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院文化对刘显世、王文华、何应钦等人物成长的影响

摘要：兴义笔山书院是贵州黔西南地区近代教育兴起的标志。民国时期，这个地方先后出现了刘显世、王文华、何应钦等一大批军界杰出人物，他们在不同程度上都接受了书院文化的影响。正是书院文化所独有的教育特色：强调道德教育，注重人格完善；强调学术创新，注重独立精神的培养；强调师关系和谐，注重人际关系的融洽。所以在刘显世、王文华、何应钦等人物身上都不同程度显示出书院文化对他们人生价值取向、思维方式及行为规范的影响。

关键词：书院文化；刘显世、王文华、何应钦

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723X（2013）03-0000-00

书院是中国古代的一种独特的教育组织，书院文化是指在书院的发展历程中形成的、经过千余年的传承与创新，形成有别于传统中国其他社会群体的价值取向、思维方式和行为规范的独特精神成果的总和。从某种意义上说，书院文化的发展对后世人才的培养和学术的繁荣乃至社会的进步，都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

兴义笔山书院是贵州黔西南地区近代教育兴起的标志。民国时期，这个地方先后出现了刘显世、王文华、何应钦等一大批军界杰出人物，他们都先后登上了贵州的政治、军事舞台，对贵州乃至中国产生了很大影响。他们在不同程度上都接受了书院文化的影响。应该说，书院与教育、学术相结合，形成了魅力无限的文化人格特征，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读书人。正是书院文化所独有的教育特色：强调道德教育，注重人格完善；强调学术创新，注重独立精神的培养；强调师生关系和谐，注重人际关系的融洽。所以在刘显世、王文华、何应钦等人物身上都不同程度显示出书院文化对他们人生价值取向、思维方式及行为规范的影响。

一、强调道德教育 注重人格完善

书院是中国文化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机构，也是人类教育史的一个重要制度。书院作为一种文化教育组织可以满足人们不同的文化需求，不同追求不同爱好的人，都可以运用书院来实现自己的理想、价值，它具有较强的文化适应力。因此中国古代书院是一个集人才培养、学术创新、文化传播等功能于一体的文化组织，它在培养人才、发展学术、传承文化、教化人民的过程中表现出独特的精神品格和文化意蕴，强调道德教育，注重人格完善成为书院教育的一大特色。

兴义笔山书院创办于清代乾隆（公元1730—1795年），由地方人士集资兴办，是兴义历史上第一所地方学府。它建于兴义老城西南隅水井坡山麓，院后有峰林耸立酷视笔架的笔架山。院舍掩映在苍松翠柏之中，清幽静雅；院前一个清澈的龙潭镶嵌于千顷田禾之间，山水相映，为书院增添了文秀之气，后由于战火多次被毁。1883年（光绪九年）刘显世的父亲刘官礼在兴义知府孙彦清的支持下，于1885年（光绪十一年）将笔山书院重新修建。重建后的书院有房屋一百一十间，三进院舍二十六楹，礼堂、山斗堂、讲堂、日善堂、斋房、教员憩息室、教职员寝室（山长室、庶务室、教员室）等一应俱全。书院建成以后，刘官礼等人广聘省内外人品学识俱佳的贤人、名人到书院执教，先后聘请了经史学家绥阳举人雷廷珍、贵阳人姚华、贵阳名流熊范舆、徐天叙等执掌笔山书院山长，使兴义的教育在全省享有盛名。

