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冉正万小说《银鱼来》中的生态意识

内容摘要：贵州乡土作家冉正万，其长篇小说《银鱼来》里面蕴藏着丰富的生态意识。小说的表层结构是以银鱼为主线，描述孙、范两个家族百年的历史，其深层结构却在讲述自然生态的平衡――破坏――再平衡的问题。作品通过叙述特定生存状态下发生在“四牙坝”这一封闭结构中的一系列生活事件，从而引发了作者对人与自然应该如何和谐相处这一全球性的问题的沉思。

关键词：冉正万 《银鱼来》 生态意识 人与自然

贵州新生代“乡土作家”冉正万，凭其浓厚的地方特色、独特的叙述视角、质朴、幽默的语言以及作品中蕴含的深厚的乡土情怀和对人与自然的深度关注走进了大家的视野。近年来，已有部分学者从乡土题材、叙述视角、人性异化等诸多方面对其作品进行论述。然而，对冉正万小说中的生态意识的探讨涉及甚微。因此，本文从生态批评的视角，通过对其长篇小说《银鱼来》的文本细读，对作者行文中的生态意识进行解读，以期能为现时人类所共同面临的生态挑战尽绵薄之力。

一、远古的记忆：和谐生态

在人们的潜层意识中，一谈到生态和谐，第一想到的便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其实不然，生态和谐不仅仅指自然生态，它还包括社会生态、精神生态等多方面的和谐关系。

（一）自然生态的和谐共处

众所周知，在远古的农耕时代，由于生产技术落后，自然主宰于人类，以至人类只能匍匐在自然的脚下并心生敬畏。通过文本细读，我们不难发现，最初的四牙坝，人与自然生活的其乐融融。不仅有“莽莽苍苍、豺狼出没，草木循四时而生，”[2]人迹罕至的世外桃源，更有“原始深林绵延数百公里，枯枝落叶腐烂后沉淀的黑泥厚达数尺，参天大树从未听过斧斫之声。”“森林总是生机勃勃美不胜收，起伏着看不到的墨绿足以改变阳光的的颜色。”“森林从它辽阔的胸脯里轻松吐出一口气，就可以使整个高原焕然一新。”[2]“谁也不知道那些细小的生命何时生在上面何时生何时死何时死，只知道它们千年不变，生生不息。”[2]延绵不绝的肥硕森林的庇佑。况且，四牙坝地势奇绝，“四牙坝与外界被一道数十里长的山脉隔开，山脉气势雄伟”[2]，称得上是绝壁逢生、鬼斧神工。另外，绝对封闭的空间使得四牙坝与世隔绝，“风调雨顺，土地肥沃，没有任何苛捐杂税。”[2]因而也就成了真正的世外桃源。“直到第五代子孙中的一个考中秀才，读了‘四海之滨莫非王土’而深感不安，说服大家缴纳皇粮国税，四牙坝这才某种意义上真正划入朝廷的版图。”[2]这虽打破了四牙坝的宁静，却也因此彰显出了四牙坝人民的大义。当然了，这是后话。不可否认，人与自然的绝对和谐，只能是一种理想的状态，作为四牙坝最初的居民，为了生存向自然的“索取”是不可避免的，他们不得不依靠少部分的自然生命的损陨来维持他们子孙的繁衍，所幸的是自然也并没有拒绝，还慷慨的年年赠与其丰盛的银鱼，这也就使得四牙坝出现了以银鱼为向心力的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看，银鱼不仅是四牙坝人民的生存之源，它更是作为象征的图腾，是大自然与四牙坝居民之间相互签订的一种生态缔约。故此，在远古的生态记忆之中，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也就不言而喻了。

（二）社会生态的和谐互助

正是有了四牙坝人们远古记忆中的和谐的自然生态，才有在此种生态环境之中所衍生出来的人与人之间的淳朴关系。范祖和曾祖的临死遗言，是四牙坝人际关系之间所建立的一种和谐缔约。另外，在某种意义上亦是一种合时秩序的有机形成。正如作品中所说的事态在变，人心也在变，“但变来变去，两个老祖公各自立下的遗嘱没有变”。[2]正是由于四牙坝人们时时刻刻都记得“我们是一个老祖婆的哩”，[2]才会有范若昌儿子办满月酒的时候十里八乡，倾巢出动;才会有孙国帮所言的，“没活干也要去，立在那儿就是个人哩”[2]的鼎力相助;才会有花容备嫁秀被面事大家的全力合作。然而，最能表现出四牙坝人民和谐互助精神的是拉银鱼活动。到了那一天，“即便有杀父之仇，仇恨也会在这几天暂时被搁起，不用任何人开导，他们也会拿出一致对外的气概”“勾心斗角鸡毛蒜皮的事当然有，东家长西家短的话也从未绝迹，但随着大雨的到来，隔阂土崩瓦解烟消云散”[2]“拉银鱼需要大家出力”[2]“银鱼是上天恩赐给四牙坝的，人人有份”[2]这些话语中无不彰显着四牙坝人们的同心协力、均衡平等的人际关系。因此，拉银鱼活动已不仅是一种单纯的生存手段，更像是一项祭祀活动。它是对上天恩赐的一种感激，也是对先民精神的一种缅怀;是将四牙坝人们团结一致的纽带，也是人与人之间心心相通的桥梁。

