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农抗战往事

当年为抗战“充实民生与国防”立校的西北农学院，筹创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烽火燃起的开端，“在国防建设的重要区域”的武功建立，经历了十四年抗日战争的全过程。

这里曾召开抗战中重要的“武功军事会议”，又是抗战中“兴学兴农”的战略后方。

在抗战硝烟中，西农人谱写了壮丽的篇章，留下了难以忘却的抗战记忆。

上世纪30年代初的中国，“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一所规模宏大、学科门类齐全的现代高等农业学府―西北农林专科学校，却在远离大城市的几近荒芜之地拔地而起，成为兴学兴农和抗战时期培养农业科教人才和科研推广的重要基地，肩负起为抗战“充实民生与国防”的重任。

“如果不是‘七七事变’，而是‘七八事变’‘七九事变’，那我们西农就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了。”农专筹备主任王玉堂（字子元）在建校十周年校庆演讲时，提到西农在抗战期间首次遭受的重创时，仍痛心不已。

据史料记载，农专教学大楼（即奠基大楼，后亦称三号楼）及校舍基本建成后，即斥巨资在上海购置教学、办公及生活设备，但装载所购物资的专列行至郑州时，“七七事变”突然爆发，军运紧急，专列未能通过，全车毁于战火。

当年，农经系学生杨笃在台下聆听王玉堂先生的演讲，后留校工作，这段校史他铭记了几十年。

为“充实民生与国防”立校

“民国十八年（1929年）秋，陕西大灾，焦易堂随林森主席、戴季陶院长赴陕视察，至咸阳、兴平、武功等县，沿途见饥民载道，田园荒芜，武功尤甚，目击心伤，为之泪下。当时由戴院长向主席呈请：武功为农业开始之地，后稷教稼之乡，拟恳回京后向中央提议创办西北农业大学。先办农业专科学校，再因事实及需要逐步扩充以造就开发西北之实用人才。”上世纪50年代，西北农林专科学校筹备委员会委员焦易堂记述了西农创办之缘起。

焦易堂回忆说，参与西农初期创办的人员多是学贯中西的政府要员，社会文化名人和中外学界大师。他们为西农创建“悉心擘画，多所建树”。其兼容并蓄、民主科学、中外文化思想交融的办学理念，为战时西农高规格、高水平、崇尚实践之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

“二十三年（1934年）四月二十日，戴季陶先生暨易堂在武功张家岗行校舍奠基典礼，是即今日校庆纪念日之由来也。”焦易堂在记述中说。

1938年3月，日寇侵占山西临汾，潼关为之告急，西安顿觉吃紧。刚刚由农专改组的国立西北农学院准备南迁。学校先在汉中勉县寻得庙宇祠堂10座，并在勉县柳树营黄龙乡设立临时保管处，又在勉县武侯祠设立办事处，以备情况紧急时迁校。直至抗战胜利，1946年春，这些物品才全部运回武功张家岗校本部。

1944年4月20日是西农建校十周年，当时抗战方殷，学院名师云集，院方欲隆重纪念这一节日。校庆之日，校园整饰一新，迎接校友返校（学院宣布校庆为校友返校日，即每逢此日校友均可自愿返校）。庆祝会场设在教学楼三层西大教室，时称大礼堂，礼堂墙壁上日寇轰炸的残痕清晰可见。在庆典上，王玉堂先生应邀到会演讲。1949年毕业于西北农学院农经系的杨笃回忆说：“王先生瘦高，身着一身浅灰色布长袍。戴高倍近视镜，观其神采约50岁，操不纯的关中方言，很有精神。”

王玉堂在校庆演讲中还讲道，西农校址选定之后，正值陇海铁路西安至兰州段选线于西兰公路的南大路沿线，即由西安向西，跨越咸阳、兴平、武功、扶风、岐山、凤翔、千阳、陇县、华亭、平凉等县城直达兰州。因在武功县（今武功镇）设站，距学校15里，来往不便，校方遂建议铁路改线，经由学校南门外设站。铁道部门采纳了这个建议，遂改为沿渭河绕天水至兰州，即现在的线路。

同仇敌忾 抗日救亡

战乱年代创建的西农，一开始就不是世外桃源。学生们不满黑暗统治，积极要求抗日救亡的愿望不可遏制。大家认为，如果国家亡了，当了亡国奴，读再多的书又有什么用？1935年，少数先进学生开始参与社会活动，以后逐步发展起来。到了下半年，西农的学生运动已跟上全国形势。

由于实行“攘外必先安内”，采取不抵抗政策，中国东北、华北广阔国土沦陷，东北、华北学生相继来西农就读。在这些学生中有共产党员，也有不少是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队员，他们到西农以后，积极推动西农抗日救亡活动。

