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阳国志》的性质研究刍议

摘 要：东晋常璩撰写的《华阳国志》一书，性质历来存在争议。二十世纪以来，学术界对《华阳国志》的性质有两种说法极具代表性，一说将其归为地方史，另一说认为它是地方志。本文认为《华阳国志》一书兼备史和志的特点，单纯地将其划归为地方史或者地方志，都不合理，故而提出《华阳国志》“亦史亦志”的观点。

关键词：《华阳国志》；目录学；地方志；地方史；性质

中图分类号：K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3）03-0086-02

东晋政治家、史学家常璩撰写的《华阳国志》，究竟是一部什么性质的书？从历史上看，不同年代、不同学者，对此持不同看法，可谓争议颇多。有把它视为地理著作的，如刘知几的《史通》和杜佑的《通典》；有把它归到霸史类的，如《隋书・经籍志》、《宋书・艺文志》；有把它列入载记类的，如《四库全书总目》；有把它列入伪史的，如《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以及《郡斋读书志》；有把它列为杂史类的，如《直斋书录解题》，等等，不胜枚举。二十世纪以来，学术界对《华阳国志》的性质出现了两种极具代表性的说法，一说认为它属于地方史，以谭其骧、王仲荦、仓修良等人为代表；一说认为它是地方志，以朱士嘉、张舜徽、刘琳等人为代表。鉴于《华阳国志》在目录学中出现了“一书多类”的情况，似很有必要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华阳国志》的性质作新的界定。因此，本文首先论述了前人对《华阳国志》性质的研究情况，接着大胆提出《华阳国志》“亦史亦志”的观点，并力图从《华阳国志》一书的内容和体例、常璩的撰述动因、撰述方式以及方志的起源、方志跟地方史的区别与联系等几个方面进行了论证，认为《华阳国志》既可视作地方志，又可纳入地方史。

一、《华阳国志》性质研究的现状

唐朝刘知几的《史通》和杜佑的《通典》把《华阳国志》视为地理著作，因为《巴志》、《汉中志》、《蜀志》、《南中志》这前四卷中绝大多数篇幅记载了古代地理，因此“类似‘正史’中的地理志”，以至后来研究《华阳国志》的专家也认为“常氏此书，以地理之部为最精”、“一至四卷无疑是全书的精华”。纵然如此，笔者认为，光凭这一点就将《华阳国志》视为地理著作，实为草率之举，因为常璩撰写此书之时的遭遇是“江左重中原故族，轻蜀人，璩时已老，常怀亢愤，遂不复仕进。”他的目的在于“夸诩巴蜀文化悠远，记述其历史人物，以颉顽中原，压倒扬越，以反抗江左士流之诮藐。”因此，忽视其余八卷的做法过于武断。杜佑在《通典・州郡门》序中言：“凡言地理者，在辨区域，征因革，知要害，察风土，如诞而不经，偏记杂说，何暇遍举。注曰：谓辛氏《三秦记》、常璩《华阳国志》、罗含《湘中记》、盛弘之《荆州记》之类，皆自述乡国灵怪，人贤物盛，参以他书，则多纰缪，既非通论，不暇取之矣。”可见，杜佑在此批判《华阳国志》等著作，“皆自述乡国灵怪，人贤物盛”，与专门的地理之书比较，显得不伦不类，换言之，纵然杜佑将《华阳国志》划归为地理著作，亦自知其做法有待商榷。

随着方志学、历史地理学等边缘学科发展为独立学科而另立门户，对《华阳国志》性质又增加了说法。众所周知，方志在宋代定型，作为一种介乎史地之间的边缘学科区别于史学和地理学而发展为方志学；而历史地理学是在1934年由顾颉刚、谭其骧先生主持成立了“禹贡学会”而开创了我国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局面。此后，有历史地理学家因为《华阳国志》前四卷详细记载了古代西南历史、地理而将其列为区域历史地理论著，如蓝勇教授在《中国历史地理》一书第十六章《中国历史地理文献与古代地图编绘》中如是言：“就保存较完好的最早的一部区域历史地理著作而言，当属《华阳国志》”。

