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丹青:幸亏年轻(1969～1979)

回顾70年代，个人遭遇和政治事件、青春细节与国家悲剧两相重叠、难分难解――70年代算得天地不仁，终于拿青春没奈何。幸亏年轻!

60年代末的暴乱已告缓和，70年代仿佛一张被轮番痛打的脸，宁静了，渐有活色。公园店铺熙熙攘攘，爱俏的男女偷偷裁减衣装，电影院停业多年后开始放映几部革命电影，阁楼或天井传出小提琴声，不事声张的体育比赛恢复了，乒乓球原本流行，忽然时髦。

76年秋初，我以知青身份有幸被自治区“美术摄影办公室”――“”期间各省唯一的美术机构――借去画画，同行者另有南京艺术学院老师陈德曦和王孟奇。9月1日到拉萨，我们落宿幸福东路12号二楼，短暂的高原适应后，天天散在街头画速写。

9月9日午后，我们正收拾画具，负责安排活动的“美影办”主任屠思华上楼进屋，并不看着我们，说：“这样子，下午不出去了。4点钟电台有重要广播。”旋即离开。

我们各自坐下，忽然好安静。那么，是逝世了。

活在1976年的人明白那是怎样一种感觉，那是怎样的一年。元月殁，仲夏是的死，“人心惶惶”，不准确，那年，人心是在默然等待，暗暗地猜……拉萨阳光猛烈，我记得屋里的静，三个人刻意扯些别的话题，闪避目光，不敢对视，抑制嘴角的痉挛，只怕猝不及防，笑出来――“那一瞬间，他没有能够使他的脸色适应于他的过失……他的面孔完全不由自主地突然浮现了他那素常的，因而是痴愚的微笑。”《安娜・卡列尼娜》的开篇这样描写阿卡谛维奇后被妻子发现的一瞬。不合时宜的表情!“”翌年家里接到一封报丧的信，是父亲有位老同学干校猝死，我先拆看了，递给父亲时，也曾忽然发笑，其时14岁――1976年我满23岁，已知事关重大，然而9月9日下午我们竭力抑制的正是托尔斯泰捕捉的那种笑，虽则理由大异，但何其危险：笑是可怕的证据，门虽关着，三个彼此信赖的人，可是一笑之后怎样收场?说什么?说什么都不宜。

确凿的经验无法确凿描写，我确凿记得那天下午怎样吞咽有罪的笑意，同时心生恐惧。4点钟到了，一遍又一遍的哀乐、回放，那些年城乡遍布高音喇叭。几天后，拉萨广场庞大的葬礼，万人默哀，所有警报汽笛齐声鸣响。2008年，汶川地震再度全国举丧，我伫立街头，从风中肃然辨听远近四外的机械哀鸣，想起32年前。32年后，此刻我斗胆写出当年的真实，就是：我其实在等待最高领袖逝世的这一天。

此后我不再目击千百人颠仆号叫的壮观。葬礼中陆续有人昏倒，被抬出行列。那年10月我画成的大油画便是一组痛哭的脸。这万民痛哭的理由，是大悲痛、大忧患、大解脱，或者，仅只因为恐惧，因恐惧而趁势放声一哭。我确知人民哀伤，我同样确信，那时，许多人，包括中南海诸公，都在暗暗等待终结的一刻，只是没人知道此后中国将会上演什么剧情……当我混在挤挤挨挨的葬礼行列中用力低垂头颅，周围数百人的号哭一阵阵如爆炸般轰鸣，怎么办?那些年我为种种理由感伤泣涕，可现在只剩几个人便轮到我上前鞠躬，眼中还是没有泪，怎么办，我绝非无动于衷，但此刻必须痛哭!疯狂搜索悲酸的记忆，忽然想起“美影办”资料中一幅老照片，是当纳粹占领巴黎，有位街头观看的法国绅士被屈辱扭歪胖脸，老泪溢出……一阵眼热，下颌趁势抽搐，几秒钟后，我成功地哭起来。