1936年至1938年，中国药学教育事业奠基者之一、药物化学家和药学教育家薛愚教授在西北农学院任教。他在回忆文章中写道：“由于日本军队利用飞机狂轰滥炸，投放灭绝人性的化学毒气弹，学校抗敌后援会指示我编写了一本小册子―《防空防毒法》，在校内宣传、示范和演习之外，还由农专印刷出版，散发全国。我们还到西安市，组织中学化学教员成立了训练班，进行两周学习，除讲课和实地演习之外，还制造了较简易的化学毒气、喷雾剂等。葛春林教授到西安军校也进行了有关防空防毒的教育。”

“七七事变”的爆发，掀起全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热潮。西北农学院组织成立了“西北农专抗日救亡后援会”，负责人是杨亦周，实际工作由地下共产党员李道煊等亲自指导。

后援会组织军训教官成立教职员工军训班，报名者十分踊跃，课堂挤满了听课的师生，由军训教官负责讲课和野外实习。

农专师生抗日热潮日益高涨，并积极开展募捐活动，募集寒衣、现金和其他物资。薛愚的妻子怀着身孕，不仅参加募捐，并亲手制备了50件棉衣。

“但是，在把募集的物资送给谁的问题上发生了斗争。我和李道煊等主张送给抗日最力、战功最大、生活最艰苦的军队，争议结果，一致认为由后援会负责送到西安，由林伯渠同志领导的八路军办事处负责验收。”薛愚在回忆文章中写道：“1938年春，我到西安市八路军办事处见到林伯渠，向他提出了两点请求：一是请林老到西北农学院做一次时事报告。林伯渠说，我毫无畏惧，没什么可怕的，但我去作了报告之后，会对你们以后的工作不利，我的话你们一定会理解。二是请林老写一封介绍信，介绍我们夫妇到延安直接参加抗日工作。林老说：‘就目前形势看，抗日战争恐怕不是短期可以解决的，可能是持久战，前线工作固然很重要，但后方工作也很重要，抗日民族民主统一战线工作也需要人去做，像你这样的知识分子，可能比我们共产党人更方便些。所以，我劝你们还是留在后方好。’”听了此话，薛愚不再坚持己见，安心留在后方。

1942年2月10日，日机4次轰炸西农，炸死学生、家属各1人。以后多次轰炸，死难师生及家属5人，重伤3人，毁校舍房屋500余间，教学设施、农场研究试验材料、物资损失巨大。昔日召开“武功军事会议”的旧址―农专奠基大楼被多次轰炸，弹痕累累，至今清晰可见。

杨陵上代村民康博回忆日机轰炸西农的情景时说：“天上飞机黑压压一大片，群众好奇地从家中跑出来，转眼间西北方向咚咚的爆炸声把群众吓懵了，男女老少惘然若失地跑来跑去，不知躲在何处，有的钻到猪窝里，有的钻到地道里，有的钻到城墙的夹缝里……后日本飞机多次来轰炸，群众惶恐不可终日。”

西农离休老干部董振民记得：“日本飞机轰炸损失最大的有两次。第一次是夏季上午，日机12架一排，共两排在西农上空盘旋后扔下许多炸弹，主要扔到东墙外的张家岗村、西墙外的马路上或坟地里。警报拉响后，西农男女学生各一名不去防空隐蔽，反而跑到三号楼平台上看飞机，遭到敌机扫射，其中一人当场伤亡。还有一次是冬季，下午四时左右，我在北杨村的半坡上看见一架敌机机翼下带着两颗炸弹，不一会西农那边咚咚响了两下，平静一小时许，日机4架轰炸西农，这次西农损失比较大：三号楼三层西北角原是西农礼堂，一颗炸弹从西边窗口飞进室内，炸坏一架大钢琴，许多铁椅被炸坏，震裂了二层楼板，为防止坍塌，当时校方派人用园木当立柱在一层顶着。”

日机轰炸前后，西农常拉防空警报。每次警报响起，人们惊慌地钻进防空洞，或跑到别处躲藏。因为没有高射炮之类的防空武器反击，所以敌机疯狂至极，飞得很低，飞机声和炸弹爆炸声震耳欲聋。飞机从头顶上飞过时，农村土房顶上被震得掉土块。

艰难岁月 兴学兴农

在烽火蔓延中，西农先后经过了多次重组，学校名称也从“国立西北农学院”、“西北农学院”、“西北农业大学”沿革到如今的“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抗战期间，一批批西农学子、员工先后投笔从戎，通过各种途径到达抗战前方，投身到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斗中。留在后方的师生同样励精图治，奋发图强。

