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合花开:女同性恋的文学呈现

上个世纪，现当代文学中涉及女同性恋题材的作品非常有限，读者不多，评论家更少，几乎没能引起任何社会反响（百合是意指女女之间恋爱的隐语，该词源来自日本，1971年由日本男同性恋杂志《蔷薇族》的编辑提出，其后因日本出版的《百合族》系列书籍而广为流传，渐成固定用语。）而如今随着网络的兴起，同性恋者的身份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社会的宽容和接纳，女同性恋文学也终于浮出水面，如评论者所指出的那样：“21世纪以来女同性恋文学以文学的方式表现着女同群体成长中出现的种种问题，正在形成自己独立的叙事声音和叙事立场”（杜凡：阁楼里的衣柜――21世纪以来大陆女同性恋文学初探，首都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9年）。

在中国，较为集中地涉及女同性恋题材的文学创作期大致有三次。第一次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涌现出一批讲述女女情感关系的作品，其中包括庐隐的《丽石的日记》、凌叔华的《说有这么一回事》、丁玲的《暑假中》等。

遗憾的是，这批作品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被有意无意地淡忘了，这大概是因为女同性恋从来就不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难以激发公众的反应。这一时期的女作家对同性之爱采取了一种温和的态度，她们并不排斥和反抗居于主流的异性恋模式和婚姻制度，而只是在一个很有限的范畴内阐述女女情爱关系的可能性与合理性，借以表达对男权（强迫性异性恋）社会的文化反思和批判。

第二次女同性恋题材较集中地呈现是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西方文化思潮被引入，社会对私人生活的监控进一步减弱，涉及女女情感和欲望的小说再次进入了文学界和公众的视野。例如王安忆在《弟兄们》中探讨女性情谊以及面对婚姻时的脆弱；陈丹燕的《百合深渊》讲述青春期少女之间隐秘的爱恋；陈染的《破开》带有明显的女性主义色彩，其女主人公拒绝接受异性恋模式，认为同性也可相爱；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和《瓶中之水》则反映了孤独女性与同性之间的情感体验。

与大陆遥相呼应，台湾的女同性恋小说也兴起于这一时期，其中比较有影响的有陈雪的《蝴蝶的记号》、邱妙津的《鳄鱼手记》、杜修兰的《逆女》等，艺术成就相对更高。而大陆的女同性恋题材小说则较少有公众关注，社会影响力小。总体而言，大陆作家涉足同性恋题材只是“偶涉的眼光”，作品大多表达的是一种不彻底的同，反映的是女性在男权社会中的不适应或者自恋情结。

按照崔子恩的说法，中国当代第一部“女同”题材的长篇小说是《迷情的日子》，1989年由春风文艺出版社推出。该书出版后寂静无声，未能激起任何反响。而最早以女同性恋为题材并博得读者青睐的小说应该是广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出版的《上海往事》。

单从艺术角度而言，《上海往事》的水准未必就很好，它之所以赢得人气，主要是拜网络所赐。《上海往事》的作者张浩音（网名“十三不靠”）曾这样讲述自己的创作经历：“那个夏天我失业在家。朋友来信说，写点什么呢。于是我就在一个叫做‘笑语扬眉’[“笑语扬眉”是早期的中文网站（亦凡网）的“四海纵谈”bbs()中的女同性恋讨论版，成立于2000年7月。该版是从该网的另一个同性恋讨论区“同言无忌”（以男同性恋网友居多）分流而出的。]的BBS上开始每天打上几千字。这种互动的写作方式和以往闷头写作的感受完全不同。于是，在掌声、欢笑声和叹息声中慢慢磨出了今天这个样子。小说出版，我会写上：送给一群充满阳光欢笑和智慧的女孩子，送给她们的‘笑语扬眉’”。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第三次女同性恋题材的文学创作热潮终于到来了。近几年来推出的女同性恋小说大多是这样的模式，先在网上连载，获得知名度后才纸质出版。例如“天蓝若空”的《不分》就是首发天涯，然后在台湾出版，而之所以放弃已有的大陆读者市场，则是因为审查制度严格之故；海蓝（网名“买醉的烟鬼”）的《我的天使我的爱》本来已在大陆出版，后因书中一段女女之间亲昵行为的描写被人检举，导致无法再版，只好转战台湾。由此看来，女同性恋小说虽然已经赢得市场，但仍一定程度上受到出版审查制度的限制。