二、现时的图景：生态破坏

文本中，随着人类中心的膨胀、私欲的滋生、科技入驻、唯利原则的驱使，使得远古和谐的生态环境一去不复返，留给我们的是一个苍夷满目、千疮百孔的四牙坝。

（一）对和谐生态的破坏

1、对自然生物的直接破坏

作为原始生态破坏的“刽子手”，四牙坝人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对这块他们生于斯，耕种于斯，最后死于斯的土地进行着恣意破坏。一方面表现为对树木的随意砍伐、土地的肆意开垦：野鸡冲，从以前的“连人走的路都没有，树林里的路都是老虎豹子野猪岩羊走出来的。人在树林深处，声音可以传的很远，可要见到人影，非得走到那个人的面前。”[2]到现在的，“仅仅过了三十年，这一片森林就被消拔干净开垦出连片的玉米地。”[2]“四牙坝从此再没见到桫椤树的影子。他们也像佛祖一样涅升天了。”[2]“1958年，干活不下地，是上山，老弱病残和妇女都上山砍树、几座山都被剃光了头，癞子似的石头露出来”[2]到处一片疮痍凄凉、遍地荒野的既视感;另一方面是对动物的残酷棒杀。在小说中，蟒蛇一出现就被范若奎枪杀，最后还被孙国才之流剥皮食肉。在整个“蟒蛇事件”中，尽管它体型硕大，但并非强者。在面对“武装到了牙齿”的人类时，只能任其宰割。而打梦沟中似寓言式出现的鸭脚蛇，尽管数量之多“天快黑了，无法分辨蛇的颜色和长短，只见地里全是蛇，长满龙须藤的地面已经被吓人的黑色躯体所覆盖”，[2]但除了引起四牙坝人的恐慌之外，并没有引发什么实质性的恶果，但却引发了四牙坝人们对其的狠绝念头。如此看来，不管是体型庞大的蟒蛇，还是看似数量众多的鸭脚蛇，它们在人类面前变得羸弱，且难以善终。因此，通过人们对原有自然生物的故意破坏，从而间接的导致了四牙坝原有秩序的倾塌。

2、对原有秩序的破坏

我们知道，四牙坝最初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直至后来才慢慢的与外界有了连接。不可否认，自古以来，封闭就意味着落后。但走出去，同样意味着风险。然而，导致四牙坝原有秩序的破坏，正是由于其封闭空间的打破而造成的，其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个是“走出去”;另外一个是“走进来”。所谓的“走出去”，则是以孙国帮“挑贵阳老担”为主要事件。通过文本，我们不难看出，孙国帮潜意识里面就有打破这种原有秩序的愿望，这才有了他的每年都会“挑贵阳老担”去卖银鱼，以期通过银鱼发家致富来达成地位的转换。如果，他不去贵阳，儿子孙若能也就不会丢，也就不会遇到红军，更不会成为范若奎杀害红军的“帮凶”。那么，后面那一系列事件的发生也就不可能成立，四牙坝也就在“百年孤独”中维续着稳定。而“走进来”，则是以余得白的入住四牙坝为主，使得原本看上去团结一致的四牙坝一再分歧，一是以新生力量余得白为首的“冒进派”，一是以坚守原有传统的范若昌为主的“守旧派”。在此过程中，余得白既是孙国帮“扳倒”范若昌的助力，亦成了范若昌家破人亡的原委。正是这两股势力的对峙，使得四牙坝原有的和谐氛围变得紧张起来。等到孙国帮最后意识到“银鱼没有了，他们是因为你才没有的。他认为没有范若昌敲铜锣喊号子的银鱼都不是银鱼。”[2]因为，敲铜锣喊号子既是权力的象征，同时也是对既有秩序的一种维护。而当原有秩序被打破，而新的秩序又未能建成时，留给四牙坝的只能是一个各自为政、混乱不堪的世界。

