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政之要 惟在得人

人才之重要，古人都把它看作是“为政”的关键。“为政之要，惟在得人。”唐太宗认为用人是执政者的第一要务。“构大厦者，必资于众工；治天下者，必赖于群才。” 明太祖朱元璋形象地把“治天下”比作“构大厦”，构大厦靠的是一批技艺精湛的工匠，治天下靠的是一大批善于治国的精英。“政治之道，首重人才。”清康熙把重用人才摆在治理国家的首要位置。对于如何用人，古人认为必须遵循以下几个原则：

一、识人知人，勤于教养。古人认为，用人的前提是识人知人，而识人知人很难，因为人常有假象。三国时期的诸葛亮在其《将苑·知人性》中指出：“有温良而伪诈者，有外恭而内欺者，有外勇而内怯者，有尽力而不忠者。”那么，怎样才能识别真伪，正确识人呢？唐代魏征提出了《六观法》：“贵则观其所举，富则观其所养，居则观其所好，习则观其所言，穷则观其所不受，贱则观其所不为。”这是让人在地位、处境的不断变化中，观察他们的举止、修养、爱好、言谈、品行和追求，从而认识人的本质与德行，达到识人知人的最终目的。三国东吴孙权是识人知人的高手，他“纳鲁肃于凡品”，“拔吕蒙于行阵”，“识潘濬于系虏”，深为臣下所折服。

人才一旦选定，就要精心地教育、培养和训练，勤于教养，百年树人，这是人才开发的关键。《管子·权修》中有一句名言：“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任何人才都不是天生的，都要经历一个十分艰难的精心开发过程。如东吴的吕蒙，粗疏而又身微，小时候没有读过书。掌管重任后，孙权就力劝他学文读书，后来果然智慧大增，成长为一员儒将。汉代王安石在《上皇帝万言书》中指出：“教之、养之、取之、任之，有一非其道，则足以败乱天下之人才。”意为对人应教之学问，养以礼法，取以贤能，任以专职，任何一个环节上如果不精心而偏离了方向，都足以损毁一个有用之才。

二、德才兼备，选贤任能。在用人问题上，是以德为先，还是以才为先；是任人唯贤，还是任人唯亲，历来是个热点问题。德才兼备，任人唯贤，自然是唯一正确的选择。即在其位，谋其政，必须修其德，养其才。汉代王符在《潜夫论·忠贵》中云：“德不称其任，其祸必酷；能不称其位，其殃必大。”这是说若一个人的品德与职务不相称，或其才能与所任的职务不适应，只能殃其自身，甚至祸国殃民，会带来极为严重的后果。因此，清代的康熙帝认为：“观人必先心术，次才学。心术不善，纵有才学何用？”主张“必才德兼优为准”。什么是“德”？他也提出了一个标准——“以公胜私”；唐太宗也有类似的主张：“须灭私徇公，坚走直道。”虽然他们说的“公”指的都是朝廷的利益，但实际上也是说必须以国家利益为重。

对于德与才之间的关系，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指出：“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德与才是统帅与被统帅的关系。并进一步指出：“是故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自古昔以来，国之乱臣，家之败子，才有余而德不足，以至于颠覆者多矣。”他把人分成了四类：圣人、愚人、君子与小人，并用历史的教训告诫人们：自古以来，大到国家的乱臣贼子，小到家庭里的败家子，都是“才有余而德不足”的小人。

三、扬长避短，用人所长。知人之后如何任用？正确的用人原则就是用其所长。俗话说得好：“尺有所短，寸有所长”，“物无终废，人皆有才”。古人对于如何用人所长同样有许多精僻的论述。孔子说：“无求备于一人。”孔子论其弟子，总以其一长，断其有为。东方朔也有一句名言：“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者无徒。”唐代的陆贽则说：“录长补短，则天下无不用之人；责短舍长，则天下无不弃之士。”开创辉煌盛世基业的唐太宗，在《帝范·审官》中更是精僻地指出：“明主之任人，如匠之制木，直者以为辕，曲者以为轮，长者以为栋梁，短者以为拱角，无曲直长短，各有所施。”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任何一个人有其长，也必有其短，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的人难觅，十全十美的人是没有的。正如有高山也必有低谷一样，“峰谷并存”是人才的普遍规律。因此，在用人问题上最忌求全责备。宋代政治家王安石在《委任》中指出：“一人之身，才有长短，取其长则不问其短”，“薄于责人，而非匿其过；不苟于论人，而非求其全”。提倡因材施用，用人所长。清代诗人顾嗣协有一首《杂兴》诗，专门为用人所长云：“骏马能历险，力田不好牛。坚车能载重，渡河不如舟。舍长以求短，智者难为谋。生材贵适用，慎勿多苛求。”生动形象地讲述了尺有所短，寸有所长的道理。

