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李光头”看中国审美形态的拓展

根据余华同名小说改编的话剧《兄弟》今日在上海公演，受到观众的关注与喜爱，它让人在笑声中夹杂着酸楚与苦涩，体验一种别样的、令人回味的审美享受。

剧中，主人公“李光头”是一个个性强烈、非常独特的的舞台形象。他来自社会底层，按社会道德标准来说，是个“小混混”。还在少年时代，他就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爬上浴室天窗偷看小镇上最漂亮的姑娘林红洗澡，当场被抓而臭名昭著。“”中，年幼的李光头失去了父母，与没有血缘关系的哥哥宋钢相依为命。为不受人欺侮，他学会在打架中以计谋取胜，以弱胜强，显示出在困境中求生存的机灵。父母的缺失，造成教养的缺乏，这个在逆境中长大，饱尝生活艰辛的小人物说起话来总是口无遮拦、毫无禁忌，粗话脏话随口而出。

但就是这么一个色胆包天、打架捣蛋的小人物，却在改革开放后凭借自己的聪明和胆识，当起了福利厂的厂长，后来又当街干起了兜售日本人垃圾――旧衣服的买卖。潦倒时，他竟连一口饭也吃不起，是憨厚的兄弟宋钢背着妻子林红省下自己午饭一连数月供给他一个人吃。最终，“李光头”几经沉浮，变成了财大气粗的大老板，成了拯救小镇经济复兴的重要人物，他呼风唤雨，前呼后拥，神气十足，不可一世。用老百姓的话来说，他是“咸鱼翻身”，活脱脱一个暴发户的典型。这个戏剧形象在上海舞台上是罕见的，社会底层甚至是边缘化的小人物成为戏剧舞台上的中心人物，是百年中国话剧的进一步发展。

对于看惯了温情脉脉的情感戏剧，看惯了高扬善良、正义旗帜戏剧的大多数上海观众来说，“李光头”是新鲜的，也是异类的，这类舞台形象的出现，反映了中国社会现实的文化冲突，是对长期以来中国审美意识形态的一种拓展。《兄弟》的上演，是艺术家对现实生活的尊重、思考与超越，是对大众文化审美意义的深入研究。由徐峥扮演的“李光头”，准确地把握住这一角色的性格特点，尤其是注重从细节上刻画人物。比如在“洗浴中心”开张那场戏里，他身穿金光闪闪的绸缎浴衣，在数位美女、保镖的簇拥下大摇大摆地上场，那种威风八面的气派不仅与寒酸窘迫的宋钢夫妇形成了鲜明对比，且在服饰、神态上都显现出他在金钱物质方面的丰厚与得意。只是，社会经济地位的提高并不能改变他的野性，“王八蛋”三个字成了他的口头禅，始终伴随在他的喜怒哀乐中。在“醋美女大选”一场戏里，“李光头”竟连续大骂二十多个“王八蛋”。徐峥夸张的表演，生动地再现了“李光头”的粗俗与率真，使这个既可恨又可爱的人物呼之欲出。

爱，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支柱。《兄弟》一剧围绕着李光头、宋钢、林红之间的感情纠葛，真实地表现了兄弟之情和男女之情。在中国舞台上，永远不乏男女间千姿百态的恩爱情仇，但很少有过如此生动的兄弟之情的演绎。“李光头”、宋钢不过是两个破碎家庭的组合，既不同父又不同母。宋钢宁愿自己饿出病来也要让已经成人的“李光头”吃饱，难怪林红会对宋钢这份浓浓的兄弟之情大惑不解，她反复问宋钢：“他妈又不是你妈，你干嘛要这样对他？”在林红眼里，“李光头”是个无赖，搅得她的生活不得安宁，所以她逼丈夫与李光头绝交。她忽略了他们是在同一屋檐下长大的患难兄弟，这种患难之情不是亲情胜似亲情，所谓兄弟如手足，血浓于水，这是中国人的文化传统。

然而，偏偏这非同一般的兄弟之间夹了一个如花似玉的美女。“李光头”剃头担子一头热，一根筋地痴恋着林红，而林红却看上了憨厚本分的宋钢。从此，这三个人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从来都不安分守己的“李光头”搅得这场情感纠葛荡气回肠，剪不断、理还乱，直至最后暴富起来的他把林红揽入了怀中，而宋钢却在一连串的人生挫败中卧轨自杀，三个小人物之间的一切情、一切爱也都随之远去。“李光头”、宋钢、林红代表了来自民间的、人文的、传统的、道德的价值观。

导演熊源伟并没有简单地图解剧中的主要人物，而是通过戏剧的审美变形表现了这一独特的传奇人物故事。他除了要求演员用喜剧的夸张手法去追求本真性、纯粹性之外，在舞美设置上也是匠心独具的。那张放大了的充满透视感的红色婚床，那个占据着半个舞台的艳丽的黄色大澡堂，还有李光头的巨幅画像，在空间上、色彩上给观众以视觉冲击力，这种舞台效果其实是人物内心世界的外化与张扬。这种审美变形，直接体现了包括剧中人物在内的当今社会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关系――传统的、现代的，道德的、情感的，男人的、女人的，相互碰撞，彼此重叠，人类的情感需要、情感表达、情感满足一整套习俗，在话剧《兄弟》的艺术语境中产生出不同的审美效果。

在经受了生活与精神的磨砺之后，“李光头”对挣钱发财再无兴趣，而是一个人躲在家里一部接一部地看韩剧，这一结尾实在是意味深长。韩剧之所以受到许多观众的欢迎，因为剧中那种脱离社会现实的至纯至真的爱与人间真情，正是所有善良人们的心中渴求，它极大地满足了广大观众深层的心理和文化需求。

热烈的掌声，反映了观众对导演阐释的认同，对兄弟情谊的认同，对“李光头”这一艺术形象真实性的认同。他们与角色一起共同体验了生命、生存以及对成规的批判和对自由、幸福的追求。从另一方面来说，《兄弟》一剧是我们在对过去时光的怀旧、记忆中对当代国人的精神重构的思考。人不仅仅是活在物质里，更是活在自己的精神里，精神是生命的支柱，一旦精神垮了、萎顿了，生命也就死了或者变形了。

有人说该剧来龙去脉交待得不够清楚，我却认为，作为现代观众应该一改过去在审美过程中的惰性。从整体风格来看，如果“李光头”的巨幅头像画得再夸张些、变形些，徐铮的表演再野性些、粗俗些，效果可能会更富黑色幽默与喜剧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