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儒者为师

学界称梁漱溟先生为哲学家，梁先生说：“以哲学家看我非知我者”；[1]学人对梁先生的著作叹服赞赏，梁先生说：“我很愿意拿我的人同大家相见，不愿意只拿我的书同大家相见。”[2]梁先生是一个有自己的思想并且本着自己的思想而行动的人，他不以“纯学者”自居，要求学问必须同时在人格和事功上都有所表现，正是这样的心念成就了一位现代新儒学的开山人物，一位热心于社会改进事业的社会活动家，一位秉承儒学思想兴学乐教的教育家。梁漱溟主办学校教育的经历虽不是他人生事业的巅峰，但我们还是能从中得以窥见其儒学思想落实在教育上时所展现出来的风貌。

再创讲学之风

古人讲学与近世社会运动合而一之。

――梁漱溟《忆往谈旧录》

一个认真兴教办学的人，必在见识上有根据。

梁漱溟先生在1917年，也就是在他24岁的时候凭一篇《究元决疑论》得到蔡元培赏识，并受邀到北京大学讲授印度哲学。当时他对佛教具有浓厚的研究兴趣，过的也是俗家佛教徒的生活，但同时接触到了孔子学说。《论语》开篇即“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书里谈到“忧”，却说“仁者不忧”，与佛家的思路、气象迥然不同。面对这两种不同的思想，梁漱溟自己过着佛家的生活，却主张社会大众要过儒家的生活，并在北大阐释和发扬儒家学说。1920年，梁漱溟以“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为题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做了系列演讲，系里有一位叫陈亚三的同学听后为之所动，于当年暑假回山东老家之际向其同乡王鸿一先生讲述了自己听讲的感受。王鸿一在民国初年曾任教育司长，在山东的教育界和政界颇有影响，他对当时学校与生活本身疏远隔膜，仅仅做些知识传授工作的教育风格十分不满，亲自主持了对山东省立第六中学的一系列改革。兴学不光是个搭台子的活儿，唱什么戏，怎么唱，是与搭台子同等重要的事。王鸿一像梁先生一样，也感受到了东西方思想的冲突，并苦求不得其解。他听了陈亚三的讲述后，决定专程到北京向梁漱溟当面请教。

1921年夏天，在王鸿一的力荐下，济南暑期讲演会邀请梁先生再次讲演“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这一题目。根据讲演整理的同名论著也于当年出版，引起了极大反响。

在新文化运动、制造的文化氛围中，梁先生所提倡的中国文化代表了世界发展的趋向，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能在新文化运动的潮流中站住脚，全在于它平实、细致和深入的思考，即便在90年后的今天，读上三四页，仍能感受到作者的坦诚和思考力度。该书将世界文化解说为三个系统，认为西方文化以科学、民主为特色，以向前要求为其根本精神，中国文化是以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印度文化是以反身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他从儒家的情志生活中提出“刚”的态度，将“刚”与“欲”相区别，认为一个是内里充实有力，一个是抛荒自己、倾欹在外的假有力，提出要过一种“刚”的生活，以此保障国人在接受西方科学和政治时不致落入感情受伤、贫乏的境地。此书最后总结道：“孔子的东西不是一种思想，而是一种生活”，“要如宋明人那样再创讲学之风，以孔颜的人生为现在的青年解决他烦闷的人生问题”[3]。

就在赴山东讲学这一年的春天，梁漱溟也完成了个人生活方向的一个重要转变。他在为一次有关宗教问题的演讲补写讲词时，“思路窘涩，头脑紊乱，自己不禁诧讶，掷笔叹息”[4]，随手取《明儒学案》，看到王东崖语录中有“百虑交锢，血气靡宁”八个字，顿时心惊，一种亲切感贯彻周身，有种“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感觉。梁先生回忆说：“这不是恰在对我说的话吗？”[5]于是断了出家的念头，决定过孔家的生活。孔家不同于佛教，走的是认识人性、顺导人性的路子，求的是在世间于身有亲，知己知人，生命自然调畅。梁漱溟在生活上回到世间，凭此实现了人生问题与社会问题在儒学内圣外王框架下的调和相通，更找到了把宋明人的讲学跟近代的社会运动打成一片、合而为一的根据，也埋下了他三年后告别北大知识分子生涯而赴山东办学的思想线索。