兴义笔山书院秉承了书院文化的传统，给当地社会的发展带来了很大影响。书院教育继承发扬了儒家的“为己之学”，秉承了儒家的教育理想，以强调道德教育，注重道德修养，尊德性而通学问，将知识传授、学术研究与品行培养、人格完善有机结合起来。书院道德教育的主要内容主要体现在书院学规（揭示）中，学规是规范和约束书院师生的言行举止、劝善规过、提升品位的章程，也称为学则、揭示。其中尤其以南宋理学家朱熹制定的《白鹿洞书院揭示》最为有名。他提出“三要”的行为准则，即“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为为学之序；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为修身之要；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为处世之要；己所不施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为接物之要。”[1]这一办学思想对于人的良好品德修养的形成，规范人的言行标准，实现个体道德完善、追求人的道德发展的最高境界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笔山书院把儒家思想作为教书育人的核心理念，将知识传授与品行培养、人格完善有机结合起来。在教学中，书院教以经学，广置时务书报及经、史、子、集供师生借阅。据《兴义县志稿》载：“甲辰（1904年）徐天叙主讲时，指阅经史，分呈笔记，每月会邑中人士举行讲演，风气又一变。”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培文局改称劝学所，刘官礼命刘显世任劝学所学董，在他的指导下掌握全县教育行政。同年8月，清政府颁布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壬寅学制》，积极推行发展小学教育，主张创办新式学堂，学习西方科学知识，培养人才。在其积极努力倡导下，各乡都成立了初等小学堂。仅在1902年到1903年间，兴义建立的初等小学堂就达七十多所。刘官礼曾手书一联“小学是做人样子，乐育得天下英才”。[2]由此可见刘氏父子对人的道德品性修养的重视。

刘显世祖籍湖南邵阳板桥。刘显世4岁进入私塾，10岁读遍经书，18岁考取秀才，刘显世即是雷廷珍执掌笔山书院时的学生之一。应该说在刘显世的成长道路中书院文化对其人生价值的取向是有重要影响的。由于受其父辈对教育的重视，刘显世从小接受了较为正规的书院教育，同时父辈身上的湖湘文化也影响了他日后的成长轨迹，使他能够从一个地处偏僻、交通闭塞的地方走出去成为显赫贵州军政大权的核心人物。湖湘文化是指一种具有鲜明特征、相对稳定并具有传承关系的历史文化形态，是一种地域性的文化。经历了至宋到近代以来湖南地域在本土文化的基础上接受中原文化的影响，才形成的具有鲜明的民风习俗、人文特征的独特文化。正是在这一文化的熏陶下，那些走南闯北的湖南人，才能演绎出自己光芒的人生，并为世人所敬仰。刘显世就是受其影响的人物之一。湖湘文化中含有儒学的正统特色，湘人的性格特质又受到儒家道德精神的修炼，因而能表现一种人格魅力和精神的升华。刘显世自幼入私塾，曾在兴义笔山书院跟随当时著名的经史学家雷廷珍学习。在这些学识渊博、品德高尚的名师宿儒身上，较好地体现了书院的人格教育对学生的影响。他们以身作则，在日常教学中通过道德践履对学生实施潜移默化的人格教育。

刘显世天资聪颖、有胆略、外貌柔和，在其父的支持下，28岁就协助父亲办理团练，不久就担任了兴义县团防局局董，32岁因参加抗击广西会党犯境克兴义县城有功，被保举为兴义县知县兼靖边正营管带，西路巡防第二营管带，与其兄刘显潜继承父业，形成为清末民初滇黔桂的一个强大军事集团。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刘显世辞去军职专任劝学所总董（相当于现在的教育局局长）。他极力推行社会改革，主张按新式教育的要求创办近现代学校，并奔走于各乡，劝导乡绅筹办初等小学。刘显世以其家庭的权威，到各乡宣传科举制度的弊病，主张创办新式学堂，学习西方的科学知识，培养人才。经过他多方辛苦奔走，各乡纷纷成立初等小学堂，仅在1902到1903年间，兴义建立的初等小学堂达七十多所。贵阳成立通省公立中学，兴义前往投考的共十三人，十三人没有一个人落榜，并且都名列前茅，此事轰动了全省各界，使兴义教育一时名声大振。辛亥革命前后，兴义以公、私费留学的学生达三十多人。刘显世也被人称颂为“精明强干”、“浑厚有爱”、“其嘉惠地方后进者周且至”、“卓有远略”……从刘显世人格发展历程中所显示出来的“干练”、“有爱”、“倔强”等可以体味到儒家典籍和儒家文化对人格完善的追求，也体现了儒家道德和文化修养在刘显世身上的自觉运用。