演员罗伯特・德尼罗曾主演一位嗜好歌剧的黑帮教父，他的手下潜入剧场悄声通知：警长已被击杀。正为咏叹调感动而泪流满面的德尼罗在哭的抽搐中，咧嘴笑了，同时继续痛哭。我又曾读到于是之的自白，他说，每当在《茶馆》第三幕规定情境流下泪来，他就心中默念：“没演砸、没演砸。”我岂是演员，大葬礼那天的急不择泪绝对不是表演、不是假装，当然，诸位，我也不是真的在哭。

在中国，1976年9月9日之后，“70年代”已告终结。此后数年全国上下的百般骚动，不过是为80年代开始了种种铺垫和预演。

现在我仍留存70年代的中山装，件数少，终年穿着，洗到发白。如今男人们学会穿西装了，偶然看见零星来自乡镇的老人、穷汉、乞丐，一身中山装，辗转尘埃，甚至还戴着那时的干部帽，破旧不堪。我曾在哈佛大学听赵元任女儿说，海外华侨最是记得1972年中国首次出席联合国会议，美国电视播出乔冠华率团走下飞机，一律黑色中山装：“好精神啊，那真是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

其实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农民装束，直到70年代初，大致仍是民国款式的遗风：“”初大串联，上海街头走过成群的北方红卫兵，来自鲁、冀、晋、豫，黑粗布棉袄，圆口棉鞋；江南农夫则如鲁迅、茅盾小说改编的电影中那样穿着传统短褂，农妇们一身青布衫裤，蓝围裙，入冬，个个裹着绣满彩花的头巾；我所落户的赣南山区，乡民的衣装浑如清末图画中的耕夫，粗布短打，元宝领、盘扣、窄袖，只是溃烂污浊，不成形状。深秋风寒，在坡地或谷场，农家老少围拢来，显然从未见过上海知青身上的细密绒衣，他们轮番抚摸，喃喃地说：“多软，多暖和!这么好的东西!”山民们甚至连鞋袜也没有，为了御寒，不过是单衣外再穿一件同样破烂的单衣，拦腰捆着草绳，双手擎一枚小炉，炉中是温热的灰烬。我不记得哪位山民穿过中山装，也不记得在农家见过像样的棉被，多半絮花累累，经年的破烂，不辨颜色。

我所在宁都县是老红区，四次反围剿战事均在县内，村中有老农见过项英和瞿秋白。从30年代的苏维埃到50年代，再到“”事起，这里的文明传统就是批斗、游村，还有毒打。村长张万策那张脸，畜生般野蛮而温顺，对我说，“”时他被公社派来的土红卫兵吊在屋梁上彻夜痛打，不给吃饭，不给喝水。我们惊讶，贫农干部被吊打?张老叔叫道：“是啊!革命嘛!”随即解开腰上的布条，缠绕双手，做出被吊打的姿势，同时朗声暴笑。歇晌了，也是万策老叔，重重叹一口气，绽开惨笑，狰狞而善良：“你看，解放前给地主做，三餐干饭，尽吃，现在谁都吃不饱!”

他环顾村人，快乐地吼道：是不是啊?

我在赣南山中的第一年即学会吃辣，剧烈的辣。农忙时节，田间的饭菜是每人带一小瓶炝熟的辣椒，拌着粗盐，连同密集的辣椒仔，狼吞虎咽。不知是为年轻还是饥饿，我们似乎每时每刻低头觅食，仿佛猪狗。山里的沙土适合种植红薯和花生，收获时，每个人掰断连根带泥的果实，大口啃着，生吃，满嘴辛涩的甘甜。邻家的猫被狗咬断一只耳朵，横在墙角，翌日死了。不记得谁剥了皮，由我拎着去小溪冲洗。溪流清澈湍急，一只剥了皮的猫，脑袋、爪子已被斩去……忽然我撒手，眼瞧血肉模糊的小兽尸出没清波，漂浮着，旋即被飞速奔临的草狗叼上溪岸，迟来的狗们，一拥而上。