三次主持中学：替教育界打出一条路来

中国现在应急作推进社会的功夫，此推进功夫就是教育，故可以说我们应大办教育，大办社会教育，以教育括举一切建设，而教育则以社会教育为本位建立系统。

――梁漱溟 《思想领悟辑录之六》

出面办学，成就事功，必在现实中有机缘。

在梁漱溟讲演“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四十多天里，王鸿一每天必到，恭敬听讲，解开了多年来困扰自己的难题，感到非常畅快。他认为既然问题已经解决，就应该本着得出的见解在社会上成就一番事业，于是请梁先生出面主持办一个大学。“戏码”有了，就应该搭一个更大的“台子”，把这台戏唱大。为了进一步说服梁漱溟，王鸿一与梁漱溟一起回京，请当时的总理靳翼青亲自主持此事，解决学校经费问题，并说服梁先生打消种种顾虑。但梁漱溟仍不能决断，他有三个方面的顾虑，一是在教育人才不够的情况下只能建成一所假托高名、空虚敷衍的大学，这样还不如不办；二是他觉得自己个人的资质适合于做学问，若办事必废学，所以宁愿只做一名教员，由其他人来主办，而由别人主办又怕不能实现自己的心愿；三是当时已聚集的其他合作者在为学风格上与梁先生并不一致，若强合一起，他日便容易半途分裂，所以，不如现在就不参与办学。

最后，梁漱溟想到一个折中的办法。他主张暂不成立大学，而先成立一个学会。学会是一个研究机构，通过学会结识那些立志好学、有成才潜质但又被埋没的青年朋友，把这些分散的学人聚拢到一起，为其解决生计和研究资料费用问题，使各个研究方向的学人相互补益资助，为将来成立的大学延揽、培养、准备人才。这就化解了梁先生的一个担忧，既不耽误个人的研究，又能解决人才不足的问题。学会发展到相当程度后由学会办大学，凡事通过学会决定，种种意见都经由学会协调，主持办学的人就不会因为见解不同而伤和气。梁先生认为交朋友就要互相信任，但在信任之前要下一番了解的工夫，学友们在学会中从事研究，两三年后彼此在感情、志向和学问上都能相通，将来合作办大学时一则办事容易团结，二则趣味相投，内部一贯，容易成就出一股新风气。

但学会也要有所依托，于是梁先生提议先成立中学部，学会中人同时担任中学教员，他们所担负的课时会少一些，以求个人有时间深造自得，教员数量会多一些，以共同分担教学工作，同时学会也将吸收一些完全不担任教职的人士同修共进。梁先生还在曹州开设重华书院，以使教员在教育青年之外，能够彼此激励，共同上进。三年后，曹州中学试办高中部，为梁漱溟实现其设想提供了机缘。

梁漱溟在曹州办中学是在为成立大学做准备，所以他特别强调师生要形成一个朋友团体。他认为，“办教育就应当是与青年为友之意”[6]，学校要帮助青年人走路，不单是在知识技能方面带领青年往前走，更要着眼于一个人的全部生活。梁漱溟认为，“教育应当是着眼一个人的全生活而领着他去走人生大路，于身体的活泼，心理的活泼两点，实为根本重要；至于知识的讲习，原自重要，然固后于此。”[7]梁漱溟主张着眼于生活的教育，很自然地就认可因材施教的理念。因为即使是教知识技能以帮助青年走路，也要就着每个学生的性情、品质进行引导，所以，老师要对学生有真正切实的了解，而且要了解到方方面面，包括“体质、资禀、性格、脾气、以前的习惯、家庭的环境、乃至他心中此刻的问题思想”[8]，这就需要不拘于师生身份而成为极亲近的朋友。青年学生或堕落不要强，或自知要强却因为人生问题而陷入苦闷，梁漱溟希望通过办学与他们为友，使堕落的精神振奋起来，使烦闷的心情因获得指点而变得充满兴致。