湖湘文化中蕴含的湘人的刚劲、务实、敢为人先的实学风格和拼搏精神也处处显示着儒家典籍和儒家道德修养在刘显世身上的体现。刘显世在担任劝学所总董期间，积极倡导革除科举，注重对教育的投入，实施教育改革，劝导富有人家和乡绅捐资、捐谷，捐桌凳兴办学校；同时按现代教育要求，革新学校管理制度，把笔山书院、私塾、族塾等旧式学校更名为高等小学堂和初等小学堂，同时把科举时代习“百家姓”、“四书”、“五经”、练八股文改为设置国文、算术、历史、地理、自然、音乐、图画、讲经、修身、劳作、三民主义等课程。为解决师资问题，还在高等小学堂内附设开办师范讲习班（后改为师范讲习所）兴办女子学校，选派大批优秀学生到国内外名校深造和赴日本留学。这批从大山走出去的学子，由于受到民主革命思想的熏陶，后来多数都参加了民主革命，成为兴义军事、政治集团的核心力量。正是在刘氏父子的积极倡导努力下，兴义的教育事业在清末得到了较大发展，“留学生之多，声誉之隆，甲于全省。”[2]可以说，书院教育强调道德教育，注重人格完善的教育特色对刘显世入主贵州政坛，并能在风云变幻的社会时政中几经周折、努力，成为划时代风云人物具有重要的影响。

二、强调学术创新注重独立精神的培养

书院作为一种文化组织所蕴含的内容是丰富多彩的。处于发展变化中的书院，不仅重视知识的传授，同时也强调学术的研究和创新。书院教学实行“门户开放”，尊重学术自由，扬弃门派之见。作为中国主流文化的儒家思想，一直以来非常重视天下一家的道德情怀及和而不同的学术精神，书院恰恰较好地体现了这一思想，将学者指导与学生自学结合起来的教学模式，不仅有助于学生独立性、批判性思维方式的培养，而且对于发展学生个性也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

王文华，兴义县下午屯景家屯人，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入私塾，之后进入兴义笔山书院。由于受到书院文化的影响，王文华在青年时期就表现出其独立自主的开拓精神。在就读贵州通省公立中学期间，思维活跃，表现积极，并受资产阶级革命思想影响积极投身反清秘密组织，参加了贵州陆军小学堂席正铭、阎崇阶等人发起的反清秘密组织“历史研究会”。这为他日后积极投身并拥护孙中山的革命主张奠定了基础，同时也为他日后成为兴义系军事集团的核心人物之一步入贵州政坛成为黔军总司令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王文华自幼丧父，其母刘显屏幼承庭训，深明礼法，性格慈祥，有远识，常常以“精忠报国”教育子女。曾随父亲学习《易》、《书》、阳明学、四书等。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王文华就读兴义笔山书院，学习《孟子》、《左传》和数理学等，后得到母舅刘显世教养资助。由于自幼受到良好书院文化的熏陶，并受到母舅刘显世身上所表现的湖湘文化刚劲、务实、敢为人先的实学风格和拼搏精神的影响，王文华在早期就表现出明显的开拓进取、锐意改革、求新尚变的思维特点。

1910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王文华得到消息后，加紧革命活动，并寻找机会准备起义，后被当局觉察，起义没有举行。随后，他与窦居仁等创办兴义体育学会，提倡尚武精神，暗中储备基层革命军事力量随时投身革命。1911年，辛亥革命取得成功后，当时贵州巡抚沈瑜庆接受党人任可澄的建议，电调当时担任靖边正营管带及兴义团防总局局董的刘显世带领徒手团防营兵到省城护卫，以应对贵州急剧变化的革命形势。刘显世一行到达平坝、清镇间的芦获哨时，贵阳革命党人已经夺取政权，并成立了“大汉贵州军政府”。刘显世得知这一消息后进退两难，准备带队回兴义。王文华当即出面劝阻，并陈述利害：“革命风潮弥漫，贵州光复，乃顺时应势之举，若回兴义，显示反抗，必遭失败。张百麟与我相识，愿代表本队官兵，前往接洽，表明归附，当兹光复伊始，需才孔急，必获录用，机不可失，望速决定，免贻后悔。”[3]在王文华的极力劝说下，刘显世接受了他的建议入住贵阳，参加了大汉军政府并被委以重任，开始了其在贵州的政治生涯。如果当时不是王文华极力劝说，晓以利害，刘显世也不可能步入贵州政坛。正是在这一系列事件中，书院文化锐意进取、勇于创新的教育特色在王文华身上得到了极为鲜明的展现。

