残忍地活下去

战争，无论以多么冠冕堂皇的理由进行，无论以多么缜密精巧的战略展开，无论以多么巨大的战果结束，其实结局只有一个：战争的本质，是统治者用士兵的生命去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所以说，战争是政治的最高形式。是的，在杀戮生命这个层次上，人已经与动物无异了。

战争动员的理由千奇百怪。人口、财富、土地，都可以成为开战的借口。甚至是没有任何理由，照样可以穷兵黩武。莎士比亚说过：“我们去抢夺一小块土地，这块地本身没有什么价值，但却是声誉所系。”最摸不透就是“声誉所系”了。民族尊严、文化传统、国家感情、宗族情结，等等的等等，包括统治者一时性起的奇思妙想或狂妄之念，都可以归结到这无边无沿的“声誉所系”之中。因而，这种简单的情绪化的东西，极容易抹煞正义战争与非正义战争的界限。所以人们看到，在希特勒的最后时刻。他仍能在一夜之间动员数万老幼病残的德国男人拿起武器，迈进战壕。他的口号响亮而动人：保卫德国。保卫柏林。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美国青年列斯特・坦尼。正在他的家乡芝加哥兴致勃勃地当他的小老板呢。他开了一家小五金加工厂，生产装饰盘挂钩、水管支架之类的小玩意儿。他要挣很多钱，或者做出一个能挣很多钱的样子，以迎娶他心爱的姑娘劳拉。劳拉父母告诉她，必须嫁一个有钱人。

战争打乱了坦尼的挣钱计划，美国《读者文摘》上号召年轻人入伍参战的文章写得慷慨激昂。坦尼毅然从军，成了一名坦克兵，派驻在遥远的菲律宾巴丹半岛。1941年12月8日上午，在日本偷袭珍珠港几个小时之后，巴丹的美军也遭到了突然的空中打击。日本把这里当作了进攻东南亚的桥头堡，企图从巴丹半岛登陆，一路北上，横扫东南亚各国。坦尼的部队无意之中处在了战斗最激烈的地区。巴丹保卫战开始了。日军前线总指挥本间雅晴将军要求在1942年1月22日前占领菲律宾，而仅仅在巴丹这个小小的半岛上，就被麦克阿瑟将军的部队阻击了三个多月，直到4月8日了，仍未建成有效的滩头阵地，这让日军前线指挥员恼羞成怒。

4月8日夜，美军弹尽粮绝，油料短缺。失去了动力的坦克，非但不能成为作战的武器，简直就是一座座活坟墓。爱德华-金将军考虑再三，决定投降。他下令，摧毁一切武器装备，就地向日军投降。列斯特・坦尼认为，他们是“光荣投降”。超额完成了阻击任务，最大限度地杀伤了敌人，摧毁了一切武器装备，这样的结局实在是太完美了。

坦尼幼稚了。他不知道他面对的是日本“武士”，他们崇尚复仇!他们蔑视失败!投降的第一天早晨，坦尼坐在自己营房的床沿上等待。一队日本士兵冲了进来，其中一个甚至微笑着走到他面前，食指中指一并，做出要烟抽的动作。坦尼摇摇头，此刻他身上没有香烟。说时迟，那时陕，枪托划过一个优美的曲线，“咣”地一声正正地砸在坦尼的脸上，鼻梁被打断，眉骨被打裂，鲜血进流!而那打人的士兵，居然仍在微笑着。坦尼明白了：他们面对的是一帮衣冠禽兽。

恐怖的死亡行军开始了。日本兵将美军战俘们收容在一起，强迫他们在烈日下徒步行军，没有食物，没有饮水，也没有告知行进路程和方向。他们就这样机械地、盲目地走着，忍受着高温、饥饿、口渴和不断的殴打、喝斥，任何掉队者都将被立即处死。看着倒下去的同伴被乱刺穿心；看到不顾一切奔到路边喝水的战友被砍掉了脑袋，喷涌的血水染红了池塘，坦尼一遍一遍地在心中默念：这个时候上帝在哪里?没有“上帝”了。只有自己救自己。此刻，坦尼立下了一个坚定的信念：我要回家!活着回家!