这批女同性恋小说与早期的作品相比，具有自身鲜明的特征。

首先从作品内容而言，女女情感不再被作为一种男权社会的象征性反抗、女性之间情谊的加强以及男女情爱的预演而出现，而最终成为小说想要表达的核心内容。作者大多致力于表达一种被社会所不容的禁忌之爱，有意无意地将其美化，使得作品在形式上更接近畅销言情小说的模式。尽管作者写的时候并非刻意迎合市场，但事实上只有这类小说才能被选中，从而进入出版程序。

其次，这批小说的作者不再像以前那样，偶尔转换口味来写女同性恋，她们大多主要写女同性恋题材，甚至只写这一种小说。她们往往就是圈中人士，常年混迹于女同性恋论坛，小说中多带有自身情感经历的痕迹――这也是作品被称为“自传体”的缘由。不少作者对此有过声明，如海蓝所言：“关于此书的内容真假，这是读者问的最多也是最关心的，本书是以第一人称叙述且我本身就是同志身份，因此被出版方加以自传体。不过我想说，自传体不代表纪实报告，我已经写出了我自己的很多感想和生活现实。”

由于作者是圈中人士，所以她们对自己的读者非常了解，甚至对一些细节也能体贴入微。例如当出版社想要在海南的书上贴上腰封，注明“同性恋”字样，借此推销此书时，海蓝却明确表示反对，因为她明了自己的目标读者不是那些想要猎奇的公众，而是女同性恋群体。她“知道读者会愿意在任何地方阅读此书，但不愿意因为书皮上那几个刺眼的字而受路人注目”，这是非同性恋身份的人很难想到的。

从好的一方面而言，这种贴近使得（女同性恋）读者更喜爱这些作品。在豆瓣上，有人如此讲述自己的阅读感受：“我看着看着就掉下了眼泪……在安的身上，我似乎看到了未来。它在那里绝望地挣扎着……已经无需置疑故事的真实。因为我了解怎样的感触才可以交换出如何的文字”；“感觉很真实，很感人。我相信看这书的人多数都为女拉拉”。也正是因为成功地激起了情感上的共鸣，读者才对这类书籍倾注了特别的热情。

然而从另一方面而言，作者的身份也会对她与读者的互动造成干扰。读者往往会以社群成员的身份要求作者，而不是仅仅将其作为小说家。例如曾有读者对海蓝网上聊天的行为提出质疑：“觉得她的心态已经不是很好了，经常在聊天室跟一个男读者打情骂俏”。对此海蓝感到非常委屈，在博客上作了如下答复：“我从开始到现在，我有做过对同志的身份抹黑的事情吗？他喜欢我，我承认，难道，我一个作者就不能赢得一个男性读者的喜欢吗？我如果想和男人有暧昧要结婚，我在生活里25岁就可以完成，不需要拖到30多岁去和男人暧昧！”

女同性恋文学的兴起虽然部分得益于同志社群的增长，但其表达的内容与普通公众也切身相关。首先，同性恋小说解构了主流的婚恋制度，提醒大家还有另一种情感模式存在。

都市中被边缘化的不仅仅是女同性恋，还包括所有无法融入主流生活模式的人。身处边缘意味着丧失了享受安稳生活的机会，同时也意味着自由，这是许多边缘人选择待在大都市的根本原因。于是，各种边缘人（包括处于青春期叛逆的孩子）都可以从女同性恋小说中汲取力量，来应对不那么完美的人生。

其次，女同性恋小说可以激发读者对传统性别角色、异性恋模式进行反思。例如女女之间的情感模式（如TP的划分）经常被人认为是对异性恋的一种模仿，而在天蓝若空的小说《不分》中，女主人公方心就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自己的探索。她发现自己喜欢的女性大多带有某种男性气质，然而在小说的结尾处，方心远赴云南去看望韶华，成为对方在困境（其父亲病重）中的依靠，两人之间的隔阂逐渐解除，互动模式也发生了一个逆转。当方心发现自己有能力给予对方同等的关爱后，（社会）性别差异终于不再成为阻碍两人情感发展的一个问题。作者带着一种彻悟的心态写道：“何必去区分那些东西呢？我轻声说，就当我们都是不分好了。不区分性别，不区分TP，不区分任何东西。这些都不重要。”

由此看来，女同性恋关系的存在和文学呈现，事关所有的人（包括坚定的异性恋者），它让我们知道了，还有这样一群同性恋者，以及她们的生活与爱情、美丽与哀愁。

作者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