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人民日报

《海瑞罢官》：学术问题？政治问题？

1965年底1966年初，作为中共中央机关报的人民日报，竟不知党中央在哪里。一向按中央指示精神办事的总编辑们，到了这个时候，就好比雾海行船，即使万般小心谨慎，最终也难逃触礁覆没的命运。

这是个充满变数和捉摸不定的年代。1962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北京举行八届十中全会，主持会议，并在开幕会上讲话，进一步阐述他在8月6日和8月9日北戴河会议上提出的关于阶级、形势、矛盾和党内修正主义的问题。说：“现在可以肯定，有阶级存在，阶级斗争肯定是存在的。”发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强调从现在起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开党代会讲，开全会讲，开一次会就讲一次”。尖锐地批判了“翻案风”、“单干风”和“黑暗风”，还同意了康生所谓小说《刘志丹》是李建彤利用小说的说法。说，现在不是写小说盛行吗？利用写小说进行活动是一大发明。凡是要一个政权，总要先造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中华人民共和国实录》第二卷下，第745―746页）

这次会议不但把年初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亦称七千人大会）上提出的让人说话，发扬民主，重申1957年说过的要造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完全改变，彻底毁了意识形态领域难得的平静，而且把1957年以来的“左”倾发展为一套完整的理论和路线。对此，人民日报的领导者一时很难跟着转这个弯。他们虽然觉得阶级问题提得很尖锐，但对年年喊“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已产生了抵触情绪，所以没有在宣传上紧紧跟上。

当时，人民日报文艺副刊上正新开一个《长短录》杂文专栏，请夏衍、吴晗、廖沫沙、孟超和唐等国内知名度很高的专家学者撰稿，目的是要进一步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匡正时弊，活跃思想。这个编辑方针的深刻性和正确性，是无可置疑的，却因没有体现“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精神而招致大祸，被一伙诬为“报社内部分子和社会上分子结合的产物”，编者和作者统统陷入罗网。

在发表讲话不久，找宣传、文化部门的负责人谈话，说“在舞台上，银幕上表现出来的东西，大量的是资产阶级、封建主义的东西”，拿文艺界开刀。当她提出要批判《海瑞罢官》时，却无人响应。

没有善罢甘休。1964年，北京召开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表演大会，演出期间，她找到人民日报文艺部编辑李希凡，要他写文章批《海瑞罢官》。她绕过总编辑吴冷西，直接找她心目中的。这一举动，说明她一开始就不打算按共产党的规则办事。

等人把《海瑞罢官》和邓拓等人写的《燕山夜话》发到了全国县一级单位，仍没有推动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她看出在北京是攻不下《海瑞罢官》的，于是跑到了上海，借上海攻北京。

在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的支持下，与上海市委候补书记、宣传部长合作，找到上海《解放》杂志编委执笔，如愿以偿。

1965年11月1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以下简称姚文）。文章异乎寻常地向北京副市长、史学界权威吴晗挑战，并且把学术问题扯到了政治上，用语咄咄逼人，充满火药味，让人忧心忡忡。如何对待这篇文章，使人民日报处于两难境地。转载，不愿做违心事；不转载，文章来头不小，又怕承担不起责任。只好请示总编辑吴冷西，吴说他要请示中央。

过后，吴冷西通知编辑部，中央决定不转载，并说“姚文”是和上海市委搞的，目的是要整北京市委，不是中央的意思；文章联系“翻案风”、“单干风”，太勉强；批评《海瑞罢官》涉及《人民日报》发表过的经胡乔木修改的《论海瑞》，要慎重。

吴冷西当时是人民日报总编辑，同时兼任副部长、新华社社长，被认为是最接近中央的“通天”人物，他说的话历来很具分量。这一次却不同了，他所传达的“中央决定”没能消除大家的疑虑。

最令人不解的是，“姚文”在上海秘密搞了一年，此事当时对都是保密的，吴冷西更不知底细，所以人民日报一直陷于被动。和上海市委搞的“姚文”，不经同意，怎敢借《海瑞罢官》向北京市委发起进攻？提倡过海瑞精神，报社许多人都清楚。如果主张批《海瑞罢官》，中央又怎么会逆其道而行，不同意《人民日报》转载呢？难道吴冷西请示的中央并不代表的旨意？在政治上一向敏感的编辑和记者都感到了这里面有问题，整个编辑部弥漫着紧张和不安的气氛。