（二）对自然生态的改造

随着时代的进步，生产技术的提高，人类征服、改造自然的野心也就越来越强烈，因此，“征服和控制自然观与人类中心主义伴随而生，也是根深蒂固的反生态思想观念。”[3]而所谓的人类中心主义指的是：“人类是生物圈的中心，具有内在价值。人是价值的来源，一切价值的尺度是唯一的伦理主义和道德人，其道德地位优于其他一切存在实体”。[4]众所皆知，人类中心主义在东西方文化土壤中有着深厚的根基。如中国古代先贤的“人定胜天”理论;古希腊哲学家罗泰科拉的：“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者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者不存在的尺度”。[5]古希腊文学《荷马史诗》中的《奥德修纪》更是以人类征服自然为主色调的。到了文艺复兴时期，人是“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6]人也就被拔高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些无不都彰显出人渴望作为自然主宰的强烈愿望。

在小说《银鱼来》中，“人类中心”表现的最为明显的是对四牙坝自然生态的人为改造。首先，体现在孙国帮养银鱼的行为上。他用范若奎给的八块银元买了两座林山，打算清理出来养银鱼。他想：“如果大嘴巴的银鱼能在这个洞子里存活下来，不但用不着拉银鱼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挑贵阳老担，说不定还可以进行人工饲养，这就不仅是少受累的问题，利润还可以成倍增加。”[2]从人类中心的角度来看，这也就践行了以人的价值尺度为一切行为标准的准则。然而，天不遂人愿。最终“孙国帮在鱼儿洞养银鱼失败了。前三天还活得好好的，三天后死鱼越飘越多，半个月后死光了。”[2]那么，是什么导致了银鱼的无法存活？表面上是由于“不知道银鱼吃什么，拿什么喂它们才长的快。”[2]是导致银鱼死因的直接缘由，而实际上最主要的原因，则如范若昌所说的那般，“自古以来就没有人养成功过，银鱼是养不活的。我看还是水的原因，没有哪个洞子里的水有大嘴巴的水干净，银鱼只能在那样清的水里生长，离开了大嘴巴洞就会死。我爷爷在世的时候说银鱼不是鱼，是一股气，看来是真的。”[2]所以，一切想要违逆自然规律而蛮横专断的行为是走不通的。其次，是余得白对四牙坝原有生活方式的改变。在他未来之前，这里是“治本于农，务兹稼穑。”[2]当余得白带着烤烟种子来到这里后，大多数人家都听信他的建议，种上了烤烟，打破了当地居民原有的生活方式，也获得了短暂的收益“烟叶是马驮去的，比挑贵阳老担卖银鱼轻松多了，但收入几乎赶上两桶银鱼”[2]可好景不长，随着天灾人祸的不断，粮食价格猛涨，种烤烟使得生计难以为继。因此，在不考虑自然生态的情况下，仅凭狠命和一股子蛮劲，便想要改造一切、征服一切，其悲惨结局是可想而知的。

三、理想的憧憬：和谐再现

细读作品，我们亦不难发现其中蕴涵了作家对理想生存状态的寻找和憧憬。范继书作为《银鱼来》中的一个独特存在，他完全迥异于他的父辈们。他不似孙国帮的硬气，也没有范若昌的虚伪、圆滑，而是一个完全游离于“主流意识形态”之外的局外人。在小说中，他仿佛对一切都漠不关心，又仿佛一直在寻觅“他儿子每天都在田坝里找魂，低头寻觅的样子就像魂丢了”。[2]最终，还是范继书自己跟孙国帮坦白：“我在找老祖公、老祖婆刚到四牙坝时的四牙坝”[2]“我不知道那个时候的四牙坝时什么样子，但我知道，一旦找到了，我肯定它就是那样的……怎么踩怎么都不会垮”“只要知道世上还有那样的地方，我就放心了”[2]因此，我将其毕生所求定义为“寻梦”，寻找一种理想的生存状态，一种对自然怀着敬畏、谦卑、负责和充满关怀的心境。这也就是为什么会出现他每每遇到“人间仙境”便会要忍不住“哭上一场，肠子都哭痛了才能停下来。不过，好像也不完全是高兴，每次哭够了、看够了，我还是觉得，我要找的不是这里，我要找的是老祖公老祖婆那个时候的四牙坝，那个样子的四牙坝”[2]海德格尔指出“人类自觉地融入生态整体的途径，那就是遵循生态整体的内在精神，遵循自然规律。只有这样，人类才可能真正返回家园――自然的家园和精神家园”。[1]白孩终其一生都在为此奔波，他游走于各种山川丛林之间，为的就是寻找老祖辈们的那种人与自然相互和谐的自然家园，从而达到精神上的满足。这也就注定了“范继书随儿子搬到贵阳后，只过了半年，他一个人回来了，来了就不走了”[2]的必然结局。因此，他的一生是对“寻梦”的一种坚守，是对理想生态的一种追逐。

