彩民隐私权\公众知情权和媒体监督权的冲突与平衡

2009年10月8日，河南安阳福利产生了3.6亿元大奖。但中奖人的身份却迟迟没有公布。由此，也引发了公众对获奖人的推测。

综观整个事件过程，人们从最初得知这个消息时的震惊，到羡慕，再到质疑、争论，最终都归结为个人隐私权和公众知情权的“战争”，而“战争”的发起人正是渴望获得知情权的中国公众。此事件的原因，有人们对公正性的质疑，当然，媒体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一案例也引发了我们的思考：如何平衡中奖彩民的隐私权、公众的知情权与媒体的舆论监督权之间的冲突?

中奖人身份不公布：个人隐私应该受到保护

目前，中奖人的身份还没有公布。在获得3.6亿元巨额奖金后，中奖人没有选择立即去兑奖，而是选择先躲避一下媒体炒作再说，这种行为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那么，个体的这种行为是否构成了对公众知情权的妨碍呢?我们必须先了解一下隐私权的定义。隐私权定义是这样阐述的：隐私权是指与公共利益、群体利益无关的个人信息、私人生活和私人领域自行支配的具体人格权。那么，中奖人的身份是否受到隐私权的保护呢?从隐私权的定义可以看出，隐私权的保护主要基于是否与公共利益有关。如果与公共利益无关，那么个体自然可以享有保护私生活的权利。反之，个体则对公众具有告知的义务。那么，在3.6亿元案中，中奖人是否有将个人信息告知公众的义务呢?

彩民中奖实属个人行为，就其社会影响来看，确实是与公众生活无关的一件事。毕竟，买是个人行为，中奖也是个人的收益。而能够构成与公众生活有关的部分即为该名彩民在中奖后是否全部上缴个人所得税。如果上缴了个人所得税，那么，彩民中奖的行为就确实是与公众无关了。公众对彩民身份的过分打探，只能是对个体隐私权的侵犯。网上也有网民持这种态度，认为中奖是个人的事，与社会公共利益无关，过分地打探中奖人的个人情况，只会使得中奖人的个人信息被暴露出来，进而对其正常的生活造成困扰。我国曾有个别彩民中奖后，引发家庭纠纷、亲属纠纷，甚至招致杀身之祸，这都提醒新中奖彩民要引以为戒。我国2009年7月1日实施的《管理条例》规定：“发行机构、销售机构、代销者以及其他因职务或者业务便利知悉中奖者个人信息的人员，应当对中奖者个人信息予以保密。”也是从法律层面上对获奖人的隐私进行了规定，所以，中奖人不公布个人信息，不去领奖有其自身的合理性。但是，为什么公众对中奖人公布个人身份的呼声这么高呢?

公众知情权vs公正性

巨奖已经产生，中奖人却神龙见首不见尾，更加重了公众对中奖公正性的怀疑。再加上近几年来频频传出的舞弊案，更加剧了网民对大奖产生过程公正性的怀疑。此前，奖已爆出弊案，如西安的宝马案、深圳福彩中心被木马攻击事件，使得业的公信力大打折扣。因此，与其说是公众对获奖公民有强烈的知情愿望，毋宁说是公众对事业公正性所持的审慎态度。那么，3.6亿元奖金的产生是否又是一次承销商的恶意操作行为呢?公众的怀疑有一定道理。

而安阳福利中心，显然也是因为有了前车之鉴，在产生的第二天就新闻证明大奖的开启真实有效。其实，公众对中奖人身份的关注只是一个表象，其最终还是对公信力的怀疑。公众所要求的知情，更多的是对大奖产生的公正性的关注，而不仅仅是想知道中奖人身份的八卦心理。媒体与公众也正是对中奖人的个人信息到底是不是属于公共利益存在着很大的争论。认为中奖人身份应该公布的人认为；公众对发行的情况有知情权和监督权。发行是政府行为，因此，政府在发行过程中形成的信息都是应该公开的政府信息――这既是“透明政府”建设的要求，也是《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规定。持这种观点的网友认为，有人总拿“个人隐私”来为不公开中奖者身份辩护，其实，是否公开中奖者的身份与个人隐私完全没有关系，因为彩民中奖并不是“个人”的事儿，而是“公共”的事儿。因为政府发行具有社会性，个人购买就是参与社会公共活动。奖金不管多少，都是从政府的发行机构的账户上流出的，从根本上讲这些钱是所有彩民“凑”起来的，中奖者拿走这些钱怎么能说是“个人”的事儿呢?又怎么能拿“隐私”来拒绝公众的监督呢?但我们认为：公众只是对中奖彩民是否上缴个人所得税、上缴的数额等与公共利益相关的事项享有知情权。