到了11月底，事情突然起了变化。29日夜，吴冷西电告编辑部，说中央决定北京各报转载“姚文”，并排定11月29日《北京日报》转载，30日《人民日报》转载，12月1日《光明日报》和《报》转载。因事关北京市，让《北京日报》早一日转载，把主动权让给北京市委。

事后知道，原因是“姚文”发表了一个月，北京各报按兵不动，对此极为不满，于是决定要上海出“姚文”的小册子。得知这一消息，采取紧急措施，临时召开中央各报负责人会议，商定转载。至此，首都新闻界方知“姚文”是经审阅修改的，但目的何在？仍不甚了了，所以一而再，再而三地陷于被动。

从上海方面来看，批《海瑞罢官》从一开始就是作为政治问题来抓的，但北京方面并不愿将它看作政治问题，仍限制在学术的范围内。11月29日，吴冷西主持起草转载“姚文”的编者按语，仍把评《海瑞罢官》放在学术的范围内，并强调这是中央精神。

可是，《报》并没有按中央规定的日期转载，而是抢在29日提前一天刊出，并在编者按语中指出《海瑞罢官》是株大毒草。这个调子与第二天《人民日报》转载的按语大相径庭。军报的按语受到了中央的批评，中央认为在讨论没有开展以前，将它定性为“大毒草”，不利于争鸣。12月3日，在中央一级各报负责人会议上传达“海剧”的讨论时，仍然强调要对问题不对人，既不是要把吴晗搞臭，也不要把学术讨论集中在吴晗一个人身上。

1965年12月8日，《红旗》杂志第13期发表了戚本禹的文章《为革命而研究历史》，借批判胡适，不指名地批判吴晗、翦伯赞的历史观。 《人民日报》1965年11月30日第5版转载文章加的按语，仍把讨论限制在学术范围内，并强调是中央精神

在《海瑞罢官》问题上，两军对垒局面已经形成。人民日报仍继续按学术问题开展讨论。 1965年12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邓拓以向阳生笔名写的《从海瑞罢官说到道德继承论》。1965年12月15日，《人民日报》刊出《海瑞罢官问题的各种意见的简介》，摘录了讨论中的不同意见，有赞成“姚文”的，也有赞成吴晗的，目的在于推进讨论。

1965年12月25日，吴冷西得知《北京日报》27日要发表吴晗的检讨，要编辑部尽快发表一篇有分量的批评《海瑞罢官》的文章，指定去要署名方求的文章《〈海瑞罢官〉代表一种什么社会思潮？》，并规定，《北京日报》转载《人民日报》刊登的方求的文章；《人民日报》转载《北京日报》刊登的吴晗的检讨。

人民日报一面在进行学术讨论，一面又在把这场讨论往政治斗争的道路上引做准备，但为时已晚。

从《二月提纲》到《5・16通知》

进入1966年，人民日报更加无所适从。

《人民日报》元旦献词：《迎接第三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1966年》，仍按中央既定的方针，抓革命，促生产，促建设。可是，谁能想到，全国上下正要为实现这个强国梦而努力奋斗的时候，大祸已经临头，他们当中的许多人都将成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和“反动学术权威”。

1965年12月8日至15日，由策动，在上海召开中央紧急会议，指控罗瑞卿推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以军事冲击政治”、“篡军”，并由宣布撤销罗瑞卿党政军一切职务。

同时，把他的注意力更加集中到了批《海瑞罢官》上，要以批《海瑞罢官》为突破口，开展一场反对“修正主义”的政治运动。1966年1月2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有新闻界负责人参加的一次小型会议，传达的有关指示。会上，彭真说，“戚本禹的文章写得好，缺点是没有点名，郭沫若可以不点名，范文澜要保护，其他人就保护不了了。吴晗、翦伯赞要点名，吴晗要批判，两个月后再作政治结论。说，这一次同资产阶级思想、封建思想，要好好作一场斗争”。康生说，“批判吴晗要同庐山会议结合起来。庐山会议前，吴晗写了《海瑞骂皇帝》，9月间写了《论海瑞》，以后又写了《海瑞罢官》。指出，《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的官。就是海瑞。学术界有资本主义思想、封建思想的人很多，没有清算过，也不是一次清洗得完的，要清算多久，至少一百年”。