而孙国帮和范若昌最终的觉醒，则是对理想生态的一种回归。孙国帮从一个性格刚硬、坚强、固执、孤傲，为了发家，虽说不上不择手段，但也已然达到狠命谋生的农民。在经历过一次死生搏斗之后，在晚霞下的余红岭中，他对自然、人生有了新的感悟，“孙国帮心头一热，眼里噙着泪水：如果自己死了，就不会看见这个美丽的地方、他怀着感激之情注视着四牙坝两边的山脉，脑子里拒绝平时任何想法，好像只要有必要，他可以守在这里，不让任何人惊动这片巴掌大的土地。”[2]慢慢的他意识到人在除了奔命之外还有更为重要的东西“我才知道古人不是像我这样生活的：除了刨食，别的都懒得去管。他们把这座山叫余红岭，把孔家洞下面的那条河叫蓝河，只顾刨食的人是想不出这样的名字的”[2]随着百年时间的跨度，他最后梦见自己变成了一条银鱼，“在水里畅快地游来游去，水清澈透明，他愉快地看到水从身边划过，心旷神怡”[2]我们在前面有提到过，银鱼不仅仅是一种生活需求，更是一种精神信仰。因此，最后的“孙氏梦鱼”就有如“周公梦蝶”一般，最终达到了一种物我合一的和谐的精神状态。范若昌作为孙国帮一个对立面进行塑造的人物形象，就好比堂吉诃德和桑丘的关系一样，离开范若昌的孙国帮也是不完整的。作为一个乡绅，范与孙不同，他重名轻利、虚伪做作。但几经沉浮之后，他也意识到“无论什么事都是有极限的，只是有些事情的极限在人的习惯看来超乎现象而已”[2]他似乎开始悟出了“天道”：人只有顺乎自然的发展才是合乎情理的。孙、范二者一开始就芥蒂深种，范若昌 虽一直想要填补这一鸿沟，可面对有意疏远的孙国帮，始终于事无补。但最后随着时间的流失、物是人非，“无论什么事，孙国帮都喜欢用范若昌的观点去对照，以前很多规矩都是范家定下来，也是孙国帮最反感的。但现在，范若昌已经变成灰了，当面的规矩却在孙国帮这里复活了，而当年心肠如铁的孙国帮正在一天天死去，他觉得自己和范若昌正在合二为一”[2]可以说，最终是以范若昌的死来唤醒孙的幡然醒悟，使得孙、范两家再一次回归到老祖辈们的和谐状态。

小说《银鱼来》作为深具贵州特色的乡土小说，它叙述了一个只顾挣命，而无视周围的一切生命的固执老人孙国帮，他见证了大野与人间曾经契合的喧腾和永远分离的躁乱。作品在根植于巫文化背景下，写出了原始初民敬畏自然、尊重自然，与自然和谐共处“天人合一”的理想状态，以及在生态遭到破坏后，作家对理想生态回归的深切向往。作为新生代的乡土作家，冉正万近年来“一直关注的主题：自然环境的改变是会对人的命运和文化心理产生影响”[7]以及对城乡二元对立、科技与传统两难境地的抉择。作为一个作家，虽然不能直接参与具体的生态治理实践中，但通过其文学作品的书写，同样能让人们深刻的意识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重要性。而当人们在面对现代的场域中“天神的本已存在以及所有非人的他者的存在都被剥夺了。一个天地隐匿、诸神逃离、万物被掠夺的世界不是真正的世界，而是一个地基被毁的深渊，悬于深渊中的现代人是无家可归者”[8]这一荒诞境遇，人类唯一的出路便是重拾信仰，从“人类中心”转向“生态整体”，只有这样，均衡才会再次被缔结，人类才有望再次达到与自然的和谐共处！

参考文献

[1]王诺.生态批评与生态思想[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2]冉正万.银鱼来[M].重庆：重庆出版社，2012.

[3]王诺.生态批评的思想文化批判[J].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8（4）.

[4]胡志红.西方生态批评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

[5]北京大学哲学系编.西方哲学原著选读[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6]威廉.莎士比亚.莎士比亚全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

[7]杭丽滨.冉正万散记[J].文学界，2007（12）.

[8]余虹.艺术与归家.引言[M].北京：中国人民出版社，2005.

（作者单位：贵州师范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