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的外部事务

或许是旁观者清,这些年里看过来又看过去,越来越觉得举世瞩目的诺贝尔文学奖其实不是作品奖,而是一个作家奖。因为只要细究一下就不难发现,尤其是自二战以后,瑞典文学院每年在挑选获奖者的时候,首先考虑的是要把这个奖颁给一个什么样的人,其一生做过什么,说过什么,又通过其作品表达了一个什么样的人生理念。说得再直接一点,就看其有没有诗外的功夫。

笔者上大学的那四年正是国内的“改革文学”风起云涌的时候,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柯云路的《三千万》、张锲的《改革者》、张洁的《沉重的翅膀》、张贤亮的《男人的风格》等作品,读来让人既痛快淋漓,又热血沸腾,于是在拟定毕业论文的时候,就以《试论改革文学的作家也当是身体力行的改革者》为题交了上去。不料在与导师面谈之时,导师先是沉吟半晌,最后竟是大摇其头。为了毕业,只得另换题目,改弦更张。时至今日,虽对自己当时的年少与妄谈颇为羞惭,但又多少有些耿耿于怀。在人类的文明史上,有些人固然能以其独特的文字令人拍案叫绝,但更使人赞叹和敬仰的则是其人生的作为。诗人雪莱很早就倾向革命,积极提倡民族独立、自由平等和人权,因此遭到当时的英国统治者的仇恨,被迫于1818年流亡国外。1822年,他在渡海去意大利的途中遭遇风暴,溺水而死。“如果冬天已经来临,春天还会远吗?”多少年了,人们一边吟诵着雪莱的诗句,一边又因他那短暂而壮烈的一生而深受震撼。这位在人们的心目中“永远歌唱着飞翔,飞翔着歌唱”的诗人,因此也被恩格斯称为“天才的预言家”。同样,“早晨我一觉醒来就发现自己已经成名,成了诗坛拿破仑”的拜伦,在1823年的7月来到了希腊,用自己的名声和所有的钱财,援助希腊成立独立革命军,以反抗异族的统治。他还担任了革命军的总指挥亲赴前线,参加斗争。但正当希腊的民族解放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时,拜伦却因操劳过度,染上热病,不幸去世。希腊人民为他举行了隆重的国葬,以志纪念。所谓的“赤子其人,星斗其文”,说的就当是这样的一些人。

1953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了已经从英国政坛下野的丘吉尔。不能不说,丘吉尔之所以能获得这一奖项,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他的非凡经历,尤其是他对世界历史所作的特有贡献。然而他的才能又是多方面的,“由于他精通历史和传记艺术,还由于他那捍卫崇高的人的价值的光辉演说……一项文学奖本来意在把荣誉给予作者,而这一次却相反,是作者给了这项文学奖以荣誉”,这就是瑞典文学院为他所作的颁奖辞。据悉,瑞典文学院的某位院士在那一次的颁奖仪式上又继续补充道:“在黑暗的年代里,他的言语以及与之相应的行动,唤起了世界各地千百万人们心中的信念和希望。”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不久,在报社做记者的海明威就志愿奔赴欧洲战场。他在意大利前线执行任务时被枪弹击中,全身留下弹伤几百处,为此,他荣获意大利银十字奖章,也产生了《永别了,武器》这一长篇小说。1937年,他到西班牙采访,并参加了西班牙人民的解放战争,也由此创作出了《丧钟为谁而鸣》。上个世纪40年代,海明威再次赶赴欧洲战场,不久侨居古巴。“人可以被击倒,但不能被打败”,这就是海明威的人生信念,也是他感召了无数人的“硬汉精神”,并最好地体现在他的《老人与海》之中。1954年,海明威荣获诺贝尔文学奖。1964年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的是法国作家萨特,虽然一向特立独行的他以“谢绝一切来自官方的荣誉”为由拒绝领奖。需要特别强调萨特同时也是当时法国最为著名的哲学家和社会活动家。1950年,萨特谴责美国发动侵略朝鲜的战争。1955年,萨特访问中国,并在《人民日报》发表《我对新中国的观感》,热情赞颂新中国。1956年,他指责苏联出兵匈牙利,愤然辞去法苏友协主席的职务,并因法共支持苏联出兵而与他们分道扬镳。1966年,他参加越南战争“法庭”,作为该法庭庭长,他亲自起草判决书,宣判当时的美国总统为战犯。1980年4月15日,萨特逝世。出殡的那一天,巴黎数万群众自愿跟随灵车,送他到蒙巴那斯公墓……无需再多举例了,泰戈尔是如此,索尔仁尼琴等等也是如此。

独自在大地上踏出的坚实而鲜明的足迹,就是最值得赞叹的美丽诗行。所以在许多的时候,我倒是宁愿更多地浏览作家的履历,而不太想看有些纯粹的文字工作者在太过安稳的书桌上写下的那些似是而非的东西。而身前身后普遍的苍白和言行举止上惊人的一致或类同,显然已是我们的作家难以在世界级的文学奖项中占有一席之地的一大原因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