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货膨胀与通货膨胀不确定性

摘 要：本文采用中国1952年至2010年的年度数据以及1993年第一季度至2009年第四季度的季度数据，基于AR(p)-EGARCH计量技术手段以及Granger因果检验实证分析了中国的通货膨胀与通货膨胀不确定性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中国高的通货膨胀水平将带来通货膨胀不确定性的增加，而通货膨胀不确定性增加也会进一步提高通货膨胀水平。根据研究结果，为了降低通货膨胀的社会成本，应该注重保持中国物价水平的稳定。

关键词：通货膨胀；通货膨胀不确定性；实证研究

一、引言

货币政策会对实际经济活动产生重要的影响，于是与货币政策密切相关的经济变量之间传导机制问题引起研究者们关注，其中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通货膨胀水平的高低是否与未来总体物价水平不确定性之间相互关联。一般而言，通货膨胀常常被经济学研究者视为是不合意的结果，而且它对于总产出增长也被认为是潜在有害的。基于该种信念，各国的政策制定者常常需要在总产出损失以及价格水平稳定二者之间进行权衡。在经济学理论探讨方面，货币主义者弗里德曼认为通货膨胀上升会导致未来呈现出更多的通货膨胀不确定性，进而会带来社会成本以及对于总产出的负向效应(Friedman, 1977)，而Barro则认为物价稳定应该成为中央银行的首要目标，否则价格不稳定就会导致更高的通货膨胀和更严重的通货膨胀不确定性，这将阻碍产出增长(Barro, 1996)。

尽管现有相关研究尚没有取得完全一致的结论，但是绝大多数经济学家都赞同通货膨胀最突出的社会成本就是其对未来物价水平所带来的不确定性(Ungar和Zilberfarb, 1993)。在现实经济运行中，如果不存在未来的通货膨胀不确定性，那么作为微观主体的消费者以及工商业企业均会对未来做出更好的安排。当一个国家面临着较高的通货膨胀问题时，政策制定者需要考虑是否采纳更加紧缩的货币政策。然而，按照经济理论，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将会提高利率进而阻碍经济增长；而当通货膨胀水平不断升高时，如果不采用紧缩的货币政策，那么此时的价格机制在配置资源方面将是无效率的。当面临着高通货膨胀问题时，货币政策方面的不确定性是带来通货膨胀成本的重要根源。当物价稳定成为货币政策主要目标时，可信的货币政策与较低的通货膨胀不确定性密切相关(Clarida,Gali和Gertler, 1999)。由此可见，探讨通货膨胀水平与通货膨胀不确定性之间的关系对于政策制定者和研究者们来说都是一个有意义的研究话题。

当前，中国的通货膨胀问题日益引起广大民众以及政策制定者的持续性关注，本文研究则是在现实的宏观经济背景下深入探讨通货膨胀与通货膨胀不确定性之间的关系，进而提供相关建议。文章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为相关文献回顾；第三部分为通货膨胀不确定性的测量；第四部分为数据、数据处理及检验；第五部分为实证研究结果；第六部分为主要结论及启示。

二、相关文献回顾

通货膨胀不确定性与实际通货膨胀水平的关系及其对实际经济活动的影响效应一直都是经济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为了更好地理解通货膨胀的成本，迫切需要我们把握好通货膨胀水平与通货膨胀不确定性之间关系(Ball,Cecchetti和Gordon, 1990)。在现有研究结果中，存在着多个理论假说针对通货膨胀与通货膨胀不确定性二者之间关系进行探讨(Conrad和Karanasos, 2005)。在通货膨胀不确定性的研究方面，经济学家Okun较早地发现具有较高通货膨胀水平的国家呈现出较高的通货膨胀变异性，他将较高的变异性作为衡量通货膨胀不确定性的一项指标(Okun, 1971)。著名经济学家Friedman考察了短期和长期内通货膨胀与通货膨胀不确定性的理论关系，他强调指出较高的平均通货膨胀会导致较高的通货膨胀不确定性(Friedman, 1977)。随后，研究者们一般将Okun和Friedman的理论阐述称为Okun-Friedman假说。从政策含意方面来看，基于该理论假说，如果政策制定者试图保持低的通货膨胀不确定性，而与此同时却推行扩张性货币政策，那么政策制定者将无法达到预定的政策目标。需要指出的是，Okun和Friedman所提供的相关分析仅是非正式的讨论。

基于Friedman的思想，随后相关研究借助于正式的经济理论模型探讨了通货膨胀与通货膨胀不确定性之间的关系。但是，通货膨胀对其不可预测性所带来的影响在经济理论上是模糊的。一些研究者认为，由于降低通货膨胀将导致失业率上升，因而高的通货膨胀水平会带来未来的政府政策以及较高的通货膨胀不确定性。在非对称信息博弈论的分析框架下Ball给出了正式的理论分析，并且指出较高的通货膨胀将增加对货币政策立场的不确定性(Ball, 1992)。Ball (1992)强调指出通货膨胀处于高水平时，政策制定者可能会采用反通货膨胀(Disinflation)政策手段，或者由于决策者担心经济衰退而不触及反通货膨胀政策。然而，由于经济人并不知道政策制定者的未来政策偏好，因而他们也不知道是否会发生反通货膨胀。显然，在Ball (1992)研究中当通货膨胀处于高水平的时候，反通货膨胀的激励依赖于政策制定者的类型。

在经济理论研究中存在一些理论模型注重强调政策制定者的激励，而且假定公众理解这些激励措施，这些模型一般在Barro和Gordon的理论框架下考虑时间一致下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Barro和Gordon, 1983)。例如，Barro和Gordon（1983）首先强调了相机抉择的政策制定将引起政府创造过多的通货膨胀的最终结果，采用低的通货膨胀政策与政府所面临的相关激励是不一致的，因而私人部门不应该相信政府实施低的通货膨胀政策。随后，相关研究开始注重关注反向的因果关系，即通货膨胀不确定性对通货膨胀水平的影响。例如，Cukierman & Meltzer (1986)在Barro-Gordon模型设定下强调通货膨胀不确定性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了制造令人意外的通货膨胀水平进而促进经济中总产出增长的机会(Cukierman和Meltzer, 1986)。在Cukierman & Meltzer的分析模式下，可信度被定义为公众识别政策制定者目标变化的速度。如果政策制定者失去了对货币政策的有效控制，那么可信度将会降低。因此，通货膨胀不确定性的增加会导致未来平均通货膨胀变得相对较高，这将颠倒通货膨胀水平和通货膨胀不确定性之间的关系，进而改变了Okun和Friedman的理论预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