他们的话，哪些是的，哪些是他们自己的，并不十分清楚。但有一点是清楚的，那就是1965年12月21日，在杭州与陈伯达谈话时，确实谈了批《海瑞罢官》，对戚本禹和的文章充分肯定的同时，指出了他们文章之不足。其中最重要之点是说戚本禹文章没有点名，文章点了名，但没有打中要害。

一条是军事战线上批罗瑞卿，一条是文化战线上批《海瑞罢官》，阶级斗争形势异常紧张，《人民日报》1966年元旦献词发出的号召，实际已成一纸空文。

此时，彭真已感到自己处境不妙，但他仍坚持把批判《海瑞罢官》和对知识分子的批评保持在合适的范围内。1966年2月3日，彭真以中央文化革命小组（中共中央政治局1964年设立，副组长陆定一，成员康生、周扬、吴冷西）组长的身份召开扩大会议，研究成立学术批判办公室，着手起草《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以便在全国范围内，控制住批判《海瑞罢官》的火力。2月5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讨论通过了《二月提纲》，拟在请示后发到全国。

2月6日，吴冷西召集人民日报编委会开会，传达《二月提纲》。吴说，“中央为了加强对全国的领导，准备了一个系统意见，对学术讨论已有明确方针：一放，二先破后立，三反对左派学阀用政治帽子以势压人，四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学术讨论要以理服人”。还说，“提纲已经中央通过，一两天内要去武汉向报告”。

2月8日，吴冷西随彭真、康生去武汉向汇报。汇报后，就地起草中共中央向全国《二月提纲》的批示。吴冷西很快回到北京，向人民日报分管学术批评的副总编辑和有关人员介绍武汉汇报的情况。吴冷西说，“同意了，问彭真，‘吴晗是不是主义’？彭真说，吴晗过去是反蒋的，在反斗争中表现也好，就是在三年困难时期，有点不满意。说，可以不罢吴晗的官。他说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不是靠做一个政治结论就能解决问题的”。吴冷西还说，“批判《海瑞罢官》，不是政治问题”。大家听后，犹如吃了定心丸，深深地松了口气。几个月来，对北京的中央和南方的是否存在不一致的疑团，开始消除。

这样，报纸就以《二月提纲》为指针，展开学术讨论。从2月到3月底，《人民日报》发了《〈海瑞罢官〉的艺术表演错在哪里？》《对〈海瑞罢官〉剧质疑》《〈海瑞罢官〉有积极意义》等一批学术文章。报社自我感觉良好，觉得自己扭转了被动局面，跟上了形势。

正当大家感到报纸开始好办了的时候，4月1日，吴冷西透露：彭真受到狠批；说《二月提纲》是完全错误的。此话犹如晴天霹雳。原来的传达，大家都以为是同意的，将近两个月后，又做如此表态，中央到底怎么啦？唯中央之命是从的人民日报编辑部又如何跟着转这个一百八十度急转弯？吴冷西很着急，要求赶快抓从政治上批吴晗，从“罢官”要害上批《海瑞罢官》的文章。吴冷西还得知以前被五人小组办公室扣压的两篇“左派”文章，《红旗》和《光明日报》很快要发表，他要《人民日报》力争同时发表，并指定一位副总编辑亲自去光明日报商讨。

此时，人民日报的地位已一落千丈，光明日报是否买账，尚无把握，还得吴冷西出面央求康生同光明日报打招呼得到同意才行。1966年4月2日，总算求到与《光明日报》同日见报。这就是戚本禹的《〈海瑞罢官〉和〈海瑞骂皇帝〉的反动实质》。5日，又转载了《红旗》刊出的关锋、林杰的《〈海瑞罢官〉和〈海瑞骂皇帝〉是主义的两株大毒草》。

5日当天，彭真通知吴冷西和另一位分管学术批评的副总编辑到他家里开会。彭真沉重、不安，只说他受到了批评和他已经向做了检讨，接着就要报纸立即抓从政治上批判吴晗的文章。

彭真对吴冷西并未透露批评他的内容，后来才不断有一些惊人消息传到了编辑部：

1966年2月的最后几天，在杭州对、康生说，《二月提纲》混淆阶级界限，颠倒敌我关系，是完全错误的。

针对曾抱怨发表文章没有事前打招呼说，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做出了关于开展阶级斗争的决议，发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后，吴晗写了那么多反动文章，不要打招呼，从不要批准，而发文章，却偏偏要向打招呼，难道中央的决议不算数吗。