仲夏与春节，一年两次，村民得以饱餐。呜呼!我至今不再尝到那来自泥土的鲜美：新割的稻米、池里的活鱼、才从菜园割取的菜蔬一一洗过，碧青，热锅水沸，炉膛山柴爆响，烈焰熊熊一一还有，清晨宰杀的猪!那猪，没命嘶叫，我亲眼瞧着几条壮汉怎样拦截，怎样对准喉头一刀刺入、退出，鲜血如注。当全猪被滚水冲刷过，昂然倒挂，庖丁解牛也便如此吧：屠夫，一位沉默的中年人，温柔体贴，只轻轻一刀，缓缓顺下来，晶莹热烫的心、肝、腰、肠，蒙着如炊烟般青蓝的透明的膜，成

堆坠落。当着围观的男女老少，屠夫于是一刀一刀分解、取出，秤和案板，就在边上。

在70年代的幸福记忆中，我看见自己混入上海小菜场排队行列，春节前夕，彻夜守候。天没亮，每个菜场布满黑压压骚动嘈杂的市民，曙色初露，人声鼎沸。排队!那是六七十年代的终年记忆。春节前知青大抵回城，无业，无事，我在队伍中享受无比的温馨，傍晚菜市加班销售，拉出电线，点亮灯，尤其动人。我愿几小时排队，寻看路过的漂亮女孩，欣然绝望，默认自己是户口迁出上海的人。

一年一度，家家户户会在春节领到特许的食品票证，人群盯着菜场案板冰冻的整猪、鸡鸭、黄鱼、乌贼……开秤了，队伍纠结形同暴动，凶悍的男女奋勇抢夺，声嘶力竭：“你的老娘啊、操你阿妹!”同一句咒骂，强者声色俱厉，失败者叫来是悠扬婉转，仿佛哭丧……花生、蜜饯、瓜子、黄澄澄的豆芽，件件是一年分配一次，我记得豆芽每人半斤，四分钱。自领到票证，家人无数次从抽屉深处取出，清点，商量，然后深藏，轮到付钱的一刻，四分钱票据被一把撕去一一再等明年。

亿万农民无票无证，口粮仍被严格限定。虽然史书记载历朝历代的灾荒饥馑，口粮限制仍是千年未有的记忆。我每月口粮29斤，当被省出版社借去画政治宣传画，必须暂借粮票，然后择时坐长途车一整天回县城，再翻山越岭走到本村，以稻谷秤满数月的口粮。粮库的大锁被啷当打开，我记得会计的手与秤砣怎样颤抖，记得村里派送的挑夫，我跟在后面，到得公社，眼看那份谷子流泻无声，没入公社粮站的巨大谷堆。挑夫的酬劳是一块钱，农民难见现钞，欢喜接过，浑身大汗陪我到粮管所转换粮票，清点后仔细端详，递给我。我给他叫一斤米饭、一盘猪血、一碗菠菜猪肝汤――顷刻尽净。

1975年当我流窜到苏北二度插队，再次面对当地村官的无奈：他们在田里商量，争吵，拖延，用力吐唾，每个脚趾缝涌出江北松软的泥，走上田埂，不看我，狠狠喝令会计批发口粮。我又被领到粮库，出来时，村民老小站成一圈，瞧着这个据说是知青的外地人，分食全村的口粮。

上海老家早已拆毁。如今要拍摄石库门弄堂的最后影像，须得撞见临近街区的断墙残壁。我穿行其间，有时一惊，依稀认出这是哪位老同学在70年代的家。三十多年前我们爬上屋顶伫立风中，猖狂而茫然，谁曾想连绵弄堂万瓦鳞毗，有一天会成废墟，更不曾想老来有住进公寓的命――煤气、冰箱、彩电、泠热水、抽水马桶，70年代的民居完全没有这些，因为没有，事事理所当然：洗刷年夜饭后的油腻锅碗，用冰凉的水；冬日清晨抖瑟瑟升燃煤球炉，看炉火逐渐变蓝；挨家挨户的马桶等候粪车时，娘姨们和车夫打情骂俏……很久很久没用双手自己洗衣，一件件穿过竹竿，晾出去。移居纽约的母亲至今不肯放弃手洗的积习，只不必与邻里等候同一个水槽。