梁漱溟将学校看做是一个交友的团体，由此，教学相长在他这里增加了新的含义，即办学一面是与青年为友，另一面也是自己求友。梁漱溟坦诚地说：“学生社会固常不出堕落烦闷两边，便是我们个人何尝能免于此？”“我们办学实是感于亲师取友的必要，而想聚拢一班朋友同处共学，不独造就学生，还要自己造就自己。”[9]不管对于老师还是学生，“人生始终是有所未尽而向前走的，即始终是有赖师友指点帮助的”，[10]所以就要不滞于师生身份的限制，“学校的校长和教职员原应当是一班同气类的，彼此相取益的私交近友，而不应当只是一种官样职务的关系，凑在一起。”[11]在梁漱溟心里，教育的事业就是把宽广的人生大道推广开来，师生的经验互相印证，先进接引后进。正如他所说：“办教育就是把我们这一朋友团去扩大他的范围――进来一个学生即是这一朋友团内又添得一个朋友”，而朋友是相互支持着走生活之路的，“我们自己走路，同时又引着新进的朋友走路；一学校即是一伙人彼此扶持走路的团体。”[12]本着求友交友的心来办学，梁漱溟对家长做了允诺：不使学生“有什么说不出的痛苦”，“绝不致学生们有什么生理上的病态或心理上的病态而我们不知道。”[13]在今天，这样的承诺依然让我们感动。

将学校这一交友团体放到社会上来观察，梁漱溟认为，“人不能交高尚的朋友，在社会上很难得到较好的地位，而自己趣味好尚不高时，也很难交得较好的朋友”，[14]所以他办学着眼于“生命向上”，“朋友共勉”和“团体互助”三个方面。梁漱溟所强调的团体，应社会运动的形势而产生，它既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党派，也不是消遣闲情的旧式结社，而是社会上的一股实实在在的力量，特别具有过渡时代的特色。对这种团体的重视也表现了梁先生对中国国情的认识，他认为仅在见解或主义上求同，忽略人格，在中国不可行；同时，这也代表了梁先生对历史潮流的见解：“由个人相交而成朋友的，这是老的方式，以后朋友的关系要发生变化，不单是个人彼此的关系”，“说朋友就是集团，是很多人在一起；或自己加入集团，或自己创造集团。”[15]如果进一步联想，主持的新民学会为中国革命寻找同志、输送人才，而梁漱溟主办的学校里亦有很多学生长期追随他从事后来的社会运动 (如李渊庭，终生随从梁漱溟；如办广州中学时的徐名鸿、张知和黄艮庸，在曹州时就跟随梁先生，办勉仁中学时，他们也都是出面负责的人)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社会在寻找发展的动力时所具有的特点。