新闻舆论监督是否该进行

公众作为知情权的主体，有知悉国家政治、经济生活和社会信息的权利，公众可以自己通过各种途径满足自己的知情权，也可以借助新闻媒体的力量去实现知情的愿望。在这种情况下，新闻媒体所实施的舆论监督权就代表了广大公众的意愿。如在国家的有关会议中，新闻媒体可以进行采访，而普通的社会公众就受到一定的限制。当然，新闻媒体在行使舆论监督职责时，也要遵守法律及职业道德，要排除相关国家机关、其他社会组织或当事人的干扰，独立自主地进行新闻采访和报道，实施监督权。

拉斯韦尔曾经把大众传播的功能概括为：监视环境、联系社会、传递遗产。因此，监督社会事务，报道社会新闻、揭露明星趣事、揭露官员的非法活动，是媒体和记者应尽的职责。记者在采访、报道时难免会和公民的隐私权产生冲突。那么，舆论监督和隐私权二者的关系应如何平衡呢?

首先，舆论监督必须受隐私权的限制。我们知道，任何权利都是有限制的、有条件的，不存在任意的权利，否则人人都没有自由和权利。我国宪法第38条就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自由和权利。”舆论监督作为宪法权利，也必须受到法律限制。换言之，新闻媒体在行使新闻监督权时，负有尊重他人隐私权、不侵害他人隐私权的法律义务，这是“权利和义务一致”原理的具体体现。如果新闻媒体实施新闻监督权所报道出来的个人秘密信息，与社会公共利益没有任何联系，就是对他人隐私权的侵害。3.6亿元案中，各家新闻媒体显然对中奖人的身份给予了过分的关注，从有人中巨奖的消息传出来开始，就有媒体对中奖人的个人身份不断挖掘，而不论这则新闻到底是不是具备了应有的新闻价值。仅仅是满足猎奇、窥私的心理，而忘记了对中奖彩民个人身份应该保持的尊重。这种行为的不断演绎，也是导致我国新闻媒体越来越缺少责任感和使命感，缺少对个体权益的尊重，不良风气会愈演愈烈。

其次，舆论监督的重点是什么?我国宪法第41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

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检举的权利，但是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实进行诬告陷害。”这是我国宪法关于舆论监督和批评报道的有关规定。由于我国发行机构兼有“运动员”和“裁判员”的双重身份，缺乏有效的监管，行业多次出现“中奖猫腻”，如：2002年扬州“彩世塔案”、2004年西安“宝马案”、2009年深圳“木马骗奖案”，早就暴露出行业管理的混乱。随着奖金额度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的人和社会舆论对那些在所谓的“隐私权保护”背后的“大奖得主”的“真实性”表示了怀疑，更有人极端断言：“保护隐私权”就是一个“弄虚作假”的挡箭牌。人们担心机构长期缺乏严谨、细致、配套的监管，容易被少数别有用心的人钻空子，损害国家这项以慈善、公益为目的的公共事业的健康发展，进而损害政府的形象和公信力。因此，机构的运作流程，包括出售、兑现奖金的过程是否公正、合法，中奖彩民在领取巨额奖后是否依照相关法律缴纳了个人所得税，都与公共利益密切相关，理应成为媒体舆论监督的重点。我国需要建立健全监管和信息披露制度，保障公众的“知情权”。公众对发行、管理漏洞的批评，以及不公正的质疑，需要政府督促发行部门按照条例中的要求，完善信息公开机制，增强信息的完整性和透明度，及时、全面和详细地向公众公开必要的信息，比如销售和公益金收入、管理、使用及去向等。

结语

综观3.6亿元事件的过程，从其本质来看，是个体隐私权与媒体舆论监督权的范围之争。如何对个体隐私权与新闻舆论监督权进行界定，是我们亟待解决的问题。其实，新闻监督权和隐私权冲突的焦点，在于新闻媒体的活动是否侵入了构成法律意义上隐私的空间，如果加以新闻报道的个人信息没有构成法律意义的隐私，则新闻媒体就没有侵犯隐私权，反之则是对个人隐私权的侵害。因此，解决这两者的冲突，重点在于对两者的界限予以界定。我们知道，隐私是与社会公共利益无关的个人信息，因此，就必须判断这个信息空间是否与社会公共利益有关，正像3.6亿元案所体现出来的冲突一样，在该案件中，对媒体能够进行监督的部分，如个人所得税的缴纳，可以进行监督，而对于与公众利益无关的个人情况的暴露，则是对个体隐私权的侵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