当时许多沦陷区的高等学校内迁与内地高校合并，西农不断扩大重组，通过各种途径延揽了大批从沦陷区进入西北的专家教授到校任教，学校的教师阵营大大加强，加上大批沦陷区的青年学生进入西农，西农的第一个辉煌时期就此形成。

西农水利系创始人、近代水利大师李仪祉，早年留学德国，“卢沟桥事变”后带病回陕，积极参与抗日救亡运动。1937年11月，他利用到武功视察渭惠渠拦河大坝施工情况的机会，又专程回到西农，并发表了重要演讲《国难期间更应加紧求学》：“来到校中，就觉生气蓬勃，气象更新，我知道校长不仅领导大家读书，同时并领导大家救国。且领导得宜，能循正轨前进。在西安有许多中学生，救国情绪过于热烈，竟以为现在已非读死书时期，此实大错！要知敌人以大炮步枪，侵城略地，乃一般之侵略行为，但现在敌人同时并用飞机炸弹，专门来破坏我们的文化机关（大学、中学、图书馆、医院等），被毁者为数极众，此实敌人不仅想亡我国，并且想灭我种，使我四万万同胞.子子孙孙都变成无知识，文化断绝。敌人既已有此种恶毒计划，我们如再自动弃学，不读书，就是直接地促成敌人计划，还谈得上什么救国！什么抗敌呢！”

在水利系毕业后长期留校工作的熊运章曾在西农度过了七十多年的岁月，他最难忘的就是抗战期间那段“刻苦攻读”的岁月。“1942年，西农学生大部分都是从敌占区流亡过来的，靠吃政府贷金生活。食宿免费，每月还能节余几个零用钱。陕西及后方学生则只能享受乙种贷金，勉强可交纳伙食费。但伙食水平却是很高的。学生自己办灶，是当时高校中伙食办得最好的。有战区学生办的‘战区灶’、四川学生办的‘四一灶’、陕西学生办的‘建国灶’等。”

但除了伙食好，学生们学习和其他生活条件却相当艰苦。“入学两年多没有电灯，学校给每个宿舍发一两盏菜油灯，在昏暗的灯光下看书实在困难。水利系学生作业多，还要画图，学习负担重，但大家都很刻苦。大概到三年级时候，学校才弄到一台旧柴油发电机，供全院照明和抽水用电。发电机负荷很大，电压低，灯光一闪一闪的。学习用纸张缺乏而且纸质粗糙，我就利用人家用过的单面纸背面写笔记、做作业。学生在穿的方面不太讲究，中山装、学生装、长大褂、土西装，样样都有，实际上是有什么穿什么。”

当时学校基本建设较差，全校师生教学、实验、办公都集中在三号楼。水利系在这个楼上只有两间办公室和一间存放测量仪器、图书的工作室，没有一个实验室。因此，学生做实验很少，主要是测量实习。直到后来和“中央水工实验所”合作，建立了武功水工实验室，他们才在该实验室进行了一些简单的水力学和土力学实验，在渭惠渠进行了水文测验。虽然如此，学生们对做实验还是兴致勃勃。

“但是，水利系的教授却都是国内有名的教授，如泥沙专家沙玉清，力学专家孟昭礼、徐百川，能源环境专家陈明绍等等，教材也多半是英文教本。”熊运章回忆说。

上世纪40年代，西农成立了农田水利科学部，开始招收研究生，成为战时国内仅有的十几所具有招收研究生资格的大学之一。各地应聘融入西农任职的中外教授专家多达200多人，其中不少人都是海外归国的著名学者，他们在国家民族危难关头，辛勤教书育人，展现出后方战场的抗战情怀。战时西农在国内高校中以“规模之大、人才之众，国内农业大学无能出其右者。”

经过八年浴血奋战，中国人民取得抗日战争最后胜利。西农退休职工唐新保当时年纪还小，但对于日本投降的日子却终身难忘：“庆祝胜利的那天晚上，我跟着大人们来西农看热闹。三号楼周围成了人的海洋，楼上面不断地向下放鞭炮，锣鼓喧天，人潮如流，欢呼胜利的声音响彻校园，还传出发苹果的消息。对于那个年代一般都没吃过苹果的老百姓来说，大家都很高兴。”

如今，抗战胜利七十一年，三号楼依然巍巍矗立。虽经过漫长风霜雨雪的剥蚀，仍保持原有形状和特质，是西农历史发展的见证。

在三号楼西墙和北墙的上方，有许多深浅不一且表面疏松的弹痕。熟悉这段历史的西农人，每当陪访客漫游校园时，都会在楼前驻步，述说那年那月西农人的抗战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