要成就一个朋友团体，彼此自愿的意思就要多些。梁漱溟打算让学生们负责零碎的校务，尽可能少地雇用校役。这样，劳动成为了学习生活的一部分，劳动中的自理、共治就加强了学生共学、共进的态度。在梁漱溟的设想中，入学的人并不需要按照硬行规定的一个标准缴学费、膳宿费诸种费用，纳费或不纳费，纳费多或少，由学生所在家庭量力出资，但不论怎样，学校对学生的待遇没有分别。在预算不足时，学校会向家长补收一些费用。这个措施也表明了入校求学不是来做买卖交易，而是彼此团结在共同的更大的志向之下。梁漱溟之所以做出这一设想，也是考虑到当时求学的成本越来越高，教育成了为有钱人服务的机关，普通家庭无缘享受教育。他在1923年，也就是接手曹州中学高中部的前一年，曾经来这个学校做过一次讲演，对经济制度的不合理提出了深切的责问：“教育家!你希望人人都受教育吗？你果然是，你就应当先来改变这个制度。”[16]一年后，梁漱溟已经是曹州中学高中部的负责人，参照着自己正在着手的工作，他认为增进社会的平衡也可以先从开放教育做起：“根本上经济改正的要求我们自然很承认，但以为应先从发达社会上公共事业，开放得容一般人在消费享受方面多有同等机会为入手一着；而这些事业中，尤以教育应当最先着手提倡。”[17]梁漱溟先生的这一见解仍然是每一个求发展、求进步的社会必须要考虑的意见。

1925年，梁漱溟在接手曹州中学一年之后退出了办学活动，此后3年是他静下来自修思考的时期。1928年，梁漱溟兴趣有所转移，开始考虑乡村建设的事，并在广州试办乡治讲习所，他在此时接手了广州省立第一中学的工作 (按照梁漱溟在1983年写给广东省立一中的前身即广雅中学的信中说到，“我虽一度受任校长，实则由黄艮庸、徐名鸿诸友继我负责者约略三年。”[18])。梁漱溟接手广州中学，是为了乡治讲习所得以发展，一来中学给讲习所提供地方，二来讲习所教师和一中教师可以通用，这样就可以节约人力资源。

在曹州时，梁先生强调师生要成为一个共勉向上的团体，在广州，他更强调要发挥学生自我管理的能力。梁先生发现，人们普遍把学生时代看做一个短期的预备时代，专门读书，不做其他任何事情，这就使教育脱离生活而成为了单独的一件事情。为了避免片面教育的弊端，梁先生希望在学校改革中打破学生的被动地位，最大程度地使用耳、目、心思、手、足，让他们锻炼出实实在在的本领。与曹州办学的主张一样，梁先生的改革措施注意打破学校与社会的隔离状态，包括减少校内杂役，使学生在学校内还能学习照顾自己的生活，并且在这一过程中生发出对生活的兴趣；减少学校职员，让学生自己动心思照料公共事务；废除贸易部而代之以消费协会，由学生自己经营，学习做事。梁先生认可以班为单位的管理方式，比如，他提出一班要有一个厨房，由那一个班的同学自己去解决他们的伙食问题。每个班的班主任不任课，专门负责班级领导工作。梁漱溟注重老师与学生间的沟通，他倡导学生写日记，一方面能让生活有条理，另一方面通过将日记交给班主任，使班主任对学生有真切的了解。在学生的学习上，梁先生认为一面讲一面听的教授方法让师生都很痛苦，他提出要减少上课时间，增强学生自修的工夫。

在广州时期，梁漱溟已经不再像曹州时期那样将中学定位为大学的母体，而是顺应着学校的既有建制来做改革。此时的梁先生对师生关系有了新的见解：学校作为一个机构，要运行得顺畅，就要有“体”，立起这个“体”，学校的事就有了“事体”。学校的“体”，最重要的一项就是如何架构教职员与学生的关系。梁漱溟思考此问题的起点是：第一，避免学校分裂成治者与被治者；第二，学校与国家不同，在国家里，公民之间以法律为中介形成平等的关系，而在学校里，师长要对学生实行领导，这种领导基于成长的事实，是合理必要的，并不与法律下的平等关系相违背。梁漱溟期待的局面是先生领导下的学生自治，“在先生的领导中使学生自己能够造成一种秩序，并且能够维持他们自己所造成的这种秩序。”[19]这表明了梁先生的教育思想，也展示了一种教育技巧。按梁先生的举例，图书馆的规则尽可以由学生商量着定，经过先生同意便可施行，若有违约者，则由大家劝诫惩罚。这样就把管与被管的界限消融在共同向上的生活中了。