在护国运动中，王文华也表现出这种独立思维和不拘泥守旧的思维模式，从而使他领导的黔军在护国运动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护国战争中王文华指挥的东路护国军于1916年1月中旬越过黔省边界进入湘西与袁世凯的征滇第一路军遭遇，当时王文华只有三个团，人数不过三、四千人，北洋军兵力达三万多人，北洋军自认为兵力充足，黔军弱小，不堪一击，狂妄轻敌，在这种情形下，王文华率领的黔军冷静分析形势，认为北洋军骄兵必败，必须抓住时机给予敌军迎头痛击，于是决定积极进兵。进过两周的进攻，黔军连胜11仗，击溃敌军三个混成团，长江下游各省都受到震动。蔡锷于1916年2月致刘云峰函中说：“王文华已攻克晃州、黔阳、洪江等处，昨竟占领沅州。电轮非军学出身，而能奏此伟绩，盖其豪气万丈，志趣不落凡近，有足多也。”[2]正是由于有了王文华所率领的黔军在湘西战场的激战，打乱了北洋军原订的战略部署，有力支援了入川护国军的起义，起到了“一举足而形势顿殊”的效力。可以说，以王文华为中心的革命力量在整个护国运动和护国战争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王文华也被人誉为“黔中第一伟人”。

护国战争胜利后，刘显世和王文华迫切需要大批军事指挥人才充实军队。当时有一批留日学习军事的青年，刘显世、王文华通过多种渠道，三番五次敦请他们毕业之后回黔效力，加上当时王文华年轻，思想敏捷，善于交际，被誉为“黔中第一伟人”，也给众多留日学生留下了良好印象。经过慎重选择，李毓华、何应钦、谷正伦、王绳祖、朱绍良、张春圃等六位留日学生在士官学校毕业后，抱着“士为知己者”的意向，同意加入黔军。这些人初来乍到，未放过一枪一炮，便受到重用，使黔军中没有中高级军校学历的人产生了嫉妒。但由于王文华治军严谨，善于用人所长，并大胆启用新人，锐意进取改革，使这批留日学生有了较好的用武之地，这同时也表现了他积极创新、不守旧习的进步思想和独立自主的个性特征。

贵州陆军讲武学校成立以后，王文华鼓励黔省青年进入学校学习，积极支持讲武学校校长何应钦组织“少年贵州会”，创办《少年贵州报》和《贵州公报》；“五四”运动中，支持学生运动，反对北洋政府卖国；与其兄王伯群倡议修筑由重庆经贵阳至柳州的铁路等，后因“旧派”反对，没有修成。这些都表明了王文华主张革命，渴望改革旧习、发展教育的务实态度和他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

三、强调师生关系和谐注重人际关系的融洽

在满足不同时代、不同特点、不同层次的读书人的不同文化需求中，书院展示着自己丰富多彩的文化功能。古代书院的名师宿儒，不仅在学术上表现出卓越的成就，注重道德教育、传授文化知识，而且积极倡导师生互动，兼容并蓄、百家争鸣，形成了融洽和谐的师生关系，同时也较好地体现了书院文化的思维价值取向。

