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9-29 12:54:14
我不在乎我脸上的皱纹，因为那是我的生活，我的生活体验都在这里。它们告诉别的人，我的财富在这里，我的教育在这里，我的不同也在这里。
人物简介
劳伦斯・ 席勒1936 年出生于美国纽约市，是著名的摄影师、剧作家、导演，同时也是美国六十年代最典型的见证者之一。
当12岁的席勒在网球场上，被小他三岁的弟弟经常打得惨败的时候，他哭了，他说：我再也不想打网球了。于是，父亲送给了他一个相机，让他陪着打巡回赛的弟弟，到世界各地的赛场上，把弟弟打球的风采拍摄下来。于是，劳伦斯・席勒的摄影生涯从12岁的时候，就开始了。
席勒镜头里60年代的美国
这个夏天，劳伦斯・席勒携带着“”的玛丽莲・梦露来到了中国。这不是席勒第一次赴华，但却是席勒第一次决定在中国举办他的个人摄影展。而且，从下决定的那一天开始，到展览正式开幕，正好5个星期的时间，这是我听到过的最神速的备展过程，从决定到审批、到新闻会、到展览开幕。
我用了两段时间，完成了与席勒的对话。第一次，我听完他充满激情地讲述美国60年代的故事，当然包括玛丽莲・梦露，然后把他拉到了南锣鼓巷里一个中国味道十足的咖啡吧，想继续听他讲故事。但显然，由于他对摄影超乎寻常的热爱，使得摄影师占据了整个他所给予的采访时间，从选景、用光、构图到奇思妙想，甚至他亲自动手，解释他的理念，他一直在强调构图的重要性“永远不要把事物放在中间”，这样的话，被他重复了十几遍，充满激情地重复着。
时间一点一点地流走，我心急如焚，而他则释然地与摄影师进行着摄影原理、构图乃至心灵的交流。那一刻，我看到了他对摄影与生俱来的最深切的爱，只要镜头出现，就会有一种永远割舍不了的感情，尽管他从1976年以后，就放弃了摄影这个职业。
我总认为一个天才的摄影师，一定是有天赋的。可是，席勒一直在否定我这个观点，他强调自己不是因为有天赋，而是非常努力。“我没有接受过正规的课程训练，我只从书中阅读，拜师著名的摄影家，像个小弟一样，跟着他们，研究他们，学习他们，当工作结束后，他们在车后座休息的时候，我还要开着车，送他们回到城市住所。”
到了20岁的时候，席勒开始把他的作品发给各个杂志社，希望能得到一份工作。他曾经在两年里，把所有的拒绝信都贴满了家里的厕所。他一直在等待着那一天，不再收到拒绝信的那一天。后来法国的《ParisMatch》杂志给了席勒一个工作机会，从此，幸运开始伴随着席勒的摄影生涯。
此后，美国进入了著名的60年代，因为受到越来越多的杂志的邀约，席勒的足迹几乎遍及了全世界：澳大利亚、德国、俄国、南美……劳伦斯・席勒只能用这种方式记住60年代的事情：快速的，就像突然沾上的污点。
在1960年只要是有刚发生的新闻，就一定会有劳伦斯・席勒的名字。当1960年理查德・尼克松竞选总统失败时，席勒捕捉到了尼克松太太落泪的镜头，并被刊登在了法国杂志《巴黎竞赛》上；当李・哈维・奥斯瓦尔德在暗杀肯尼迪后被捕的时候，席勒又将此新闻报道在《星期六晚报》的封面上；当玛丽莲・梦露身着色彩鲜艳的比基尼跳入泳池并很自然地走上来时，全世界的人们都未做好准备。她全身上下都微笑着，摆着那个不朽的姿势。“那是疯狂的，疯狂的时期；一个不受控制的时期。我不认为你在60年代有任何看法。你只能等待并回过头来看它。”席勒用他的相机为美国的60年代做了注脚。对此，他说：“我从来没有想过，我拍的这些照片，会成为历史的见证，我的工作就是把好的图片带回来，给编辑使用。我必须找到我的方式来拍照，是别人没法拍出来的图片，光线的不同、角度的不同……”
席勒笔下当代的中国
1976年，席勒放下专业相机，因为他觉得自己很难再找到对摄影创新的感觉。他需要给自己一个生活的转折。于是，开始写作和拍电影，在他的老搭档诺曼・梅勒的笔下，“漫长的六十年代”的尽头“是电视时代”。席勒又一次敏锐地抓住了机会。他关注的依然是当下最热门的话题：无故杀人后主动要求死刑的加里・吉尔默、刺杀肯尼迪的奥斯瓦德、被控杀妻的体育明星辛普森、被父母谋杀的童星乔波内・兰茜，都是他作品的主角。
席勒的作品得了一系列的大奖：普利策新闻奖、艾美奖、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提名……席勒的书，先成为畅销书，然后再成为美国热播的电视剧或纪录片，2006年，席勒在杭州采访到了一个教授，叫肖锋，是一个当代艺术家。在采访的过程中，他突然问了一个问题：“你第一次面对死亡时的记忆？”肖教授停顿了一下，然后开始他滔滔不绝的讲述，叙述从1933年开始，从父亲的死亡开始。他的故事结束于2001年。这次采访，让席勒震撼了。
席勒决定要写一本关于中国当代艺术家的书，就从1933年开始，到2001年结束。他没有读过任何一本介绍中国的书，也没有接受过关于中国文化的教育，但是在他开始决定写这本书以后，在他跟37个中国艺术家几十个小时面对面地对话，他们自己、他们的父亲母亲、他们的祖父母之间的聊天里，他捕捉了到艺术家们成长中的故事、点滴，每个故事里都有特别戏剧的时刻，而不是谈论他们的艺术。几乎每次40多个小时的采访结束后，他们都会对席勒说：“我没有把这些故事讲述过给别人。因为在你之前，没有人会问我们这样的问题。”
席勒停顿了一个空白。我在回味他的话，他在观察我，突然问了我一个关于初恋的问题：你还记得你的初恋情人的手指吗？它们特别吗？正在我开始回忆并简单地讲述时，突然发现上了他的小圈套―席勒用他特有的采访方式来切入我，一次非常有效的反采访。随后，我看到了席勒脸上得意的笑：“这样的问题很特别，它开始让你回忆。而真正好的问题，就是让人可以停顿下来，思考一下的。”这是一种很特别教育。我感到受益匪浅。
席勒眼中的与众不同
今年已经71岁的席勒，依然保持着非常活跃的思维，深厚的阅历成就了他独到的观察人、事、物的方法。40岁那年，他成为美国最好的采访记者，因为“他们喜欢接受我特别的采访方式”。
“好的采访会让被采访者真的在思考，因为很多东西，都可以靠搜集资料、研究而找到答案。而你不能找到的信息、资料和答案来自于他们的思考和情感的表达，当你问出好的问题，你要看他们的眼睛，等待着他们的回答，要变得非常有耐心，永远不要打断他们的思考。然后，你听到的答案，就会是与众不同的。”
正是这番话，让我从另一个角度领悟到席勒为什么会是一个如此配合的受访者，他希望能给予记者们充分的时间，尽可能多地跟他交流，希望从交谈中，让他们在他身上发现不同的视野，不同的报道点。好的文章和好的照片，道理相同，切入点和构图一样，“独到”是每一个以此为事业的人要追求的真理和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