梁先生一以贯之地反对“独成一统”的教育，这一思想有其渊源。就像孔子讲学思并进一样，梁漱溟的哲学讲身心互通。“心”是清明、自主、敞开的那一面，“身”代表无明、沉滞却又是“心”的寄托和来源的那一面，身与心之间往复作用，最终使人的生命透露出自由的精神。但在这一过程中，“心有可能偏远乎身而多枉动，身有可能偏远乎心而盲动”[20]，于是身与心都是乱动。偏于“身”所代表的“外”，偏于“心”所代表的“内”，使身、心都得不到充分发展，梁先生的改革措施其实是纠偏。在缺少足够自觉的教育活动中，培养创造社会的人这一任务常常降格为按照社会的需要培养人，从而使教育落入到一种机械的工业生产的自我想象或自我定位中去。于是，教育就只是读书，心枉动狂乱，却于外不通，甚至受教育者渐渐无心，学生的生命最终成为无源之水。梁漱溟所做的一点努力，是要把教育活动嫁接到生活中去，以保证学生对生活、对自己有一个全面的理解。

1940年的时候，梁漱溟，这位曾经的乡村建设领袖，已经涉足上层政治，成为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并且与诸友人成立了民盟。这一年，他在重庆创立了勉仁中学。

在那个时候，国家的建制在支持教育发展的同时，也显示出了弊端。梁漱溟对国办教育的反省集中在校政公务化和教师职业化两方面上。他认为，受学校行政化影响，“所谓中学教育宗旨，中学教育精神者，遂不得不空托于政府当局之法令规章；而策进中学教育之原动力，遂不得不落于政府中之教育当局。其如何改善之实际措施，遂亦不得不恃政府之法令规章以为之发起推行。则全国中学教育之改进生机，一向沉滞枯竭，陷于隐忍牵就之局。”[21]这就是梁漱溟办学所面对的新形势。他对学校只是一个机关的现状十分不满，在徒有其表的教育过程中，学生学到的知识寡浅无根，知识技能无法落实到学生的生命自得之上，不能延伸到个人的生活和探索中去。这种教育造就出来的学人谋生无路，只能进入“轮回教育”的过程，在教育系统里谋职业，于是更加重了教育的困境。教育行政化导致教育也要分工，在当时的学校，学生道德方面的教育由专门的“训育”来负责，与教学分立，这样的做法，一则容易流于空谈，二则仅做些消极处罚，没有切实的指引。在行政的架构下，学校与学生的关系变得越来越疏远，学生从学校毕业后，学校便与之毫无联系。为治这些症状，梁漱溟将其一以贯之的教育理念做了新的引申。他主张“训育”不能单独划分出来作为一小部分人的职责，而要由全部老师合力负责。梁漱溟自己的学问多靠自觉，他本着自己的经历，也按照教育的规律，主张减少教学时间，倡导自修，并且实行导师制，导师名下的几个或十几个学生的全部生活是该导师负责的范围，以此建立起亲切相依的关系。学生毕业离校，学校要视其为自家子弟，多加指导，使其感受到有能够依托的师友，不敢、不忍自堕其志。

梁漱溟在广州一中时期就开始反省学校与社会相脱节的现状。在那一时期之后，他提倡将教育纳入社会运动中来。本着这样的理念，梁漱溟在乡村建设运动中设立村学、乡学，实践新型的政教合一。他有一个基本的看法：变革时代中的教育要有大教育观，若不从中国问题出发，不配合建设国家的事业，就教育谈教育是没有前途的。在勉仁，梁先生从文化根源上分析了这一脱节的原因。他认为从西方引进的学校制度孤立于生活环境，主张学生的导师要与学生家长做长期不断的交往，促使学生家庭以至乡里关心学校。家庭是中国社会的基层组织，从家庭入手进而沟通学校和社会确是一个好办法。在现代学校里科学成为学习的重点，学生的个性、品质都要通过客观化思维过程来展现，如何将梁先生教育理念中全面的、道德的生活妥贴地与客观的学习活动结合，是一个需要持久努力加以解决的问题。这一儒学在现代社会中的困境，也是梁先生办教育的过程中不断面临的困境，这一困境是现代教育本身时时要面对的一个课题。

