了绝望。这种天壤之别的对比让人感到哭笑不得，反讽的意味一下子就出来了。又比如春风旅馆在平时和“两会”期间的对比，用那个服务员的话说：“往常也没这么严。可这半个月是非常时期，开‘两会’呢。白天没事，一到晚上派出所都有专人来检查，查出留宿无证人员，轻的扣奖金，重的吊销营业执照。”这个对比初看似漫不经心，仔细咀嚼，便感到它锋芒毕露，如刀刮骨，把当下荒唐可笑的社会生态讽刺得入木三分。

在这篇小说中，我认为最具反讽意义的是两个细节的对比。第一个细节是俞小荷约会之前做的那个梦：“她梦见王大学带她一块儿出车，车开进一座山里，天忽然大黑。路边恰有一家旅店，他让她在车上等着，自己先下车去登记住店。她左等右等等不来，就下车进了店，原来那只是一间破草房，房内有一张褥子脏污的床板，她的老公正伏在一个女人身上。俞小荷扑上去撕打那女人……”俞小荷在这个梦中哭醒了，还浑身汗湿。作者细腻地描写这个梦境，显然是为了说明俞小荷是个传统女性，非常看重夫妻之间的相互忠诚。然而，在他们约会之后，夫妻相见却不能相欢，凌晨分别时，作者又写了一个细节：“在这个晚上，她不想疑心她的男人，她觉出了他们的不易。三五个月不见一回家里人的面……她就不接王大学递过来的100块钱了，反倒从手中那沓钱里又抽出一张100的塞到男人手中说，知道你苦，我什么都能容。钱你再留100，只一样：走到哪儿也不能养。王大学说养？养什么呀？俞小荷愣了愣说，一养，就养出感情来了。”这个细节与前面的那个梦境形成鲜明的对比，对底层人民所处的这个尴尬的生存环境进行了深刻的反讽。

第三种形态是调侃式反讽。调侃在日常生活中指的是用语言戏弄对方，语言戏弄实际上就是一种语言反讽。在文学作品中，调侃主要指作者运用机智的语言对所描写的荒谬可笑的事物进行一种不露声色的嘲讽，从而让读者对这种事物产生鄙夷、愤慨和蔑视的态度。调侃语言的机智性，往往表现在语义的双关和言外有声，常常给读者带来一种滑稽感和戏谑感。

《春风夜》中有好几处绝妙的调侃，这里仅举两例与“两会”有关的片断。一例是服务员因为俞小荷没带身份证不让她与王大学同房，当服务员说出“两会”这个特殊原因时，作品这样写道：“王大学和俞小荷相互看了一眼，他们知道‘两会’，却从来没有注意过‘两会’，更不曾意识到这个词和他们的光景有什么关系，但是今天看来他们是躲不过去了。”这段议论性调侃看似轻描淡写，毫不经意，实则绵里藏针，机锋暗藏，一方面流露出了作者对那些务虚会议和空头政治的温情批判，一方面表达出了作者对底层人民生存现状的深切同情。

另一例调侃更有意味，服务员表面上陪着王大学和俞小荷在房间看电视，实际上是为了监视他们，不让夫妻俩轻举妄动。作者用滑稽和戏谑的语言这样描写：他们“只好一人占住一张床，歪倒在床上，和服务员一块儿看电视。很多频道都在播放一些开会的场面，服务员提醒他们说，看，这就是两会。俞小荷说，换个台。服务员换个台，是关于动物的，非洲的斑马。王大学说就看这个吧。于是他们就看斑马”。这段描写，乍一看是冷静的纪实，如果仔细分析，我们就会看到言外之意，听到话外之音。俞小荷和王大学为什么不愿意看关于“两会”的节目？“两会”离他们这么近，还正在讨论他们的生活呢！他们为什么反而愿意看非洲的斑马？非洲离他们那么远，斑马与他们也毫无关系啊！问到这里，我们不禁会联想到顾城的一首题为《远与近》的朦胧诗：“你，/一会儿看我，/一会儿看云。/我觉得，/你看我时很远，/看云时很近。”同时，我认为作者将非洲斑马和“两会”放在一起也是别有深意的，一群斑马在动物世界里可以自由奔跑，尽情撒欢，而王大学和俞小荷这对分别半年的合法夫妻因为“两会”的召开却只能分房而卧，望性兴叹，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的生活连斑马都不如。这是多么辛辣的调侃啊！

反讽的形态在小说中远远不止上面提到的几种，从小说的元素来看，还有人物反讽、结构反讽和环境反讽等等。因为这些反讽不完全属于技术的层面，所以在这里便不一一讨论了。

作者简介：晓苏，男，1961年生，湖北保康人，武汉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湖北武汉，430072；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湖北武汉，4300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