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裂的乡土情结

摘 要：中国现代作家的乡土情结不仅涵盖传统思乡文学的普遍特征，也由20世纪“历史的转轨处”具有时代特征的诸多因素所规定――在对悠远的田园社会怀念的同时，又不得不反抗它的历史逆向话语，对夹杂其中的宗法制社会的落后性进行揭露批驳。所以，现代作家的乡土作品中都呈现出不同程度的分裂性。和鲁迅的作品相比较，这种分裂在师陀早期的作品《里门拾记》中体现得尤为明显：“自然”与“人事”的不和谐、“都市怀乡病”与对故乡批判的情感疏离相互激荡，它来源于童年记忆和流浪经历，以及由这种个人经验所带来的“身份认同”困惑。

关键词：师陀《里门拾记》；乡土情结；分裂

师陀（1910―1988），原名王长简，祖籍河南杞县，是京派代表作家。在师陀作品中，体现作者创造特色的是描写故乡风土人情的小说、散文，评论者甚至发现，师陀的全部作品都有一种潜在的“精神还乡”的结构。他的早期作品大部分是描写回忆中的故乡，带有一种浓郁的豫东风味。

《里门拾记》是他早期描写故乡农村比较集中的一部短篇小说集，它在师陀的创作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在细读作品的过程中，可以发现除了作家所说的平静心境之外，还有更多的潜在因素，通过分析可以了解作家这一时期的丰富情感。

一种经历，两种乡情

在流浪人的眼里，故乡永远是一块净土，是可供疲惫的“浪子”精神休憩的田园，“异乡”，意味着个体难以找到自己真正的“位置”，那么，故乡的“乌托邦”性质就在颠沛流离中演绎出来，并代代相传。但是，描写故乡的文字往往在一些普遍性基础上又带有很大的差异，这些差异不仅体现在地域特色和作家的个人禀赋上，而且体现在情感的内涵上，种种差异构成了纷繁的中国现代乡土文学。

如果将鲁迅的“回乡-离去”为经历的回乡小说和师陀的《里门拾记》相比较，我们将会发现，鲁迅作为一个睿智而自觉的浪子面对破败凋敝的故乡，在作品里注入的是一种苍凉、宽容和淡淡的悲哀，这种苍凉是在一进入故乡就有的，并持续到离去，渗透到主体生命的内部（“啊！这便是我的故乡吗？我的心不禁荒凉起来”），这种宽容体现在他对“豆腐西施”杨二嫂等乡亲的感情，而悲哀集中地体现在闰土身上。鲁迅自始至终都明白，那个过去的故乡一去不复返了，故而无法苛求故乡，如同一个历经沧桑的儿子面对贫困而愚昧的父亲，他甚至将这一切化为一种宗教般的悲悯情怀，为故乡的明天默默的祈祷。在阅读鲁迅的很多描写回忆故乡的文字中，总是带着那种淡淡的忧伤。

那么，师陀对故乡的描写则表现为另外一种笔调，这尤其体现在对故乡的风景描写中，作者笔下乡村自然景色是乡土气息浓郁而有韵致的，如：

“犁过的高粱同谷地，袒露出赭褐色的胸怀，平静的喘息着，在耀耀的阳光下午睡……苍黄的豆，乌油的薯，交错毗排，直伸向天际”（《秋原》）。

“深秋清晨，雾浓重的像烟，一缕缕从树梢，从半空中扑下来，成烟的团，云的团，缓缓在地面上溜，然后再卷上去。”“它比牛奶看去还要新鲜，绵绵卷舒着，绕住茅舍的檐角，绕住树干，滚过村道。”（《雾的晨》）。

师陀一直这样说：“我不爱家乡，可是怀念着原野。”读师陀全部作品会发现，师陀对故乡的描写始终带有这种分裂性。这种分裂性在师陀的早期作品里体现最明显，就是那种集爱和恨于一体的让作家陷于矛盾和困惑的感情，其本身就像一个无法打破的谶语，甚至伴随了作家的一生，挥之不去，招之即来。

追溯到童年记忆

弗洛伊德认为，在每个人的内在心理结构中，都给幼童时代的生活提供了一个可供储存记忆的空间，并随年龄的增长，孩童内在记忆转化为多种印痕的“类聚”即“潜意识”，这种“类聚”对一个成年人的生活影响很大，如果孩童记忆没有经过适当的疏散和升华，同时又遇到外在的刺激和诱发，便会产生精神病，所以，寻找突破口是人无意识状态下长期坚持的工作。

师陀出生于一个破落的地主家庭，然而，他并不是像地主家的少爷般生活着，师陀在回忆到童年时，写到在生病时父亲的温情，以及和小伙伴们游戏的欢乐，这对他是少而弥珍的，师陀说：“孩子的时候，我原有几分霉气，时常受到责罚”，“小时候，我常常挨打……”。

那么，童年中，他稚嫩的眼睛看到了什么呢？五爷的小老婆不幸的命运，“银匠家里”被痞棍虐待的经过，以及那令人神往的说书人用他的催人落泪的话来讨钱“哪位一动手，咱就接下去了”……这些都引起了作者的同情心，培养了他后来的人道主义情怀。多少年后，作品中谈到五爷的小老婆，作者还说：“就在我给读者希望的时候，我却感到揪心的痛苦，试想在她所处的那个社会，她即使和情人逃出去，前面等待她的命运是什么呢？”从这里可看出作者感情的沉积对作家创作的影响。

