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片土地上的陌生人

为什么写，怎么写

我越界得不太成功，有不少批评的声音。当初我在写《中国在梁庄》的时候，就被说太抒情、文学化，但对自己来说，抒情是一种必要。如果我当初写一个纯粹客观的梁庄，估计就没什么人关注了。我踏上梁庄土地那一刻起，村口的老槐树、青石板路、老人，我看到的都不是他们现在的面貌，而是过去、背后。这是叠加的空间、岁月的质感。

在《中国在梁庄》和《出梁庄记》里面，我都用了口述的方式。口述是艰难选择后的选择。一开始，我不知道怎么写。我回到了家，东走西逛，偶尔录录音。我不知道拿这些自述怎么办。我用的录音笔还比较落后，三个小时就满了。每天下午，我都满头大汗地倒带整理，方言的丰富和活泼，其中的微妙和美妙，太难翻译到纸面上来了。他们说的话，比我能说的，要好得多得多。他们对自己的自嘲、对生活的理解，都很丰富。

我曾经写过一个老支书，他就是说顺口溜，出口成章，全部是对仗的、平仄的。我要拿小纸条记他们说下的话。他们语言的丰富多样、他们与大地的亲密联系，远远超出我能叙说的。几易其稿后，我把自述、口述，当成了主要部分。当然，这引发了很大争议，质疑这究竟是文学、社会学、还是历史？我不管，这些就是很重要，而且只有这样才行。

《中国在梁庄》出版后，引发的关注挺让我吃惊的。作为一个做学问的人，我老觉得，学术书籍可能得有资助才能出版，我没有一点儿大众预期。后来被大家关注，我在想为什么？我觉得不是因为书写得好，而是因为激起了大家的思绪，为什么故乡改变了？它怎么了？很多人读完书后，背着包就回去了。我特别高兴。

2011年，我又写了《出梁庄记》。其实，我是在写《中国在梁庄》的时候发现，哪怕人是在外打工，他的喜怒哀乐也是和梁庄完全一致的。今天谁打电话了，明天谁家回来了，整个村庄都是同气儿的。在外的人，也许已经离家20年，也许一两年才回来一次，但是他们的命运相牵，他们是隐性的参与者。

村头80岁的吴奶奶，她的孙子在河里游泳淹死了。她告诉我，当她听到噩耗时，她拼命往河里跑，好多草磕着她的腿，她完全不知道，完全失态。去年我去青岛采访我的堂婶，就是吴奶奶的儿媳，她告诉我，在出事前，她有很多预感。比如有一天蚊帐里突然来了一片黑压压的苍蝇，她就说，坏了、出事了！她回去后，吴奶奶抱着她的腿大哭，说对不起自己的儿媳妇、把孙子给养没了。

所以，吴奶奶当年的悲痛，和在青岛打工的儿子儿媳之间，是完全一致的。不写这群在外打工人的生活，梁庄的故事也是不完整的。

走访打工者

2011年开始，我做了一个艰巨的决定，那就是走访梁庄在外的打工者。我发现，远至、新疆，一直到东莞、中山，中国的各大城市都有梁庄人的足迹。我自己能力有限，就选取了能走的七八个城市来写。

这本书是想考察中国农民和城市之间的关系。在这么大的旋流里，农民怎样进城、进城之后个人生活、精神状态又如何？怎么吃、怎么爱、怎么扭转？新闻里的农民是风景化的，是隔着玻璃的。我就想打开这块玻璃，让大家知道他们究竟怎样生活。和其他写打工者文章的书相比，我还有一个重要维度，就是这些农民怎样看梁庄，这样的意识，相互纠缠。

城市化不是从中国开始的，始自西方。英国曾因为城市占据农村土地过多，农民涌入伦敦。伦敦当时各种脏乱差，还有瘟疫，农民私搭乱建。这样下去不是个办法呀！就有不同人提出不同建议。有个霍华德就说，要持有田园主义，建一个小城市，边上是农田，农民可以自由进入。后来，他们就这样实验了七八十年。

还有法国的例子。当时巴黎市长奥斯陆觉得，贫民窟太乱，就拿了个尺子，在巴黎划了一条长线，线内的农民必须全部走。奥斯陆当时确实建立了一个很壮观干净的城市，“奥斯陆大道”嘛，但是民怨很多。

