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连墩考古 考了众媒体

时间:2022-09-30 11:55:15

九连墩考古 考了众媒体

编者按:媒体独家买断重要的考古新闻权,是近年来国内出现的一种新现象。

在重要的考古发掘中,非买断媒体还有没有作为?如何作为?本文提出了一些值得研究的问题和经验。

2002年12月上旬,湖北省枣阳市吴店镇东赵湖村,发现了两座相距17.4米的全国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战国车马坑,还有两座尚未开启的大型古墓。考古专家们认定内中必有惊人的发现。

这一石破天惊的消息不胫而走,12月上中旬,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中国青年报》、香港《大公报》、《湖北日报》、湖北电视台、《襄樊晚报》等数十家媒体的200多名记者蜂拥而至,准备在这一重大的社会性、事件性新闻中挖到应当属于自己的一桶金。

然而,他们来到枣阳后才发现,这次采访已非往日可比,占地50亩的发掘现场实际上是众多新闻媒体和记者们的一个严峻考场:

像老山汉墓发掘的新闻一样,这一重大社会性新闻的权,已经被湖北省某电视家买断了。

200多名记者采访遭冷遇

当记者们来到枣阳市联系采访事宜时,他们发现,作为往日的座上宾,今天不仅坐上了凉板凳,还一个个被拒之门外,非但没有人安排住宿、膳食和交通工具,甚至不接待任何采访。

他们千辛万苦地来到发掘现场后,又被一层层高大的铁丝网和戒备森严的武警战士挡在入口外,即使是有当地政府官员和民警带路说情,也毫无效果。

2002年12月7日传来消息说,经上级考古部门批准,此次考古发掘的现场直播权被一省级电视台用50万元独家买断,协议规定,双方违约者将被罚款120万元。众记者在重大新闻即将出现之前,并没有打道回府,而仍在千方百计地寻找采访机会。有的人利用针孔摄像机从铁丝网眼中扫描,有的人用数码相机从高处俯瞰拍照,有的人夹杂在中央或省级考古专家的行列中进入现场,有的人则以上级宣传部门的干部身份只用耳朵采访,更多的外省市记者和境外记者则瞄准戴有绿色工作牌、可进入墓底参与发掘的民工,自己出钱从他们嘴里买新闻……

在连续5天的所谓独家电视直播开始之前,来自全国各地的记者们一致认为:国家是考古工作的主体投入者,文物是从当地发掘出来的,新闻知晓权理应属于全社会。因此,考古发掘组织者遭到了200多名记者的强烈抗议。

12月21日,考古发掘组织者在强大的压力下终于答应在每天直播结束2个小时后"开一次新闻会"。所谓新闻会,其实就是凭记者证可以站在墓坑上沿看上半小时,既不能下到墓坑内近距离拍照,也没有人很好地回答他们的提问。不过,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谁也不能排除,就在那家电视台进行所谓独家直播的同时,另一家市级日报和一家市级电视台的记者也同时进入坑底,采访着自己的"独家新闻",并以"独家新闻"见诸报端。

至12月29日,此次重大考古的发掘工作结束。笔者在对各媒体的报道盘点中发现,他们对九连墩考古中的重大发现,特别是15个全国或全省"之最"或"首次"及其留下的10大考古之谜等,报道差别悬殊。到底哪一类的新闻媒体或哪些新闻媒体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受众自有定论,在此毋庸多言。但对于这次在市场化运作方式下出现的新生事物及其实践,则应该认真加以总结。如果总结得好,并能举一反三运用到以后新闻实践中去,其意义几乎不亚于九连墩考古本身。

二、门外之客,也能尝到一匙羹

《襄樊晚报》自创刊以来,还从未遇到过如此尴尬的场面,在这样的严峻态势面前,从总编辑到记者,都认为这次发生在自己身边的重大社会性新闻就属于全社会所有,因此在遭遇严密封锁面前,他们没有望而却步,自怨自艾,而是知难而进,一定要把全市人民极为关心的这一重大新闻给报道出来。功夫不负有心人,奋斗的结果是他们最终成为介入时间最早、参与时间最长、参与人数最多(11人)的一家媒体,也是较有影响的媒体之一。

在严密的封锁面前,《襄樊晚报》编辑部首先充分利用地利的优势,及时派出持当地口音的枣阳籍记者接替其他记者,趁着暮色,乔装打扮,完成了上级下达的"想尽一切办法'打入'古墓现场"第一个任务,使自己成为全国数十家媒体中报道九连墩考古的开先河者。