梁漱溟的这三段办学经历，虽然面对着不同的环境，但就他自身而言，却有着一以贯之的思路，即以学校为交友上进的团体，依儒学做真实全面的教育。梁漱溟在曹州时就图求“替教育界打出一条路来”[22] ，时至今日，这条路仍然需要我们继续开拓。

从教者的品质

现在的问题，是在如何才能使社会信得及。以我所见，这只有彻底的开诚布公，将一切暧暧昧昧遮遮掩掩的行为，根本铲除。

――梁漱溟《朝话・开诚布公以立信》

梁漱溟的办学经历亦可看做是他将儒家学说与现代学校制度相结合的初步尝试。从中可以看出，将这些尝试坚持下来，对从教者个人品质的要求是非常高的。我们可以反推，当从教者自身的生命没有方向和着落时，教育便仅仅流于形式上的应付，让人觉不出好，但似乎也说不出坏，只是有种莫名的倦怠。

梁先生作为一个教育者的首要品质便是那种负责的精神。尽管在曹州、广州的两段教学经历不长，他却是将其当做大事来做。正如他在1940年回忆说：“二十年来，吾侪朋友所致力者，乡村工作而外，唯于此二事实不无一段心力萃乎其间”[23]。可见他对这两段办学的尽心尽力。梁先生对学校事务的负责又是从他对生命的关注中来的。他是一个认真过生活的人，而他的这种关注真实生命的风格，与他自己的成长经历分不开。

梁漱溟在顺天中学堂读书时，曾与朋友结组自学，他们依每个人的短处取一字，互相称呼，砥砺品格。梁先生的名字是“傲”，而这个“傲”，就是梁漱溟以道德自任的最初表示。以道德自任，如果没有相应的智慧和力量跟进，后果终将不祥，一则会以责人为能事，由此维持以怨恨为底色的道德感，二则会在将理想浪漫化之后落于傲荡，傲荡之后落于颓唐。可见，如果只将道德建立在自任的基础上，走不了多远，那个道德自我就会崩盘。傲表示意气高，但社会复杂，个人力不及处也多，所以多有悔意，如此反复，对人生便生了厌倦。梁漱溟少年时有过几次自杀经历，并倾向于出世，直到确定过孔家的生活时，道德理想主义的向外倾欹，以及由之而来的傲，才被与众生同在的慈悲心、平等心和正念无执的清净心所中和，同时，道德因为有现世的滋养和维持而更有力量。有了这个经历，梁先生不可能轻忽个人生活中的烦恼，不可能不重视学习过程中亲师问友的必要。梁先生在实际教学中长期率领学生开展“朝会”的做法引起了我们的关注。梁先生认为，如果朝会做得好，大家一天的生活就会自然、温和、奋勉。那一群学子，每天黎明即起，在晨曦中静坐，将心情放平，梁先生会讲讲话，也许还会像孔子那样请大家“各言尔志”。梁先生的讲话非常见功夫，2009年，一位名叫唐宦存的勉仁学子在接受电视采访时曾充满怀念地说道：“梁先生可好啊，他讲话讲出来都是一篇文章!”朝会是一种仪式，能化解学校教育的刻板，使大家在共同的心灵觉照中了解别人、认识自己，从而情意相通。