“”初，芸芸弄堂一夜间沦为惨剧的舞台：这里那里的人家，门窗洞开，昼夜抄家，邻里屏息谛听：呵斥、咆哮、嚎哭、抗辩，沉重的家当连续扔出窗外，怦然碎裂，殴打的声响惊心动魄。几乎每天听闻谁家有人失踪或自杀：上吊、割腕、开煤气，有位老太太居然攀上屋顶，爬着，寻到羞辱她的那一户顶层，跳下去。活着的罪人低头走过，身首凝着他人的唾沫。我眼看对门那位穿旗袍的母亲当众发疯，声若游丝，缓缓移步，缓缓煽动展开的双臂，一脸令人惊怵的狂喜。

是的。只要看见残存的70年代民居，我知道每个门洞后有过什么故事。记忆是该捣毁，如今京沪的神奇，是除了伧俗繁华，看过去从未发生过任何事情。

历史在原来疼痛的地点消失了。我心里时常望见70年代的上海夜晚，掌灯时分，熄灭希望的家家户户被十五或二十支光灯泡照亮，团坐吃饭，温馨而凄凉。60年代末的暴乱已告缓和，70年代仿佛一张被轮番痛打的脸，宁静了，渐有活色。公园店铺熙熙攘攘，爱俏的男女偷偷裁减衣装，电影院停业多年后开始放映几部革命电影，阁楼或天井传出小提琴声，不事声张的体育比赛恢复了，乒乓球原本流行，忽然时髦――1971年“事件”后的莫大事变，是翌年基辛格尼克松相继访华，美帝国主义再度长驱直入。我小学所在的茂名北路直通锦江饭店，《上海公报》即在那里签署，沿途所有住户因此招致严厉监管，包括晾晒的衣裤不得移出窗外。外宾被指定经过的街市一时货品充盈，春节才供应的全猪全鸡密匝匝堆出来，通体冰霜，只给看，不卖，美国人走，当夜撤回――2008年京城举办的奥运会早在36年前精彩预演，只是琳琅道具可比那时阔气太多了。

现在车站送人，站台空寂。1992年从纽约初次回国，若有所失：车窗改成封闭式，送者寥寥，每一车门下站着女列车员。这就对了，但于老知青却是记忆的错位：70年代站台送别永远是在列车无声启动的刹那，人群轰然暴哭，无数手臂扯紧又掰开，同时吵闹着高音喇叭播放的革命音乐……阔别神州十一载，那年回国头一次坐火车，清晨6点我被列车播音吵醒：杂音喧嚣的起始乐《东方红》，接着是播音员傲慢的诵词：“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声势虚张，和过去一样，但那熟悉的非人腔调给我近乎刺痛的亲切：不是记忆，而是感官，我发现自己仍是70年代的人质。

70年代的记忆被火车贯穿：“”十年，亿万人民不准迁徙，没有旅行，出行和返回一律需要公家证明。那时我在深山徒然羡慕靠近公路的村落，扒车混票，出得山来，路近省城一眼望见铁轨，思家之念汹涌难抑。筹划票钱是父母的大笔预算，贫家儿数年回不得家。赣州，宁都，地方知青也得下乡，也想回家。与我同村熬着一对赣州兄弟，吃苦、乖巧，不知家中什么事故，哥哥暗中筹划离开，没钱，决定一路帮工步行回家。忽一日我看他挑着行李疾步过村，远远大叫：“保重啊丹青，你也要想办法走啊!”同时泪流满面一一赣南山区每四五里路有明清留下的砖砌凉亭，予人歇息，墙上残留红军时代直到“”的标语。我久在山中学会长途跋涉，走啊走，人会平静坚毅。荒径草长，蛇!惊人地美丽，瞳仁与我对视刹那，倏忽逸走了，嘶嘶有声，遗下一窝蠕动的小蛇。