扣压左派的稿件，包庇反动知识分子的人是大学阀，是阎王殿，要解放小鬼。

我历来主张，凡是中央机关做坏事，就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地方要多出些孙悟空，大闹天宫。去年9月就同一些地方同志讲过，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很可能出，这是最危险的。

北京市委和再要包庇坏人，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组要解散。要保护左派，要在中培养左派队伍。

这是长期识压在心中的话。上世纪60年代初，对中国政治发展趋势已日益显示出不满。农村的包产到户，工业的物质剌激，教育的双轨制，公共卫生事业集中于城市医疗，文艺上的传统题材和表现形式等等。这些政策，在看来正滋生着不平等、特殊化、特权阶层，也就是滋生着“修正主义”。这与他的社会主义观念是不相容的。尽管采取过一些措施，阻止上述情况的发展，但他不满中央一些部门的迟缓行动，和他的一些主要助手半心半意，缺乏热情。还认为，社会主义革命成功后最大危险不是国外进攻和威胁，而是国内的资本主义复辟。如果“修正主义者”在执政的共产党内部篡夺了权力，就可能发生资本主义复辟。

1966年3月31日，康生回到北京，向和彭真传达了发出的警告。4月9日到12日，由邓小平主持，在北京召开了中央书记处会议，听康生传达在上海与他的三次谈话。“会议对彭真进行了批评，康生系统地批评彭真在这次学术批判中的‘严重错误’。陈伯达则从政治路线方面批评彭真的‘严重错误’。在讲到当前的阶级斗争形势时，他说，党的最大威胁来自混进党内的修正主义，来自邓拓、吴晗、廖沫沙一类的党内资产阶级人，他们是为国际上帝、修、反推波助澜的最危险分子”。（穆欣：《劫后长忆》第76页）会议决定起草一个通知，撤销中央发的《二月提纲》。“4月12日，陈伯达将写好的撤销《二月提纲》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草稿，送及其他中央领导人审阅。14日，对《通知》草稿进行修改时，加了一句：‘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同上书，第76页）会一结束，吴冷西便找人民日报和新华社有关负责人吹风，吴说，中央正起草一个文件（即《5・16通知》），彻底批判《二月提纲》，要报社赶写一篇批《二月提纲》的社论，要求在继续批判吴晗的同时穿插一些批判翦伯赞的文章，并叮嘱，以后批判稿件不要再送审定，要自己独立负责。吹风一完，吴冷西又飞往上海，到那里修改文件去了。

吴冷西这番话和他的行踪，给人一种假象，好像这一回在批《二月提纲》中，人民日报又能发挥党中央机关报的作用了。但大多数人心里都明白，他的地位已岌岌可危。

前所未有的怪事：党报社论要送军报总编审定

果然不出所料。4月初，人民日报送审有关突出政治社论时，康生发话了，说以后人民日报的社论，要送报总编辑唐平铸审阅修改，以免出错。这是前所未有的怪事。

《二月纪要》矛头所向，已经远远超出了《海瑞罢官》，而是彭真、陆定一和所谓“修正主义分子”。人民日报跟不上《二月纪要》的调子，仍按《二月提纲》定下的方针行事，这就不能不激怒与这些人。人民日报已被逼到了绝境。

此时，开始了他的造神运动，党报同军报开始正面冲突。1966年初，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提出的指示是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甚至说“思想是当代马克主义的顶峰，最高最活的马列主义”。人民日报十分反感，进行了坚决抵制。党的七大、都说思想是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并没有讲过是世界革命的指导思想。而且在表述上都有严格规定，不能同马列主义并提，必须写成“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中间必须是顿号，而不能改成逗号、分号或破折号，也不能用“和”字。人民日报一直按照中央这一规定办，在中央没有决定更改以前，对的“创造”持保留态度，在报上不跟着宣传，完全是认真负责的，有纪律的行为。