中国城市要怎么发展？中国的拆迁越来越多，新建造的楼豪华、整洁。但我们有没有想过，这些东西的前身是什么？当这栋楼拆迁的时候，这些农民去了哪里？原住民得到了巨大的赔偿，但是那些租客怎么办？

2012年5月，我和一个研究农村的学者参加研讨会。对方说了两个观点，一是农村很落后，必须消失。他用的例子是，居然端一碗饭走四五家，多么可怕！这样闲聊天，没有隐私，就没有个人性，也就没有发展。二是，城中村一定要拆迁，因为严重影响市容。我当时在下面坐着，我就想，如果我在台湾，我肯定就朝他扔鞋了！

后来，我发言的时候反驳他，端一碗饭走四五家有什么不好？农村有自己的新闻传播中心呀！一顿饭吃两三个小时，大家互相交流，有家人的感觉。当然，也会产生闲话，但是拿一己之长去比另一物之短，是不对的。

关于废除城中村，我也很反对。之前，我经过北京的一些地区，我觉得乱，不喜欢。经过两年的调查，我才明白，幸亏有这些脏乱的城中村，农民才能有比较便宜的选择，用可以接受的价格住在他们工作比较近的地方。就像当年北京的唐家岭，聚集那么多蚁族。现在，唐家岭变成了花园一样的地方，但是蚁族去哪里了？得益的还是那些原住民。如果我们的发展，不考虑普通人的发展，又是为谁呢？

农民工的陌生土地

我去西安采访过我的堂哥们，他们在那里蹬三轮。我在那里住了八九天，住在他们家边上的小旅馆。本来是要和他们住一块儿，但是他们家太小了，没法住。我每天和他们一块儿出去蹬三轮，看他们怎么工作。第九天，小雨淅沥，我准备回城了，一转弯，看到一个鲜明的对比——一面是西安2011年的世园会，太美了，那些高高低低错落有致的景观在雨中朦朦胧胧；一面是表哥他们住的城中村，断水断电，破陋不堪。我当时恍如隔世。

我们就生活在这样完全二元、完全对立的世界里。我们老看到城管用简单粗暴的方式对待小贩。其实，那些城管也是人呀，也是别人的孩子、父亲、丈夫。为什么在那一刻，他会那么暴力呢？因为他披上了制服，是制度的化身，他是城市的正义，代表城市就不能容忍这样的三轮车夫，城市不包含他们的生活！西安的市长说了，下一阶段要坚决取缔三轮车、电动车，因为严重损毁西安作为国际大都市的形象，影响群众出行。谁是群众？我的表哥们不是吗？他们在西安生活了二十年，仍然被城市驱逐。嫂子曾很高兴地对我说，她特别幸运，来了十年，才被抓了三次！一种劫后余生的语气。

在这样的心理下，怎么可能把农民变成市民？反过来，我们老说农民愚昧，穿的差、往地上吐唾沫，但正是因为我们没有包容他们。如果我们的生活里包容了他们，规划好、容纳好，还会这样吗？交警见到他们，也给他们敬个礼，他们还会横冲直撞吗？这里面，一定有相互塑造的过程。农民一定不是那个农民，城市也不是那么城市。是在互相的过程中，成了那个样子。

我到西安的时候，表哥的车刚被扣了。他组织了60多名车夫，举行了一场现代示威，在交警队门口静站。表哥是一个退伍工人，他喊着口号：你们这群土匪！光天化日之下抢劫！这个语境特别有意思。他们要反抗，但是往往以非法的方式。我以前采访的青岛农民，他们加班没工钱，就一起去有关部门上访，却遭到百般推诿，后来雇佣他们的人找人把“闹事者”打了一顿，并让其滚出青岛。还有一些老乡在电子厂工作，接触的很多东西有毒气，没人管，还拖欠工资。最后他们就偷金属板，一块板大概五六百元，几个人分。他们不能用正常的方法反抗，所以只能走边缘的方式，偷懒、怠工、闹事等等。他们用非法反抗的方式来获得正义。

你去火车站看，你能分辨出什么样的人是农民工。他们有很清晰的印记，那种朴素的衣着、一种不太敢看人的眼神，这些印记是我们的制度、我们的眼神投射到他们身上的。

新闻里老爆出，有农民工给人让座，对方不愿意坐。为什么不愿意？的确，他太脏了，或许身上还散发着汗味、臭味。但是反过来，如果我们的建筑工地上，有几个洗澡间，工人们可以洗洗澡、换个衣服，那问题不就解决了？但是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