70年代没有国道，没有立交桥，没有高速公路，除了自行车，没有任何人拥有私家车，火车、公交车、大卡车、拖拉机，全部属于国家。70年代有飞机的故事吗，现在首都机场仍然保留迎候尼克松的小小机场。那时几乎没有民用航空业，我唯一的空中旅行是1976年自南京去拉萨，当天机场的全部业务，只有一班飞机。

辽阔、贫荒、昏沉，70年代远未梦见日后中国的路途，1949年后的政治变局从未如此密集，接踵而来，以持续阻断的形态联结70年代，其中每件私事，无不仰赖国事的松紧与宽严，攸关亿万人的命运：命运就是公章――1976年之后密集上演的国家剧情是：、出狱、回城、复职、退赔私产、准予高考、作品开禁……工人的奖金、农民的集市，终告合法，半合法半地下的琐屑事物，包括用稀有盒式磁带辗转录制邓丽君的歌声……离散的人团圆了，到处是追悼会和骨灰安葬仪式(刘少奇大会迟至1980年)，控诉、涕泣、失态、过度惊喜、卑怯的感激――总之，一切的一切取决于公章和准许盖章的命令。农场朋友曾描述这等传奇：场部抽屉锁着公章，如玉玺，万难启用。1977年允许回城的国家指令下达了，为一拨拨申请人分别盖章，不胜烦，场部用一根长长

的橡皮筋拴住图章，吊起来，大门洞开，四乡来人随时进入，一把扯下，自行盖章，盖妥了，命运的皮筋随即弹回原位。

1976年被党的语言喻为1949年以来的“第二次解放”。“解放后”的成年人个个扬眉吐气，悲从中来。久违的文艺名流陆续出台，苍老、衰败，动辄哭笑，引吭高歌，近于疯癫――我们的好总理啊!你在哪里――扮演白毛女的老区歌手王昆同志在演唱中几度哽咽，收音机长时间录播她的泣不成声，还有超长的不断被自己打断的感言。1978年，华尔兹舞曲带动第二次解放感带来的集体晕眩，在场地中央狂舞的男女全部五十岁上下，我辈不会跳，对这一延安时期和建国初年流行的西洋舞蹈，惟贴墙围观。那时我已来北京上学，课外记忆是终日寻看内部上映的西方电影，第一次目击女子是在墨西哥片中，裤裆登时鼓起；卓别林《城市之光》则笑得我肠胃抽筋，强忍绞痛，我以全部体能继续狂笑……那年最庄严的单项记忆是中央电视台首播李德伦指挥贝多芬《第五交响曲》。不久，小泽征尔被郑重请来指挥《第九交响乐》。我接连三场混在红塔礼堂聆听排练，当“四海之内皆兄弟”排山倒海唱起来，忽然我想起赣南的村民与荒山。

朝露，翠岭，鹧鸪声从深壑间歇传来，灯油尽了，熄灭前，火苗忽然那么一亮，轻轻炸响，还有，雨后暴涨的山溪，蜿蜒出山了，汇入两条宁都县境的清流，单是名字就多么好听：琴江与梅江，“秋来江水绿如蓝”。

刻画承平岁月的种种恶，容易，讲述罪孽时代的片刻欢悦，很难，而且不宜。流落的滋味另有田园诗意，而自强的过程日后总会被解作浪漫。吃苦受罪的最佳时段是在青少年时代，倘若争气，赔得起，看得开。回顾70年代，个人遭遇和政治事件、青春细节与国家悲剧两相重叠、难分难解――70年代算得天地不仁，终于拿青春没奈何。幸亏年轻!这题目，是为我辈侥幸，也为那时代无数被吞没的人。