以谭其骧、王仲荦二位先生为代表的学者认为《华阳国志》是地方史，不是地方志。王仲荦先生说：“从这部书的书名看，好像是地方志，其实是一部地方性的通史。”王先生认为《华阳国志》“叙述有法，材料丰富，是研究西南地方史和西南少数兄弟族以及蜀汉、成汉政权的较好史书，有很高的史料价值。”与之相反，以朱士嘉、张舜徽、刘重来、刘琳等人为代表的学者认为《华阳国志》是我国现存的最早地方志。朱士嘉在《中国地方志统计表》一文中说：“舆地之书自先秦，方隅之志则未闻也，今所见者以《华阳国志》为最早。”文中还说：“《华阳国志》十二卷，附录一卷，晋常璩撰，《隋书・经籍志》以之入霸史类，《直斋书录解题》以之入杂史类，《郡斋读书志》以之入伪史类，《四库提要》以之入载记类，而皆不以地志目之，今审其书，乃专记巴蜀地理、风俗、人物之方志也。”著名历史文献学家张舜徽说：“很明显的以风土人物为主，虽十之八九，叙述政治沿革；但也注意到了交通险塞，物产土俗、大姓豪族，以及先贤士女各方面，无疑是今日方志的初祖”。

综上所述，《华阳国志》的性质历经多年探讨，至今尚无定论。

二、《华阳国志》“亦史亦志”的理由

笔者认为，探讨《华阳国志》的性质，应该从《华阳国志》的体例和内容、常璩的著书宗旨及其撰述方式、志史分离等诸多因素来看。

第一，从体例和内容来看，《华阳国志》兼备地方志和地方史的特点。《华阳国志》最初名为《华阳国记》，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引述时称《华阳记》，或简称《华阳记》。仓修良认为以“记”名书是因为常璩“在当时撰写此书时，亦就把它视作十分盛行的地记。”地记是方志发展的早期形式，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史念海“都主张方志起源于两汉之地记”。而地记就是由地方性的地理著作和地方性的人物传记汇合而形成，这一点与《华阳国志》一书的结构特点有相似之处，但不完全吻合。《华阳国志》前四卷叙述了梁、益、宁三州的历史变化和地理沿革，而以地理为主，可视作地方性的地理著作；十至十二卷记载了自汉以来的先贤士女，可视作地方性的人物传记；中间部分五至九卷是以编年体的形式记载西汉末年至东晋初年先后割据于此的公孙述、刘焉父子、刘备父子和李氏成汉政权以及西晋统一时期的历史，虽然这一部分主要因袭《汉书》和《三国志》，但却是该书的重要组成部分。把《华阳国志》视为地方史的学者更为重视五至九卷记述政治沿革的部分，同理，视《华阳国志》为地方志的学者更注重记述地方性地理和地方性人物的部分。由此看来，《华阳国志》的特殊之处在于它比当时盛行的地记多了编年记事部分。“这样的内容与组织形式确实是既像地方史，又像地方志。”

第二，常璩的撰写动因以及撰述方式决定了《华阳国志》兼备地方志和地方史的特征。一方面是常璩撰写《华阳国志》的目的，据专家研究，常璩撰写《华阳国志》，“其主旨在于夸诩巴蜀文化悠远，记述其历史人物，以颉顽中原，压倒扬越，以反抗江左士流之诮藐。”换句话说，常璩撰写此书的目的，在于矜夸巴蜀历史悠远，人才优秀，巴蜀的人才理应得到与中原之士同等待遇。既要夸诩巴蜀历史、人才，又要记述地理沿革，而要将这些元素综合在一起反映在同一部著作中，对常璩而言，本身就是一种挑战。但常璩是史学家，被同时代的史学家孙盛称为“蜀史”，原因是他曾写过记载成汉历史的《汉之书》。常璩在《序志》中有言：“夫书契有五善：达道义，章法式，通古今，表功勋，而后旌贤能。”仓修良在《方志学通论》一书中对此评价说：“这显然是史家写史的法度，现在他拿来作为《华阳国志》的编写准则，而书中也确实贯彻、体现了这些精神。”从这个角度看，《华阳国志》被部分学者视作地方史不无道理。但是另一方面，常璩力求在撰述方式上创新，“常璩并不满足于述而不作”，刘琳认为，常璩看到了之前很多方志的一个共同缺陷，亦即历史、地理、人物三者分离。“于是，他进行了大胆的革新。他综合各家方志的优点，又吸取《史记》、《汉书》等纪传体史书的长处，创造了一种更加完备的地方志的新体裁”。按照刘琳的陈述，常璩是进行了一次方志编纂形式上的革新。综上两点，后人称《华阳国志》“似史非史、似志非志”，不足为奇。