韩愈说：“大匠无弃材，寻尺各有施。”汉高祖刘邦让擅长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的张良出谋划策；让深通带兵和指挥艺术的韩信统帅大军，以期收到战必胜、攻必克的奇效；让萧何在战时筹集军粮，保障军粮供应，建立汉朝后又让他任相国，制订法度，安抚百姓，让国家早日走上民富国强的道路。

四、任人之道，要在不疑。用人的另一个重要原则，就是“用人不疑”。宋代政治家欧阳修在其《论任人之体不可疑札子》中有句名言：“任人之道，要在不疑。宁可艰于择人，不可轻任而不信。”意思是讲在用人上一旦选准，就要信任他，放手使用他，充分发挥他的聪明才智。

在用人不疑上，唐太宗可说是个典范。他有句名言：“为人君者，驱驾英才，推心待士。”所谓“推心待士”就是指对任用的人才要推心置腹，充分信任。他更是吸取了隋文帝用人“多疑”的教训，深感“傥君臣相疑，不能备尽肝膈，实为国说大害也。”于是他采取了“洞然不疑”的做法。武德年间，他收降了刘武周的大将尉迟敬德，不久，敬德手下的两个将领叛逃了。于是有人认为敬德必叛，力劝他杀掉敬德。他非但不杀，反而把尉迟敬德召入卧室，温语相慰，使之宽心，临别还赠送金宝。尉迟敬德被他的推心待士，赤诚相见所感动，发誓“以德报国”。后来，敬德果然为李唐王朝打天下，为秦王夺位立下了汗马功劳。玄武门之变，“昔仇”隋臣魏征成为阶下囚。唐太宗慕其才华出众，不报私仇，出以公心，反而日见亲重。初授谏议大夫，后擢侍中，不到七年时间，魏征由“仇虏”而至位极人臣，唐太宗对其的信任不亚于房、杜，如此“推心待士”，大度用人，这在古代的帝王中极为罕见。当然魏征也没有辜负太宗的厚望，频加忠谏，劝以从善，治国才华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发挥。难怪唐太宗在一次赏月夜宴中说出“我能弃怨用才，无羞古人”之语。公元634年魏征病死，太宗十分悲痛，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是非。魏征一死，我失去了一面镜子。”

五、严格考核，赏罚分明。考核是用人的又一个重要环节，没有严格考核，就难分贤愚优劣，也无法实施奖惩。《管子》中有一句名言：“成器不课不用，不试不藏。”意思是讲对于一个人才，不经过考核就不能任用，不经过试用就不能作为人才储备。对于具体的考核办法，《论语》中指出要“听其言而观其行”，《韩非子》中则认为“循名实而定是非，因参验而审言辞”。就是要遵循思想和实际是否一致来判断他们的“是”还是“非”；要在接触实际中，用比较、对照的方法来证实。判断一个人的才干，不能只看他的言谈辞令，更要看他的实际能力。

用人时还要注意，不能只有考核而没有奖惩。必须刚柔相济，恩威并用，宽猛互济，这是自古以来公认的管理原则。孔子在《论语》中云：“道之以德，齐之致礼，有耻且格。”即主张道德感化和制度约束两手并用。道德感化、感情激励，是“柔”的一手；执行纪律、严格考核，是“刚”的一手。而要做到刚柔并济，就必须奖罚分明。韩非子主张：“诚有功，则虽疏贱必赏；诚有过，则虽近爱必诛。”诸葛亮对韩非子的论点在《便宜十六策·赏罚第十》中作了更具体的论述，“赏罚之政，谓赏善罚罪也。赏以兴功，罚以禁奸。赏不可不平，罚不可不均。赏赐知其所施，则勇士知其所死；刑罚知其所加，则邪恶知其所畏”。他的“挥泪斩马谡”便是实行这一原则的范例。诸葛亮与马谡义同兄弟，马谡也是一个智谋之臣。当诸葛亮命马谡镇守街亭，马谡却妄自尊大，刚愎自用，最后导致街亭失守和诸葛亮苦心经营的北伐失败。诸葛亮为了严肃军纪，下令将其斩首示众。马谡死后，诸葛亮大哭不已，亲自临祭；又将马谡家小加以抚恤，按月给与禄米；并上表后主自贬三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