青春纪事之1 969～1 979

“保钓”行动

1970年8月，美国驻日本使馆声称“钓鱼列岛是琉球群岛的一部分”；次年6月，日美签订“归还冲绳协定”，钓鱼列岛被划入“归还区域”。1971年1月29日，2000多名中国大陆及台湾留美学生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外示威，高呼“保卫钓鱼台”，掀起“保钓”行动。

恢复公派留学

1972年12月14日开始，我国恢复向国外派遣留学人员，首批向英法两国派出36人。1973年，中国恢复接收外国留学生来华。

台湾校园民谣

1975年6月6日在台北中山堂的“现代民谣创作演唱会”上，大学生杨弦把诗人余光中怀乡的诗谱成曲子演唱。歌手李双泽在演唱会上喊出“唱我们自己的歌”的口号，由此开启台湾校园民谣时代。从1974年到1980年，台湾共产生了300多首校园民谣，罗大佑的《童年》，侯德健的《龙的传人》，叶佳修的《乡间小路》、《外婆的澎湖湾》等都在内地流传甚广。影响了一代青年。

“四五事件”

1976年3月下旬起，全国各大城市的群众纷纷自发进行悼念总理、抗议“”的各种活动。4月4日、5日，北京上百万民众在天安门广场自发组织的悼念活动遭到“”的镇压，后称“四五事件”。该事件是“”后期重要的青年思潮之一，当年被错判为“反革命破坏活动”，两年后的1978年11月得以。

恢复高考

1977年7月，在邓小平的推动下，高考制度得到恢复，许多中国人的命运因此发生了变化。1977年、1978年举行的冬夏两季高考，全国共有1160万考生参加。那时校园中最流行的口号是：把失去的光阴夺回来!“振兴中华”、“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的口号也是这一代大学生提出的。

《少女之心》的流传

被视为“黄色手抄本”的《少女之心》自70年代开始在民间广泛流传，直至80年代中期还有青少年传抄。在性教育基本处于停滞状态的年代，它是很多人能够找到的唯一性启蒙读物。许多读者因为传抄受到批斗，乃至以“流氓罪”劳教。

半分钟的《天鹅湖》

70年代样板戏一统天下，《列宁在十月》、《列宁在一九一八》以及几部阿尔巴尼亚、朝鲜电影成了仅有的可以公映的外国影片。于是，《列宁在一九一八》中出现的半分钟《天鹅湖》舞成了人们百看不厌的一幕，有人买票就专为了看这一幕，看完立刻堂而皇之退场；放映员则接到通知，只要影片放到“天鹅湖”及瓦西里夫妇拥吻的两幕戏，必须准确无误地遮住镜头。

“救救孩子”

1978年，刘心武的小说《班主任》在全国范围引发轰动。文章直指“”后遗留下来的青少年一代的教育问题，发出“救救孩子”的呼声。、

“少年班”

1978年3月9日，中国科技大学破格录取20名少年大学生，最大的16岁，最小的只有11岁。科大少年班的创办，是全方位教育创新的尝试，揭开了中国超常教育的序幕，打破常规，因材施教。

喇叭裤

1978年，喇叭裤第一次映入中国人的眼帘。一个时代的躁动，从一条裤子开始。它的风靡和1978年流行中国的两部日本电影有关联：一部是《望乡》，女主角栗原小卷的那条白色喇叭裤让她的身材更显袅娜；一部是《追捕》，片中高仓健的墨镜、长发、大鬓角和喇叭裤，成了当时年轻人眼中的时尚。

知识青年返城

1978年12月起，一股知青返城风潮从云南西双版纳发端，并迅速席卷全国各地。上千万名知青在短短几个月里返回城市，历时10年的知青运动就此终结。

《大众电影》接吻照风波

1979年5月，复刊不久的《大众电影》在该年第5期杂志封底刊出英国影片《水晶鞋与玫瑰花》中王子与灰姑娘接吻的剧照，引起了巨大争议，有义愤填膺的读者写信称《大众电影》“竟然堕落到和资本主义杂志没有区别的程度”!

辑　周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