然而另一方面，师陀看到却是上层人的凶残、吸毒者的腐化及看“出人”时民众的麻木不仁，师陀在回忆中说：“我永远不清楚‘出人’这天热闹的人为什么这样多，……又如此欢喜，大家笑骂，呼哨，一面又谈论着罪犯的历史，仿佛为他们庆祝。”在这里，师陀表达了对这些人的极大愤慨和失望。

随着年龄的增长，师陀果真成了一个以笔代声的小说家，过去的东西仍旧制约他，随着他的回乡所见更加刺激了他的这种潜在意识，使他对暴露故乡的黑暗、谴责村民的愚昧麻木的冲动无法遏制，他这时候刚参加过“一二・九”运动，以进步的姿态走在时代的前列，回乡后，故乡的落后、黑暗震动了他的心，为了使自己心境平静，他写下了《毒咒》《巫》和《百顺街》，秋初离开故乡，却因传闻更加坚定了要写出一部“浮世绘”“百宝图”，然而，师陀在《序》里以为自己做得并不太成功，原因是“除却那缉私队长和地主两兄弟外，几乎再也找不到绅士和老爷的影子”，这里，师陀向我们透露了其创作的初衷是要暴露讽刺故乡的黑暗的。所以，师陀的小说也同样充满了情调，不过“那是一种中国箫笛的绵长悲音”，是让人颤抖和不安的。

“身份”的困惑而引起的“言说”的困境

《巨人》是师陀离乡的第二年（1936年5月）所作，他写了一个归乡的流浪汉的故事：年轻时因爱情的失意而远走他乡，四处流浪，归来时，饱尝人间冷暖，“一脸坎坷的肌肉，凝固的倔强执著，全部像一颗燧石”，他“怀着一心的隐伤，驼着满肩的不幸”，孤独地活着。这篇小说里，充满了一种牧歌般忧郁的情调，带着些许辛酸和感伤，在这里，流浪的师陀寄托了自己颠簸生活的真切感受，以至笔下流露的是浓厚的感情。那个“抓”不是自己的写照吗？年轻时爱情受伤浪迹天涯，归来时脸上写满沧桑，作者自己不也是曾带着遗憾和痛苦离家而去吗？是否有一天，他也会再次回到那给他爱和憎的寄托的故乡呢？所以，在文章的结尾处，作者作了几道删改，在评价“抓”时，说他需要的是“单纯的生活，一生爱的是自由，憎恨的是烦琐”，又否认说“我的说法也许不对”。从这里，我们可以管窥到一个知识分子面对故乡时内心的复杂和矛盾，无法直面又无法割舍的内心情结。所以师陀一直这样说：“我不爱家乡，可是怀念着原野。”那么，从这种角度来看师陀早期的作品，我们也就更深刻地体会到作家隐性的情感内涵、流浪道路上的精神寄托和面对现实的愤慨及离别辛酸等等，可以这么说，故乡是作家的全部，又是他的创伤，是可供回忆的故土，又应对他灵魂的暗影（shadow），黑暗之自我。

再次离乡，师陀反倒对笔下的文字无所适从起来，这首先表现在师陀在《〈里门拾记〉序》中所说，他并未达到揭穿的“目的”，甚至形式也“不伦不类”；其次写《序》后不久，在散文《父亲的酒瓶》中，师陀对父亲的追忆，充满了感伤和温情，记忆中少有的温馨在这里却一再地被夸大，显然，又有另外的东西在牵挂着他的心，那就是乡愁。诗人赫尔德说过，乡愁是最高贵的情感。这种情感会在每一次的生活动荡中遥相呼应着作家敏感而又脆弱的心灵，在这种身份的变化过程中（批判者，乡下人，流浪者），作家又很快地认同了自己乡下人的身份，在《〈黄花苔〉序》中，作者却一再声称“我是从乡下来的人，说来可怜，除却一点泥土气息，带到身边的真可谓空空如也”“我是从乡下来的人，而黄花苔暗暗的开……”，而作者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乡下人，恐怕自己也说不清楚。所以，我们不难理解在师陀的作品中的那种分裂性，精神世界的二元冲突，源自童年经验的人道主义和流浪经历的思乡情绪二重矛盾，并且随着回乡所见和离乡后的感受的冲突而更加明显。

现代文学的乡土特征在师陀的作品中有很鲜明的表现，这其中也包含着20世纪的作家们对故乡情感的普遍矛盾性，鲁迅的离去―归来经历使他对故乡注入怜悯同情，故乡今日的落后和昔日的美好统一在他的悲悯情怀中。童年的经验和流浪道路中的身份的困惑带来作家言说的艰难，也就使得文本中出现“自然”和“人事”的不和谐，所以作家拥有了两套笔墨，“把情感给了景色，却把憎恨给了人物”，事实上正是个人经验带来精神世界的冲突而起的。随着阅历的丰富，这种分裂也将慢慢地统一起来，呈现出别样的诗意。

参考文献：

[1]钱理群.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7.

[2]刘增杰.师陀研究资料.北京：北京出版社，1984.

[3]刘增杰.师陀全集.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

[4]沈卫威.东北流亡文学史论.开封：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

[5]鲁迅.鲁迅全集.宁夏：甘肃民族出版社，1998.

（作者单位 河南信阳职业技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