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宗室元桢\元英\元熙三代的文化渐变

摘 要: 北魏孝文帝实行汉化改革,对鲜卑贵族的影响是决定性的。在这次变革中,凡是配合改革的宗室贵族,基本都改变态度,接受汉文化,这加速了与中原本土汉人的融合。作为此期北魏宗室的重要一支,元桢、元英、元熙祖孙三代在变革中的不同心态及表现,反映了北魏宗室贵族文化转变的轨迹。

关键词: 北魏宗室 元桢 元英 元熙 文化渐变

北魏孝文帝实行汉化改革后的近五十年间,鲜卑宗室贵族实现了历时数代的文化转型。为了清晰勾勒出北魏宗室贵族文化渐变的轨迹,笔者选择有一定作为的宗室贵族元桢、元英、元熙三代,从文化渐变与认同的角度,对其汉化过程中的心态与表现进行分析,窥斑知豹,通过个案分析,力图揭示出北魏全面汉化过程中鲜卑贵族的复杂心态与曲折历程。

一、骑射重于文采的元桢

元桢是北魏景穆帝拓跋晃第十一子,孝文帝元宏从祖。太和十七年(公元493年),孝文帝谋划迁都,遭到宗室重臣的激烈反对,元桢适时进言:“夫愚者暗于成事,智者见于未萌。行至德者不议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非常之人乃能非常之事。廓神都以延王业,度土中以制帝京,周公启之于前,陛下行之于后,固其宜也。且天下至重,莫若皇居,人之所贵,宁如遗体?请上安圣躬,下慰民望,光宅中原,辍彼南伐。此臣等愿言,苍生幸甚。”[1]P1183此时元桢在宗室中辈分最高,他的拥护暂时平息了北魏因迁都而导致的危机,因此受到孝文帝的宠任。史载:“高祖南伐,桢从至洛,及议迁都,首从大计,高祖甚悦。……以桢议定迁都,复封南安王,食邑一千户。”[1]P494

元桢之所以赞同孝文帝迁都之议,本身不乏投机的成分。在此之前,因聚敛无度,元桢被削除封爵,废为庶人。《北史》本传云:“(元桢)后乃聚敛肆情。孝文以桢孝养闻名内外,特加原恕,削除封爵,以庶人归第,禁锢终身。”[2]P667-668元桢随同孝文帝南征,看到孝文帝迁都决心不可动摇,因而随机附和以求信任。而其投机之举也确然奏效,孝文帝因元桢襄赞之功,恢复其南安王爵位。实际上,尽管元桢见证了孝文帝迁都与汉化改革这一重要历史事件,但汉化改革对他的影响并不深刻。在这一变革中,元桢只是随波逐流的追随者,由于年龄和辈分,元桢不必站在汉化变革的最前沿。此外,《魏书・孝文帝纪下》载:“(太和二十年八月)丁巳,南安王桢薨。”[1]P180孝文帝正式迁都后的第二年八月,元桢即去世,因而没有深入地参与汉化改革。

在汉化改革全面铺开之前,作为鲜卑贵族,元桢尚武、好骑射的精神气质已经定型,其汉学修养并不深厚。史载:

出为镇北大将军、相州刺史。高祖饯桢于华林都亭。诏曰:“从祖南安,既之蕃任,将旷违千里,豫怀惘恋。然今者之集,虽曰分歧,实为曲宴,并可赋诗申意。射者可以观德,不能赋诗者,可听射也。当使武士弯弓,文人下笔。”[1]P494

据《魏书》本传云:“高祖送桢于阶下,流涕而别。太和二十年五月至邺。”[1]P49由于洛阳与邺城(今河北临漳县西南)相距并不远,可以推知元桢出为相州刺史的时间最早也在太和二十年(公元496年)四月。孝文帝虽然大力推行汉化改革,但民族融合的进程不可能一蹴而就。骑射与文学并举,这是鲜卑与汉文化融合过程中无法避免的现象。此时,具有深厚汉学修养并能即席赋诗的鲜卑贵族毕竟还是极少数。因此,在为元桢饯别而举行的宴会上,形成了两种文化并存的局面,呈现出“武士弯弓,文人下笔”的情景。归根结底,这是因为与会的大部分鲜卑贵族“不能赋诗”,所以只好任由能文者“下笔”,能武者“听射”。作为宴会主角之一,可能元桢汉学的修养确实不足,也是“不能赋诗”、只会弯弓者,否则在此次宴会上,必然会留下其创作活动的记载。