何应钦的人格中就可以看到这种教育理念对其的影响。何应钦祖居江西抚河流域临门府，曾被称为“才子之乡”。其父何其敏略通文墨，一贯信奉“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他认为子孙们只有接受一定的教育，求得功名成就，才是唯一的出路。他请来塾师，教儿孙们念书写字。何应钦五六岁时，常常被父亲叫到染坊里为两个哥哥伴读。在他正式发蒙前，《三字经》、《百家姓》中的一些句子已经能够背诵了，七岁时能大体背诵《三字经》，对其中的“扬名声、显父母，兴于前、裕于后”之类的说教，也隐约有所领略。何应钦从小勤奋刻苦，并且为了达到自己的某种目的或心理上的追求，从小就开始显露出他倔犟和忍耐的性格，善于与周围同伴和睦相处，这种性格特点为他日后在纷繁复杂的政治生涯中即使受到排挤，也能委曲求全，最终能几起几伏，永享尊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何应钦祖居江西，江西人历来具有朴实、刻苦的精神，这一点从其父辈身上得到了明显的体现，同时也对少年何应钦产生了一定影响。何应钦高祖曾因贩牛发家，后因时局动荡，兵荒马乱，百业萧条，于是改贩牛行业，重新开辟谋生新路，开起了一间小染坊。不到几年时间，何家的积蓄逐渐增加，何家也一跃成为当时的首富。到其父辈时，何家已逐渐进入小康。其父何其敏因为经商而发家，深深知道其中的甘苦，他迫切希望儿子们发奋读书，求得功名成就。他“举办善事，如修桥补路，置设津渡，以便行人，兴办学校，以教育乡村子弟”。[4]1890年（光绪二十二年），何应钦刚满六岁，他的父亲便为他请了开蒙老师。其老师曾就读于兴义笔山书院，每天授《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何氏家族生意不断发展壮大，同年清政府下兴学诏，鼓励地方兴学，何其敏出资修建乡塾，何应钦便进入乡塾开始接受教育。乡塾聘请了曾就读于1885年（光绪十一年）县城新建的笔山书院、师从绥阳举人雷廷珍门下的塾师赵立根。赵塾师博学多才，对弟子管理严格，思想开明，教学认真，实行个别施教，按程度高低从“开张明义”的四书、然后是五经，兼读《东莱博议》、《古文观止》等古文。这些对何应钦日后的成长和发展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晚年何应钦曾回忆“赵塾师是我的恩师，他不仅是我知识上的启蒙老师，他还教我怎样做人。”[5]如果没有早期书院文化为他奠定传统文化的基础，培养他对中国历史的浓厚兴趣，也不可能为他日后在风云变幻的政治生涯中表现出沉着稳定、处惊不变的性格特征奠定坚实的基础。

1890年到1905间，兴义笔山书院先后从省内外聘请举人程光祖、周辅寰、赵庭光、雷廷珍、曾沛霖、徐天叙、张寿岭等，进士吴成熙、叶鸿钧、姚华、熊范舆等人。他们都是当时省内外教育界名流，其中雷廷珍是我国清末教育家，是严修在贵阳创办“经世学堂”时的有名教师，雷廷珍执掌笔山书院三年，使书院大有起色，并开始步入全盛时期。刘官礼在1907年清政府颁布《壬寅学制》提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下，积极创办新学，并于1904年将兴义笔山书院改成兴义高等小学堂，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徐天叙任县立高等小学堂堂长，何应钦从家乡泥凼来到兴义县立高等小学堂开始了他正式的读书生涯。

何应钦曾总结自己生平待人处世的五大要点：中心信仰、诚以服众、公而忘私、谦以处事、俭以兼廉，应该说这是传统书院文化对他一生重要影响的真实写照。传统书院文化追求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是一个“天”与“人”之间的和谐，“知”与“行”之间的统一，“情”与“景”之间的交融的真、善、美的社会，从而也就逐步形成了中国文化的和谐风格。从传统哲学的总体上看，“知行合一”是与“天人合一”为前提的，人生活在天地之间，不应持消极态度，而应“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来体现宇宙的生生不息。这样，人就会对自己有个要求，有个做人的道理，有个高尚的精神境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在道德修养上言行一致，即做到知和行的统一，这样才能从“格物致知”到“治国平天下”，到实现人类最高理想的“大同世界”。人生活在天地之间，要做人，也要有做人的乐趣。中华民族这种追求统一、讲究和谐的文化风格，必然影响着中国人的社会心理和思维方式。在何应钦处理与的关系上，这种书院文化的教育特色在他的身上也得到了很好的展现。何应钦性情温和，处事灵活，他的一生基本上都是按照的意旨做事和处理问题，可以说他对的一言一行是心领神会，亦步亦趋。虽然此后也有几次因对不满而未听蒋的话，但他一生绝大部分时间、事件还是紧紧跟随，他为做了许多难以应付的事，同时也为的统治作过多次生死搏斗，但他都未向邀功请赏。他坚信“载一抱素”的信念并将这种精神始终贯穿于他基督教的，清廉简朴脱俗的个人生活作风贯穿了他的一生。而他始终如一追随的“忠君”思想，则是“载一抱素”这种精神的体现。这些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应该是书院文化“讲究和谐”这一理念在何应钦这身上的最好体现，也是何应钦本无过人才能，却始终是“福将”“重臣”的原因。