作为一位教育家，梁漱溟在办学中看重社会对自己的评价，而这种看重又不是患得患失的那种。1924年，梁漱溟接手曹州中学，但当年寒假时就决定离开，原因是：开学未半年，冯玉祥揭国民军旗帜，试图推倒直系的曹锟和吴佩孚，而梁漱溟办学的合作者王鸿一也参与此事，授意曹州镇守使吕蕴斋揭出国民军第五军旗帜，响应冯玉祥的第一军。当时的山东督军郑士琦属直系曹吴一方，立即进兵济宁，双方大战在即。梁漱溟说：“我所处地位乃使不得以我之简单明了者与社会相见”。[24]为了表示他不卷入混战，保持教育者对天下为公的敬意，他决定离开曹州。“苟立身不谨，使吾所倡导以号召天下者不为人所信，则中国前途一线生机于是遂斩。故窃不敢不自爱也。”[25]正是因为把心放得平正，从教者才在社会上获得了声望。

梁漱溟是一位躬身儒家思想的教育家，儒家思想给了他一种为学、兴学、立身上的“正”，也给了他一种韧性。梁先生第一次主办学校教育是在曹州，可以说这次办学并不顺利，除了遇到军阀混战之外，他还谈到世人“既不解我为什么来曹，则看我亦不过来曹就食”。梁先生怎么度过这次“职业危机”呢？

他写信向友人讲述离开曹州的原因时，对“来学不往教”的古训颇有感触，“盖此学与传习知识技艺者异，只是一点极简单的意思，并无许多新奇巧妙道理可说。而要在受教者恳到诚切，郑重以听，则寻常一言半语可以受益。否则纵有好道理只成儿戏，且绝其此后领益之路也。”[26]梁先生认为自己因为“往教”而自取其辱。我们今天来品味“来学不往教”的古训，发现其中还有一种“不好意思”的心情，这个“不好意思”正有着对生命的敬。梁先生是具有儒家气派的，他并没有将反省的重点放在世人一面，而是反求诸己，闭门思过，并在生命的深处逼问出自己生命的外倾和自身作为的不切身、不笃实：“且说个牺牲，正是有所图，暗中有鬼而不自知。以是明明晓得自己生活没路子，无把握，而有此一股假正气在，竟不知回头。”最终得出结论：“自己未调服自己，而习气作怪，胥不由己。当此之时万万说不上出头作事，必须自家心里清明作得主，方才有话可说。”[27]这是典型的儒者的反省，将外在的困难暂置一旁，通过调整生命的节奏获得重新应对的方式。直到晚年，梁先生的日记中仍有许多这样的反省。本着此种精神，梁先生不可能不在教学中注重个人在安顿生命上的工夫，可以说，在梁先生这里，因着那恒常的品格，成就出一种韧性，对他而言，独善其身和兼济天下始终是合在一起的，并没有分裂开来的痛苦。

梁漱溟说自己一生有志业而无职业。教书不是职业吗？是。但当把讲学、办学与更广大范围的社会改进结合在一起，与人的无尽无休的生命追问联系在一起时，他在教学的“成就感”之外感受更多的是自己的“成长感”，这更像是一种生命的修行，而修行是志业而非职业。

附录一：梁漱溟论教育

办法不是在说服，办法还是在养成。

――梁漱溟《这个世界会好吗》

今后社会之渐归于社会本位的组织，大势昭然。如是则不能不倚重多数个人，各为社会之有力的参加，而教育于是乃成大问题――如何能为最经济而有效的教育设施，以满足此社会需要？吾信其必为依桑戴克以及诸家所为成人学习之研究，而统盘筹划以建立一个教育系统是已。今之有社会教育、民众教育、成人教育，纷然发达于学制系统之外，极见其不经济者，正以未能从头统盘筹划之故耳。

――梁漱溟《社会本位的教育系统草案》

附录二：评价梁漱溟

钩玄决疑，百年尽瘁，以发扬儒学为己任。

廷争面折，一代直声，为同情农夫而执言。

――冯友兰

他独能生命化了孔子，使吾人可以与孔子的真实生命及智慧相照面，而孔子的生命与智慧亦重新活转而披露于人间。

――牟宗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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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