此后记者们虽被多次"清理"出场,"清除"照片内容,但他们仍能再次"光明正大"地进入现场,获得一系列消息。

12月21日以后,他们又与其他被拒记者一起据理力争,终于又赢得了在第二时间内进行30分钟采访的权利。

为了弥补不足,他们又利用人和的优势,在枣阳日报社冲洗照片,发传真,最大限度地争得了新闻的时效性。

在恶劣的气候环境下,该报的记者们,吃不到饭,喝不到水,行路和工作都极其困难。当乘兴而来的200多名记者有不少人在后期已败兴而归后,《襄樊晚报》的记者们却能一直坚持到发掘工作完全结束。正因为如此,在所谓独家直播全部结束后的3天中,他们竟然采访到了买断者所没有报道出来的重头新闻--12月26日2号墓的外棺开启和27日2号墓内棺开棺消息。

在整个战役中,《襄樊晚报》还独家报道了用"九连墩"之名在国际互联网上注册的消息,首家报道的"九连墩"商标被人抢注的消息居然早于其他媒体7天之多。

在动态新闻全部报道结束后,他们又发表了长篇述评,以古墓所在地新闻单位的身份,就九连墩文物和遗迹的处理、保护以及何处存放等深层次的问题进行探讨,呼吁襄樊人民过几年紧日子,使用一些市场经济手段,筹集资金,争取在自己的地盘上建一座九连墩文物、遗迹博物馆,以泽及万民,造福地方。据悉,这一建设性的意见,目前已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受到了全市500多万人民的好评。

在此期间,同样作为非买断媒体的《湖北日报》,虽然介入时间要比《襄樊晚报》晚了7天,退出时间提前了1天。但是,他们依据大报所具有的实力,共用了对开约5个版的版面,连续刊发了58条新闻。作为纸质媒体,他们不仅给受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还留下了可备查阅并长期保存的宝贵资料。

由此可见,不论市场化新闻如何发展,在现实的社会条件下,类似的重大社会性、事件性新闻,是绝不可能被人完全"买断"的,也不可能出现真正的所谓"独家新闻"。作为事件发生地的当地新闻媒体,更有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可供利用和发挥,只要媒体的决策者们定下决心,开动脑筋,扬己之长,避己之短,任何形式的新闻媒体不论其是否参与买断行列,都可以尝到应该属于自己的一匙羹,在有些情况下说不定还会超过买断者而成为最大赢家。

三、没有前车可鉴,留下诸多遗憾事

由于这次市场化新闻的信息来得太突兀,又是《襄樊晚报》创刊以来的第一次,他们同其他诸多媒体一样,在整个报道尤其是新闻发生之初,确有猝不及防和难以应对之感。归纳起来,大体有以下三个方面的遗憾或不足。

遗憾之一是,在主要新闻事实的报道上存在许多"硬伤"。

例如,读者对这种重大新闻的发生地点、地貌等外在和有形的东西十分感兴趣。但是,如果单看《襄樊晚报》,除了可以知道九连墩坐落在枣阳市东南吴店镇与兴隆镇交界的绵延3公里的岗丘上之外,再不可能了解到此次发掘的1号墓所在地是从南往北数第1个墩子下面,也不知道此墩名叫鹰子墩,更不知晓2号墓原来是埋藏在一个近乎平地的良田下面,要不是考古人员的细心发现,它将永久地被压在孝襄高速公路下。

再如,此次发掘的最大收获是从2号墓中找到了在楚墓中发现的数量最多的竹简,共有千余支,且保存良好。其中"最多"二字对于此次发掘的价值评定有着异乎寻常的重要意义,但《襄樊晚报》却偏偏没有提到这两个字,甚至没有提到一共发掘出了多少支,更没有交代这些竹简是在间隔了2小时15分之后分两次发现的等一系列有趣的细节。

与此相类似的另一个被遗漏的重要新闻事实,是12月9日关于车马坑的报道,它不仅没有说出"全国规模最大"这一关键之词,也没有道明"保存最完好"这一句话,只到时过境迁的12月30日还仍然没有提到这个"最"字,依然使用"大规模"三个字来表述。

又如,在2号墓中,国内首次发现了两枚极其珍贵的笙的簧片以及令音乐考古学家首次看到古人是怎样用丝制成能发音的琴弦。《襄樊晚报》对此也始终没有报道。

在这次发掘中,一共发现了15个全国或全省"考古之最"或"首次",而《襄樊晚报》就遗漏了其中的10个,除了上述3个之外,还有全国楚墓中首次发现的钮钟;全国楚墓中数量最多的鼎(1号墓中有20个);全国楚墓中数量最多的簋(1号墓中有12个);全国楚墓中数量最多、品种最全的木制礼器和由整木制成的缶;首次打破了国内考古界的传统认识,即只有天子才能享有"九鼎八簋"的随葬规格等。

《襄樊晚报》仅仅报道的5个"之最"或"首次"是:"国内首次发现的造型特别的楚墓"、"国内规模最大的楚墓"、"国内惟一有陵寝遗迹的楚墓"、"全国楚墓中最大的镬鼎"和"全国楚墓中首次发现的造型奇特、极为精巧的人擎灯"。