但军报为之大造舆论，对人民日报形成了压力。为此，只好请示中央，邓小平和刘少奇的答复是一致的：关于思想的国际意义，要考虑国际影响，要讲得更稳妥一点，恰当一点。在中央未做出决定之前，人民日报可以暂不宣传。后来报社趁总编辑吴冷西去上海之机，请他当面请示。说：“这种讲法不妥。但报纸已经讲开了，不能马上改，以后慢慢改。”“不妥”，说明中央是一致的，心中有了底。但“不能马上改，以后慢慢改”，操作起来相当困难，编辑部只好凭经验凭感觉行事，在有的报道和文章中同军报唱一个调子，比如涉及中央、大区和省委的文件，凡引用的话的地方，报纸照登；有的报道和文章采取灵活做法，删一两句。

人民日报当时只知道按中央既定的政策、规矩和纪律办事，哪里知道已决心打碎这一切，要重新树立起他的至高无上权威。人民日报与控制下的军报较劲，还能不败？

1966年5月5日，《人民日报》转载军报社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时，更犯下大错。5月3日午夜，军报送来社论清样，意思是要《人民日报》4日与之同天见报。报社主持工作的副总编辑不愿听命于军报，一看“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提法，便产生了抵触情绪，决意推迟一天，等军报发表后第二天再登，并以新闻方式处理，以示党中央机关报的权威性。

第二天，唐平铸看了《人民日报》，抓住这条辫子，向新的小组告状。康生于5月7日主持会议，追查并严厉批评人民日报。康生说，“人民日报出此大错并非偶然，同报社领导人长期处于中间状态有关”。（《人民日报风雨四十年》第267页）康生还要人民日报写检讨，公开登报。检讨由当事人、副总编辑起草，经总编辑两次修改，还是通不过。最后还得主持帮助修改。

5月9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一次有几个主要新闻单位负责人参加的会议上，陈伯达宣布他是新成立的文化革命小组组长，副组长，、、戚本禹、王力和关锋为成员，康生是顾问。会上，陈伯达、康生、在更加严厉地批评了人民日报之后，说考虑到国际影响，可以不在报上公开检讨。陈伯达还宣布解除吴冷西领导北京各报宣传的大权。人民日报随着吴冷西权力的削弱，地位也愈来愈不稳固了。

吴冷西之前，主持人民日报工作的是邓拓。邓拓从1938年主持《晋察冀日报》（前身为《抗敌报》）到1958年秋调离人民日报，整整20年，一直是党中央机关报的组织者、领导者，但他从来就不是“新闻官”。他是总编辑、社长，又是记者、编辑、评论员。他下笔千言，倚马可待，写了难以数计的新闻、通讯和评论。

但是，邓拓被批评“不听话”，走了。吴冷西受命于危难之时，深受器重。他虽不是中央委员，但可以参加中央许多重要会议，甚至政治局会议和中央常委会议，因而特受各方关注和尊敬。他既是人民日报总编辑、新华社社长，又是副部长，在新闻界有很高威望。

吴冷西同邓拓不一样。他不坐镇报社，而是“遥控”指挥，有时在钓鱼台，有时在中南海，有时在外地，而外地一般正是出巡的地方。他传达精神，布置任务，常常居高临下，给人的印象，他无时不在中央身边，所以说话很有分量。编辑部对他传达的指示，从不怠慢，都非常认真贯彻执行。编辑部一般编辑、记者，很难见到吴冷西，社领导见他面的次数也屈指可数。他和大家保持着相当大的距离，但大家觉得有这样一位贴近中央的总编辑，是人民日报莫大的幸运。

可事情的变化令人不敢相信。从各方面传到编辑部的消息，都说明吴冷西的地位已不稳固。于是，问题来了：他能逃脱邓拓的命运吗？吴冷西下台已成定局，但他到底犯了什么错误，谁也说不清楚。恐怕有一点是致命的：“不听话。”

1966年8月28日，唐平铸说：“接见我时说，‘过去十几年来，我从来不看人民日报。人民日报不听话，邓拓跟着彭真跑，吴冷西也不听话，谁知道你听不听？搞不搞独立王国？”

唐平铸在人民日报时间不长。1966年5月31日，他跟随陈伯达工作组进报社，6月1日夺权，6月20日经中央决定任总编辑。1967年1月17日，因与报“1・13夺权”一事有牵连，被揪回军报。两个月后，中央小组王力说唐平铸没有问题，重回人民日报主持工作，并被指定为18人临时工作委员会的负责人。1968年8月，又调回报。唐平铸没有担任过人民日报总编辑，代总编也不过半年，他在人民日报听不听话，听谁的话，听什么话，只有天晓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