为了这个坚定的信念，坦尼甚至可以改变自己的信仰和做人宗旨。一日，日本兵让两个美国战俘挖一个大坑。坑挖好了。原来，他们是要这两个战俘活埋一个病重的同伴。挖坑的两个战俘立即拒绝。日本兵没有发出任何警告，举枪就把那个大个子战俘枪杀了。接着，他们又从队伍里拉出两个战俘，命他们再挖一坑埋掉大个子。坦尼扭过头去，悲愤地呕吐了起来。他想，如果让他去活埋那个战友，他会下手的。如果他不干，立即就会有人为他挖坑了。“我要调整自己的信仰，”他对自己说，“我要活下来以后帮助别人。”日本看守的猖狂叫嚣一直响在他的耳旁：“你们比狗都低贱!只要我们觉得有必要教训你的时候，随时可以揍你，随时可以杀死你!”

感谢坦尼。他在另一个层面上为我们展示了生命的哲学意义。黑格尔早就断言过：正如在绝对的黑暗中看不见任何东西一样，在绝对的光明中也看不见任何东西。生命是一个复杂的时间过程。当英雄有时候很容易，一次反抗，一句回骂，甚至一个愤怒的眼神，一个不屑的表情，立马就会招来杀身之祸。不出一分钟，你就会一命呜呼，一了百了。一个痛快的死亡比残忍地活着容易多了。活下去需要毅力，需要智慧，需要生理和心理的自残，需要时时羞辱自己及自己的同胞、战友……这是不能提及的最隐秘的伤痛。原谅列斯特・坦尼在那种特殊环境下的讨好、奉迎、谄媚、取巧吧，我们没有受过他那样的折磨，面对酷刑和，我们也许不及他的十分之一。“生不如死”是我们正常人不能理解的生存状态，有时候，活下去反而是最不容易的选择。

1945年8月9日，美军投下的原子弹在距坦尼不足三十英里的地方爆炸了。坦尼知道，战争就要结束了。他“回家”的目标就要实现了。在经历了半个多月的巴丹死亡行军之后，在战俘集中营里度过了难忘的半年之后，在日本福冈废弃的煤矿中复采了三年之后，尽管满身伤病，坦尼终于明白：他可以活着回家了。

列斯特・坦尼被美国军舰运送回家。船进西雅图港后，被告知任何人暂时不得上岸。坦尼再也等不得了。他纵身跳进大海，奋力游到岸上。码头上的宪兵守卫，对于这个穿着崭新美军制服、浑身湿透的人正不知如何是好呢，坦尼却焦急地向他借一枚硬币。拿到硬币，坦尼扑向了最近的电话亭，他双手抖抖地摸到投币口，塞进去硬币，抓起听筒，拨下了在心中默念了千万遍的电话号码。接线员正在与一个老男人商议，是否同意接听来自西雅图的由你们付费的电话。坦尼已经完全疯狂了，他对着听筒大喊大叫：“爸爸，我是列斯特，我回来了!”敏捷的接线生立即明白了，电话瞬间被接通了。电话那头，遥远的芝加哥一片沉寂，坦尼什么也听不到。几秒钟后，坦尼听到了一声响亮的抽泣。那是父亲在嚎啕大哭。他为他失踪了4年的儿子终于活着回来了而喜极而泣。父亲在差不多痛哭了两分多钟后，才勉强说出了一句话：“我让你妈接电话。”

坦尼活着回家了，感谢他告诉了我们这一切非人的遭际和苦难。

美国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伊利・威塞尔也是纳粹大屠杀的幸存者。他警告说：“忘记大屠杀就是二次屠杀。”历史学家说，铭记是和解的第一步。铭记是必要的，忘记就意味着背叛。铭记不是目的，她应该是通向和平的光明大道。当这个地球上永远再没有战争的时候，人才会从禽兽真正升华为人。天下兄弟姐妹才会真正生活在一个没有恐惧、没有压迫、没有屈辱、没有伤害的和谐世界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