二、元英的尚武兼文

与元桢相比,鲜卑和汉两种文化对元英精神气质、人格风范的共同塑造更加明显。史称元英:“性识聪敏,博闻强记,便弓马,解吹笛,微晓医术。”[1]P495元英是北魏中后期著名的武将,“英将帅之用,有声于时”。[1]P520其人具有颇为浓厚的鲜卑武人气质,重骑射、娴弓马。周一良先生指出:“当时中朝辅政及方镇统兵诸大臣,如元勰、于烈、元澄、元英、邢峦、傅竖眼等,皆能开拓疆土,有所作为,为魏朝边防之巩固建立勋业。”[3]P317在战场上,他是骁勇善战的大将,与齐、梁征战,多立功勋。史载他与南齐大将萧懿作战,致使萧懿军营“四营俱溃,生擒梁季群,斩三千余级,俘七百人。鸾白马戍将其夜逃溃。乘胜长驱,将逼南郑,汉川之民,以为神也,相率归附”。[1]P495后因大败梁武帝大将曹景宗,受封中山王。

但同时,汉化改革也不可避免地在元英身上留下了印记。他既有作为鲜卑武将能征善战的一面,同时又“博闻强记”,对汉文化表现出拥护的态度。在戎马倥偬之余,他极力推崇儒学并主张在地方州郡的学校中普及推广儒学教育。元英在《奏请遣使就郡校练学生》中称:

谨案学令:诸州郡学生,三年一校所通经数,因正使列之,然后遣使就郡练考。臣伏惟圣明,崇道显成均之风,蕴义光胶序之美,是以太学之馆久置于下国,四门之教方构于京e。计习训淹年,听受累纪,然俊造之流应问于魏阙,不革之辈宜返于齐民,使就郡练考,核其最殿。顷以皇都迁构,江扬未一,故乡校之训,弗遑正试。致使薰莸之质,均诲学庭;兰萧之体,等教文肆。今外宰京官,铨考向讫,求遣四门博士明通五经者,道别校练,依令黜陟。[4]P3601下

他上呈此篇奏疏时担任吏部尚书之职。据《魏书・宣武帝纪》云:“(景明四年)八月庚子,以吏部尚书元英假镇南将军。”[1]P196可知此篇奏疏大约作于景明四年(公元503年)。此时距离孝文帝去世已经五年。汉化改革经过近十年的推行,已经被北魏宗室贵族所广泛接受,这一变化也反映在元英的奏疏中。在该篇奏疏中,元英认为“皇都迁构”以来,虽然在州郡学校中普遍推行儒家的经学教育,但未能形成有效的考核机制,因此建议派“明通五经”的四门博士对其进行考核,以核准州郡学生“所通经数”。其建议虽然未被立刻采纳,但无疑显示出元英对儒学和汉文化颇为认同的态度。

三、元熙的全面汉化

与元桢、元英相比,元熙是真正在汉化改革后成长起来的鲜卑贵族子弟。在他身上,鲜卑尚武、重骑射的气质弱化,而汉文化成为塑造其人格的主体文化。《魏书》本传载:元熙“好学,俊爽有文才,声著于世”。[1]P503《魏故使持节大将军太尉公中山王(元熙)之墓志铭》亦云:“(元熙)幼而岐嶷,操尚不群,好学博通,善言理义,文藻富赡,雅有俊才。……年未志学,拜秘书郎中,文艺之美,领袖东观。”[5]P169可见,元熙的博学多识和出众的文学才能,在当时受到广泛肯定。

元桢并没有表现出什么文学创作才能。元英虽然文武兼具,博学多闻,并对儒学非常推崇,但其一生仍然是以尚武知名。但到元熙,对汉文学体现出极度的崇尚和爱好。他对汉文典籍如《楚辞》等都极其熟悉,推崇魏晋文士洒脱不羁的人生态度。《魏书・卢元明传》云:“(卢元明)少时常从乡还洛,途遇相州刺史、中山王熙。熙博识之士,见而叹曰:‘卢郎有如此风神,唯须颂《离骚》,饮美酒,自为佳器。’”[1]P106且在他周围,形成了一个颇具规模的文学团体。与之有亲密交往的文士,除了具有深厚汉学修养的安丰王元延明、临淮王元以外,多是汉人文士。史载他与袁翻、李琰等人都有密切来往,并在日常交往中赋诗唱和:“熙既蕃王之贵,加有文学,好奇爱异,交结伟俊,风气甚高,名美当世,先达后进,多造其门。始熙之镇邺也,知友才学之士袁翻、李琰、李神俊、王诵兄弟、裴敬宪等咸饯于河梁,赋诗告别。”[1]P504