何应钦从小就从其祖父辈创业的艰辛中朦胧体会到“勤能补拙”的含义，并在稍稍懂事以后开始下意识地付诸实践。[4]这与传统书院文化对他的影响是分不开的。书院一贯追求人性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身心与自然的融合以及精神与山水的契合。书院的选址大多建在环境优雅的地方，依山傍水。充分说明书院的开创者们已充分认识到自然对人的陶冶功能，人与环境的协调，同时也更多体现了书院环境与书院文化的相互协调。儒家人士择胜而居、潜心读书、寄情山水、修炼身心，从而实现“天人合一”的儒者追求。书院一贯奉行“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己及人”，[6]因此书院更加注重山长的言传身教和环境陶冶，书院文化也正好体现了在师生互动的教学实践中学做人是第一位，学知识是第二位的价值取向。在泥凼读私塾期间，对于塾师布置的功课，他从不落人后，在家务劳动中，他力气虽然不如两位兄长，但都比他们手脚勤快：在兄弟姊妹中，他脾气随和，对大的，不以小而撒娇；对小的，不以大而欺负。家乡艰苦的自然条件和贫乏的物质生活条件，培养了他吃苦耐劳、忍辱负重的精神，大大强化了他对自然和社会的适应性。这与书院文化追求的人性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身心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是一致的，致使他的整个人生历程都表现出温和、宽容、忍耐的性格，也为他一直能在漫长的军事生涯中连任军政部长十五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如果没有早期书院文化对他的人生价值的影响，何应钦也不可能一直做到行政院长、陆军总司令、一级上将，使他在得了“恭谦廉洁”的好名声。

何应钦就读兴义县立高等小学堂期间，学校开设了国文、算术、讲经、格致、修身、历史、地理、伦理、体操、音乐、图画、工艺、书法等课程。他勤奋好学，所考科目门门及格，并且总是有一股打破砂锅问到底的学习劲头。他为人随和，总能帮助同学们做一些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渐渐赢得了老师和同学对他的赞赏。从读高等小学堂起，他就养成了持之与恒的生活习惯。尤其是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贵阳开办通省公立中学，令各高等小学堂选送学生应考，县立高等小学堂选派13人应考，结果13人全部被录取，名震全省学界。这对仍然在兴义读书的何应钦影响极大，鞭策他更加勤奋学习并践行他信奉的“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的人生哲学。1945年4月，时任中国战区陆军总司令的何应钦回到兴义，专程到笔山书院向社会各界做了一次短暂而急促的演讲，并谈到自己少年成才之路，总结了“勤”“俭”“诚”三个字。[7]应该说这是他对自己少年时期接受书院文化影响的一个很好的总结，也是他对自己人生轨迹的一个清楚的说明。从而为他日后成为集团、成为民国时期国民政府的军事核心人物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也为他步入政府担任军政部长、参谋总长、行政院长等要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刘显世、王文华、何应钦等人都曾就读于兴义笔山书院，都接受过书院文化的熏陶，书院独有的教育特色对他们的人生轨迹及成长都起到过一定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如果没有书院文化的教育和熏陶，他们的人生历程也许会改变。所以说，研究书院文化对他们的人生价值取向、思维方式及行为习惯产生的重要影响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也为今天人才的培养模式提供了许多启迪和参考。

本文得到了兴义民族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吴厚炎老师的的大力指导，同时也得到了课题组成员袁运隆、龚晓林的支持，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参考文献][1]陈谷嘉，邓洪波.中国书院史资料[M].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199.

[2]涂月僧.兴义刘、王、何三大家族[M].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

[3]兴义市政协文史资料文员会编.兴义市文史资料[M]. 1988：51.

[4]熊宗仁.何应钦传[M].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7.

[5]黔西南州政协、兴义市政协编.少年何应钦[M].作家出版社，2008：96.

[6]邓洪波.中国书院史[M].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2006：162.

[7]李仲明.何应钦大传[M].团结出版社，200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