第三，志与史既关联又区别的发展变化关系造成《华阳国志》的归属不明。现代意义上的“史”与“志”，不难区分，“史”即历史，“志”即地方志。古代史书本称志。“宋代大史学家郑樵在叙述他的《通志》命名之原由时就曾指出：‘古者记事之史谓之志，……太史公更志为记，今谓之志，本其旧也。（《通志・总序》）”《宝应县志・义例》说：“志，史也。”《浦江县志略序解》说：“今之志，古之史也。”梁启超也说：“最古之史，实为方志。”不难看出，古代的志，就是记事的史书。这实质上是将“志”和“史”等同起来，清代著名乾嘉学派代表人物章学诚自是赞同这一说法，在章学诚看来，国史、方志，只有记载范围广狭之不同，不存在内容本质的差别。那么，究竟如何区别“史”与“志”？如众所熟知的《周志》不是地方志，其名也叫《周书》；《汉书・地理志》、《元和郡县志》、《括地志》、《太平寰宇记》、《元丰九域志》、不是地方志，而是地理总志；《三国志》、《大明一统志》、《大清一统志》也不是地方志；《华阳国志》最初叫《华阳国记》，仓修良先生将这里的“记”解释为地记，又说因为地记是方志发展的早期形式，并依次推理《华阳国志》为地方志，这种做法多少有点牵强。

要真正将“志”与“史”区分开来，应当从方志的起源进行探究。后来学者对方志的起源存在较大争议：一说方志源于《尚书・禹贡》，可是《禹贡》和《汉书・地理志》《元和郡县志》一样，都是记述全国性地理的著作，属于总志，区别于地方志，因此与地方志应突出区域性的特征相悖；一说方志源于《山海经》，但是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和史念海等人认为，《山海经》从其内容来说，应该是我国古代的一部地理著作，不属于方志，并且他们主张方志起源于两汉之地记。同时，近代方志学家张国淦在编著《中国古方志考》一书时，不收录《山海经》，他认为《山海经》应该和《水经注》一类，属于地理著作；一说方志源于《周官》，《周官》是讲官制职能的书，仓修良认为其书编辑“是适应当时各国政治改革的要求而编辑”，“目的在于托古改制”，是“战国时代托古所作之书”，所以书中内容不足为信；一说源于古代诸侯国史，章学诚认为：“国史、方志，皆《春秋》之流别也。”“志乘为一县之书，即古者一国之史也。”章学诚之所以持这种观点，在于他认为在古代“史”与“志”应该等同起来。但是，随着方志的发展，后来有学者认为“方志的性质，它既不是地理著作，也不是单纯的历史著作，实际上是界于史地之间的一种边缘学科，不过史的性质更强，总的是属于历史学的范畴，是史学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一个旁支。因此，它就不完全等同于历史。”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由于《华阳国志》成书年代较早、体例和内容特殊、撰述动因明确、撰述方式独特以及在古代史、志概念存在争论等多方面的原因，在目录学上的划分应该视具体情况而定，不能单纯地将《华阳国志》划归为某一类著书。因为《华阳国志》一书兼备了地方史和地方志的双重特征，所以这部地方性的史学名著，既可认为它是地方性的通史，也可认为它是中国方志的开山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