从元熙所存诗文看,他文学造诣不低。其所作诗歌今仅存二首《绝命诗》,皆为五言四句,约可见出五言古绝之雏形。《魏书》本传云:

熙临刑为五言诗,示其僚吏曰:“义实动君子,主辱死忠臣。何以明是节,将解七尺身。”与知友别曰:“平生方寸心,殷勤属知己。从今一销化,悲伤无极已。”[1]P504

其诗作于临刑被杀之前。正光元年(公元520年),因元叉专权,元熙八月起兵兴讨,同月二十四日被杀。《魏故使持节大将军太尉公中山王(元熙)之墓志铭》称:“王临刑陶然,神色不变,援翰赋诗,与友朋告别,词义慷慨,酸动旁人。”[5]P170能够在临刑之前还能“援翰赋诗”,并达到“词义慷慨,酸动旁人”的效果,说明元熙确有敏捷的诗才。这两首诗作看,无论形制,还是凝练的表达、真切的情感,较诸众多汉人文士,并不逊色。尤其是后一首,虽然与后世成熟的五言绝句相比还有一定距离,对仗等技巧也没有运用,但境界颇高,骨气刚健,情能动人。

元熙不但精于作诗,其文章也同样体现出真挚情感和深厚的汉学底蕴。元熙现存文章二篇《举兵上表讨元叉》、《将死与知故书》。其中,《将死与知故书》曰:

吾与弟并蒙皇太后知遇,兄据大州,弟则入侍,殷勤言色,恩同慈母。今皇太后见废北宫,太傅清河王横受屠酷,主上幼年,独在前殿。君亲如此,无以自安,故率兵民建大义于天下。但智力浅短,旋见囚执,上惭朝廷,下愧相知。本以名义干心,不得不尔,流肠碎首,复何言哉!昔李斯忆上蔡黄犬,陆机想华亭鹤唳,岂不以恍惚无际,一去不还者乎?今欲对秋月,临春风,藉芳草,J花树,广召名胜,赋诗洛滨,其可得乎?凡百君子,各敬尔宜,为国为身,善勖名节,立功立事,为身而已,吾何言哉![4]P3602上

此文为元熙与知友故交临终相别而作,其文善用典故而不晦涩,语句优美而不古奥。因是临终之文,有感而发,故能撼动人心,不失为北魏文学领域中的一篇佳作。尤其是其中数句:“昔李斯忆上蔡黄犬,陆机想华亭鹤唳,岂不以恍惚无际,一去不还者乎?今欲对秋月,临春风,藉芳草,荫花树,广召名胜,赋诗洛滨,其可得乎?”用典恰切,对仗精工,情感真挚而不矫饰,即使放在南朝诸多佳作中,也并无失色。“李斯忆上蔡黄犬”,出自《史记・李斯列传》:“二世二年七月,具斯五刑,论腰斩咸阳市。斯出狱,与其中子俱执,顾谓其中子曰:‘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6]P2562“陆机想华亭鹤唳”,出自刘义庆《世说新语・尤悔》:“陆平原河桥败,为卢志所谗,被诛,临刑叹曰:‘欲闻华亭鹤唳,可复得乎?’”[7]P479这两个典故同是表达耽于仕途的悔恨和对自由生活的留恋。元熙文中用此二典,契合情境,展露了其临死之际的悔恨心情。而“对秋月,临春风,藉芳草,荫花树”,十二字颇有江南文士描摹景物的风味,将人带入心驰神往的意境。如非对汉文化有深刻了解,是很难用如此文字描摹出醉人意境的。与汉化改革之初元桢尚不能进行汉文学创作相比,元熙对汉文学如此精深地掌握,无疑说明了北魏鲜卑贵族汉学修养的全面提升。

四、结语

通过对元桢、元英、元熙祖孙三代在北魏汉化过程中文化转变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结论:在汉化改革之前成长起来的鲜卑贵族,例如元桢,一般汉学水平都不高,在汉文学的创作方面也并没有特别的成绩,仍然是以崇武尚骑射见长;经历了汉化改革冲击的宗室贵族,例如元英,则反映出鲜卑文化与汉文化对其精神人格的共同塑造;在汉化改革后全面成长起来的新一代贵族,例如元熙,鲜卑族人尚武的气质全面退却,倾心认同汉文化,具备了比较深厚的汉学修养和汉文学方面的创作才能。

参考文献:

[1][北齐]魏收.魏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2][唐]李延寿.北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3]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札记[M].北京:中华书局,2007.

[4][清]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M].北京:中华书局,1958.

[5]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

[6][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

[7]徐震.世说新语校笺[M].北京:中华书局,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