遗憾之二是,在众多的发掘中出现的疑点或谜团没有报道出来。

譬如,当这次考古发掘发现了全国规模最大且最为壮观的车马坑后,专家和读者们都很关心墓葬是否被盗过。然而《襄樊晚报》仅以"专家疑为盗洞"一笔带过,与某直播电视台口径一致,而其他媒体则抓住这个新闻聚集点不肯放手,增加了"有盗洞和盗痕,面积为1平方米"、"盗贼遇有积水,不知深浅,不得不提前退出","文物逃脱了盗贼之手",以及"在这'十墓九空'的楚墓中是很难得的"等专家之语予以详报。

再譬如,受众和考古人员们都对这次同时发掘的1、2号墓主身份及关系尤为关切。开始时,专家们一致估计为"夫妻墓",《襄樊晚报》也是这样报道的。到了12月28日即"独家"电视台直播结束后的第3天,2号墓的内外棺均已打开,《襄樊晚报》的报道是"'尸体'身长1.5米左右,从外形上判断可能是一位女性"。前后报道给人的印象是夫妻墓的可能性很大。但是早在23日其他媒体就纷纷开始否定"夫妻墓"的说法,以后又有"在发掘后期专家们依据1、2号墓分布的位置,下葬规模、陪葬规格等情况来分析,不排除是父子或兄弟关系的可能性"等许多报道。《湖北日报》还专门发表了一篇题为《可能不是夫妻墓》的文稿。

诸如此类的疏忽还有:一、1、2号墓是不是九连墩墓群中最为重要的墓葬?二、九连墩是不是一个家族墓群?其间是否还夹杂着其他墓?三、陵寝痕迹意味着什么?四、1号车马坑中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陪葬车马?五、1号墓中为什么会有全国迄今发现的最多的鼎、簋和最大的镬鼎?六、2号墓中为什么会有楚墓中数量最多、品种最全的木制礼器?等等。

总之,这次发掘一共出现的10大谜团中,《襄樊晚报》仅仅报道了其中两个最基本的谜团,即1、2号墓主到底是什么关系以及竹简中到底有些什么内容,还有8个谜团只字没有提到,而这些谜团恰恰又是读者们都想知道的内容。

遗憾之三是,没有发掘出一大批应当发掘出来的新闻背景资料。

新闻背景乃是新闻"六要素"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尤其是对于那些没有取得坑内新闻权的媒体来说,坑外的大小新闻背景资料更显得尤为重要,此次新闻行家所说的"坑内损失坑外补"的道理正在于此。

在这一点上,《湖北日报》做得最多。他们在充分报道九连墩发掘现场的同时,又先后用巨大的篇幅(大约有2万余字)把画面由近及远地延伸到"随枣走廊"、枣阳雕龙碑及吴店汉光武帝刘秀故里、随州擂鼓墩、荆门郭店楚简、枣阳市博物馆中的3671件文物,以及尚未解开的古曾国、古唐国之谜等广阔的文化空间和悠久的历史长河之中;另外,又将此次重大发掘作为新建的孝襄高速公路上的一个点,以新闻背景的形式将沿线新发掘出来的枣阳周台遗址、吴店东赵湖村春秋墓葬以及襄阳区张家集史畈遗址等,一一介绍给广大受众。这样的报道,使受众在了解了大小新闻背景的全貌之后,可以进一步认识到此次发掘的内容和性质,进而感受到它的分量和意义。

这种报道手法不仅弥补了非买断媒体的劣势,而且也是新闻传播本身的内在要求。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比单纯地拘泥于狭小墓坑内的所谓"现场"报道更具有连贯性、整体性和厚实性,更能使楚人后裔对自己的历史文化产生自豪感。

四、面对未来,经验教训须总结

事关九连墩考古的新闻大战已基本结束,但类似的市场化新闻争战将由此而增多,如能总结好此次的经验教训,对指导今后的新闻实践有其特殊的意义:

非买断媒体在鼓起敢打硬拼和毫不妥协的勇气之余,更应注重策划,不能仅仅满足于把新闻报道出来,更应在报道的质量上更上一层楼。不能再漏掉主要新闻,不能老写一些没有背景或背景极其单薄的重大新闻。

晚报或有线电视台的记者、编辑,再不能只满足于对柴米油盐酱醋茶等题材的报道了,还必须学些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考古学,尤其是本地文化史、考古史等知识,以便在必要的时候运用到新闻工作中去。其他媒体的记者、编辑都更应如此。在重大采访中,一定要有数字观念和对比意识,尤其是对所采访、编辑的新闻内容是否属于全市、全省乃至全国的"第一"或"首次",更要找权威部门、权威人士或权威资料进行核实,不可随意下笔,但也不可无所作为。如果用得准,将会极大地凸现出该新闻的价值或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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