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学浙商办商会

浙江商会与官近但没有官味，与商近但不与商争利，他们是中国与国际上的所谓商会最接近的商会，是最具有资源积聚能力的商会，是最能代表商人群体利益的商会。

前阵子上海浙江商会开年会，我做主持，感觉那的确是一个要面子有面子、要里子有里子的组织：会长郭广昌不只是成功的商人，也是尽职的商会会长；一班副会长也是在各自所在的行业里要风得风要雨得雨的人物，同时又是在给商会捐款、参与商会活动与支持群体形象方面的积极分子。

上海不只有浙江商会这个代表全浙商的组织，还有来自浙江各地区的商会，比如杭州商会、温州商会、绍兴商会、台州商会。浙江的商会不只在上海，不只在他们的老家，在全国稍微有点规模的城市，只要有一定数量的浙江商人，他们就会弄出一个商会来。我在非洲、欧洲做调查，也同样能遇到浙江商人的商会组织。经常见到浙江商人朋友，他们往往会以自己当上商会的负责人、或者参与商会的活动为荣。商会谁都会办，但是浙江商人的商会往往办得比较有声色。记得我14年前研究在北京做童装和眼镜生意的浙江商人，就发现他们是把商会作为沟通信息、互相帮助、集体形成商业规模的重要组织工具来用。

我总结浙江商人做的商会，其能量来自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企业家参与办商会，商会就是企业家自己的组织，自己投入资源，帮助大家办事情。参与的人不尸位素餐，尽自己的力做贡献，也不整那些花哨的官样文章，所以浙江商会的会议总是人员满满，有始有终，为的是大家不是在商会简单争一个位置，而是有为有位；二是互相帮衬。浙江商人蛮有个性，但又能互相支持，不同地方的商会总是能一起来抬轿子、托场面。而在商会里面，摆位子说事情，尊重规则，事情做在台面上，任事的人做得也比较有公心，这样浙江商会就成了浙江商人抱团的组织机制；三是浙江商会扮演了与政府周旋、体现力量游说政府的组织体。浙江商人不轻易非议时政，他们有自己非常清晰的利益驱动机制；浙江商人中的个体很少会成为政策争议的先锋，商会则扮演更加积极的与政府沟通的角色。因为他们是一群商人与一群投资者的代言人，所以他们比较容易引起政府的重视，也容易被看成一个更大力量的代表体。

另外，浙江商人把商会办成了专业化的社会组织：收了会费、雇了专人，把商会当一件正经工作来做，办杂志、争取金融资源、做调查研究、开论坛、与其他地区组织协调，这些事情让商会变成忙忙碌碌、有声有色的机构，也培养了一大批专门的商会工作人才。有意思的是浙江商会的办事人员用了不少其他籍贯的专业人才。还有，浙江商人注重推广商会品牌，商会作为浙江商人群体的集体代表人，可以有效地与其他组织开展活动，在各种地方抛头露面，对很多问题发表见解，久而久之，在政策、社会影响与文化活动中就很自然地有了它的一席之地。上海的浙商会甚至越来越多地吸收那些接受其文化的其他来源地的商人，称为名誉会员，可见商会还可以成为整合更大范围资源的组织工具。

浙江的商会为类似商人自治组织的发展提供了样板。除浙商外，也有苏商、徽商、晋商群体发展类似的商会组织，但是怎么看怎么不像，原因在哪呢?我觉得，那些所谓地方商会要么是当地政府有关部门操纵商业资源的一种企图，要么是少数商界人物操作商界资源的一种权谋，而没有真正从浙江商会的成功关键元素上学到真经。也正因为那样，学了半天，可以说，还没有别的哪个地方的商人群体出了自己的地盘能整出像浙商会那样的商会机构和有影响力的商会品牌。

浙江商会与官近但没有官味，与商近但不与商争利，因此我认为他们是中国与国际上的所谓商会最接近的商会，是最具有资源积聚能力的商会，是最能代表商人群体利益的商会。因此，浙江的商会模式值得各地的商人群体学习、值得各地的商会和商界组织学习、值得我们管理商会组织的部门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