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进视角下的误读与DV视听传播现状

所谓DV视听传播，是对用DV机拍摄的音像符号进行传递的过程。在认识DV给视听传播乃至社会变革方面带来了何种冲击时，有一种激进视角倾向于把DV奉作先锋、解放者的地位，并相信DV的出现已经并必将撼动业已存在的传统视听模式，譬如电影、电视，并成为一种主流的传播手段。这种乐天的观点认为，DV的出现“使得用影像语言记录一些事情，变得像用笔写字语言一样容易”①，DV已经“打破了主流媒体影像的话语空间”，②并呼吁开辟专门的DV频道等等。本文从我国当代DV传播现状出发，试分析该种观点存在的偏误与疏漏。

DV作为与电视、电影等视听摄制工具相比的新应用，具有相对较低的价格和较好的使用性。随着DV准入门槛的降低，视听摄制的队伍在不断壮大。

作为一次性消费的电影胶卷售价是昂贵的，电影的摄制艺术和理论对一般人来说是晦涩艰深的，而专门从事电影拍摄的人只能是接受过专业训练、具备一定电影理论的艺术工作者。电视的出现虽然让视听摄制不再高高在上，但是电视传媒机构的一套运作机制同样要求高度的专业化分工，并对视听内容进行诸多规范，更不用说电视的摄制设备仍然昂贵。而DV，却让摄制设备价格大幅下跌到公众能接受的水平。作为DV的使用者，专门化的拍摄理论和技术传授变得并不必须，他们可以把镜头对准自己身边的任何一个想记录下来的人物或事物，甚至是某个瞬间莫可名状的意识。因此，DV的出现实际上把视听摄制从少数人控制的专利网中撕裂了一个缺口，让视听传播从传统的大投资变为小实验、小制作成为了可能。

DV的出现让视听摄制不再专属于少数人，似乎奏响了告别大众媒介依赖的先声。但实质不然，DV作品如果不经过大众传播，不但大大削弱了传播效果(甚至无效果可言)，也对DV的普及不利。纵观目前DV视听记录的最终流通渠道无非有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三种，但能进入大众传播的DV作品并不算多。从传播过程分解出的要素来看，原因有以下几点：

第一，传者对DV作用的认定。正如前文所述的那样，不少人把DV看成是自身生活形态的记录，是私人的甚至隐秘的，对准身边人身边事就拍，根本没有想过把它带给更多人分享。当DV磁带拍满了，他们没有想到导入到电脑这个介质，而是直接播放带子观赏。这里既有习惯的原因，也有电脑剪辑的烦琐和对专业设备的要求，令大多数人望而生畏。此外，把镜头对准自身或他人进行视听记录并公之于众，并不太符合国人的传统习惯，在取景时也会遇到各种困难。

第二，DV作为媒介所固有的弱点。一部引人注目的视听作品除了应该有好的素材外，对摄影、灯光、录音、剪辑、特技合成等方面也具有一定的要求。但恰恰是DV轻巧、高集成的特点也产生了不少问题，譬如镜头稳定性不够，灯光的照度比较差，同期声录制噪音也比较多，等等。要进入大众传播并取得一定的收视率，就对声画质量提出一定要求。而反观我们的DV作品制作粗糙的比比皆是，手持摄影机造成的晃动的画面、焦点游移甚至失焦、曝光不足或曝光过度也是常见的。这些都影响了DV进入大众传播管道。

第三，大众媒体对DV的接纳程度并未如设想的那么高。首先，DV关注的题材问题。DV创作鼓励个性，鼓励突破常规，不追逐主流文化的叙事话语与情感表述。尤其是DV纪录片，关注的话题很多不容于大众媒体所倡导的主流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如生活无依的老人、流浪乞讨人员、农民工、下岗工人、同性恋者等一些被忽视的弱势群体，或被斥之为“社会阴暗面”的人事，因此难逃被“枪毙”的命运。其次，提供给DV的平台并不广阔。虽然自从新世纪以来从地方到中央荧屏DV大赛似乎一浪高过一浪，但多数节目只是昙花一现，能长时间坚持的则凤毛麟角，对DV的设限也比较多。如，比较著名的DV展播栏目凤凰卫视的《DV新世代》已经在2004年停播了，又如由央视名牌栏目《讲述》主办的“DV2004：我们的影像故事”作品征集活动，《讲述》栏目制片人梁红表明，“此次DV大赛将杜绝阴暗、地下的DV作品”。在广东，一些电视台尝试在新闻节目中开设“自拍视窗”一类的小栏目，专门播出观众自己(多为DV)拍摄新闻的，主要强调DV作品的新闻价值，如趣味性、突发性、接近性等。但囿于新闻的真实性与DV的个性化、创作性之间存有一定的距离，无论在片源上还是在筛!时都面临不少困难，台里也不得不常常委托专人为栏目拍片。再次，DV作品的非专业化、分散的主题、冗长的节奏、粗糙的包装都很难形成固定的收视群，让以栏目化为特征的电视台难以为继，专门的DV栏目时长一般只能控制在10分钟以内，也常常在征集作品过程中强调内容要有趣，主题要集中。

此外，政府的职能部门也为DV在大众传播中流通扮演了把关的角色。如在2004年广电总局出台的《关于加强影视播放机构和互联网等信息网络播放DV片管理的通知》对DV作品的播放、参展、参赛做出相对严格的规定：电视台、互联网站等信息网络机构和数字电影院播放由社会机构和个人制作的各类DV片，必须先事先审查其内容。规定的出台无疑为DV的传播设置了另一个较为清晰的准入限制。

综上所述，我国的DV视听传播虽然能有限度地在大众传播中流通，但明显未能脱离传统视听传播的一套固有运行规则。DV视听摄制让个体写作替代了团队创作，让实验性的拍摄也能登上大雅之堂，但显然并未也不可能全部受到主流的认同。

麦克卢汉在《媒介即讯息》中指出，“新的传播媒介的出现改变了社会组织的形态，开创人们交往的新形式……并常常转移权力中心”。根据他的这一论断，DV作为新的传播媒介的出现应当可以打破旧的控制传播媒介的垄断权。在某个程度上说：DV在去媒体中心化、培养一批具有传播活力的应用群体、摆脱商业广告的控制等方面都表现出了它的潜力。但显然，技术的可能并不一定等于现实的境况，激进视角下对DV作用与发展的断言并不符合我国目前的状况。DV的视听传播要在我国走得更远就需要各方更为冷静和深刻的思考，这注定了DV的发展要走一条曲折又充满妥协的道路。

注释：

①阎安：《民间业余影像的成长与传播》，《新闻大学》，２００２・冬。

②周根红：《当前DV创作中存在的几个问题》，《当代电视》，２００５(２)。

(作者单位：郑州大学体育学院)

编校：施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