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李青的塑造浅谈《第七天》存在的艺术性缺失

摘要：《第七天》是当代作家余华的最新长篇小说，这部小说通过描写主人公杨飞在死亡之后七天的所遇，所见，所闻，以一种冷静，肃穆的笔调揭示出现实生活中各种狰狞而繁杂的现象。并且采用了类似新闻化的事件叙述模式。毋庸置疑《第七天》具有强烈的政治性、社会性和批判性，对当下人的生活状态提出了批判与反思。但与此同时，这部作品在艺术性上的缺失也显而易见，这种缺失又集中体现在了书中李青这个人物形象的刻画与塑造上。

关键词：概念化；俗套；细节；心理；情感

余华在回忆《第七天》的创作动机时曾经这样说道：我想将我们生活中看似荒诞其实真实的故事集中写出来”，“让一位刚刚死去的人进入到另一个世界，让现实世界像倒影一样出现。“从这样的角度来看，《第七天》这部作品很好地实现了余华的创作动机，他创造的现实世界与死亡世界产生了鲜明的对照，现实的世界是真实的，其中却充满了尔虞我诈与勾心斗角，死亡的世界是荒诞的，其中却洋溢着关爱与温暖。也正是在两个世界强烈的反差与对比中，作者以冷静而深邃的笔调对当下社会生活中各阶层各方面的问题进行了揭露与批判。使得这部作品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色彩，深刻的社会意义与内涵。

可是，在《第七天》收获社会性与政治性的同时，其作为一个文学文本应有的文学性和艺术性却多多少少遭到了忽视。

我一直认为，人物形象的塑造对于一部小说的意义相当重要。小说文本是一个特定的审美场域，这个场域既包括叙述情节所发生的时代、社会背景，也包括人物形象在场域中的种种动作，行为，语言，以及人物形象自身的个性、特征，不同人物之间纷繁复杂的关系等等。这些要素构成了审美共在并且统一于文本创造的场域。而在这个场域中，人物发挥着载体和主体的双重作用，叙述情节的构成离不开人物形形的活动，时代与社会背景则是对人物活动时间与空间的交代与营造。读者一旦对文本进行阅读，便不由自主地踏入了作者所创造的这个场域，并且处于这个场域中去分享人物形象的行动，经历，体悟人物形象所折射出的美学意义与现实意义。因此，作者想要把自己的创作意图以及隐含的思考与批判传递给读者，很大程度上需要借助他创造的人物形象。同样的，语言的精细工致，情节的意蕴深刻，结构的紧凑错落，细节的匠心独具，叙述方式的综合运用，这些艺术性的要素也都需要人物形象来承载和传递。

而反观《第七天》的人物形象塑造，就显得苍白，平俗。于是就不可避免的带来了这部小说在艺术性上的缺失，这种缺失又集中体现在李青这个人物的塑造上，我概括为以下三点。

首先，人物形象的概念化。小说中对于李青的描写主要集中在第二天，从她和杨飞相识，相恋，结婚到离婚的过程来看，李青的形象可以用这样几个形容词来概括：美丽，干练，高冷，野心勃勃。但是，除此以外呢？除了这些可以用在李青身上也可以用在别人身上的形容词以外，还有什么是李青所独有的，是读者提到李青这个形象就会条件反射般的记起的？似乎没有。人是多么复杂的一种动物，尤其是女性，像李青这样非传统意义的时代女性，其思想，个性就显得更加复杂，甚至难以揣度，远远地超出了这几个形容词所能概括的范围。不妨把视野放宽一点，在同样有着类似李青这样的新时代女性的作品中，像巴金的《寒夜》，《寒夜》中对于曾树生有张力刻画与描写，比如她和汪母的冲突与争吵，对文宣与家庭的不满，但在远赴兰州之后还不断往家里寄钱，明显就要比对李青的刻画立体得多。同样的，茅盾《子夜》中的林佩瑶也与李青有着几分相似，但是《子夜》中她和年轻时恋人雷鸣的重逢，包括回忆“密司林佩瑶”时代，对当下“吴少奶奶”生活的隐隐不满，以及见到雷鸣时脸色的“红晕”“转成灰白”，“飞步捧着《少年维特之烦恼》跑回卧室”，这些神态与动作描写都使得林佩瑶这个形象丰满，呼之欲出，读者也能够基于特定的时代背景对她复杂的内心与矛盾的处境感同身受。如果说《寒夜》和《子夜》已经是被文学史认可的鸿篇巨制，而《第七天》毕竟刚问世不久，这样大时间跨度的比较不够合理，那么不妨看看余华早起的作品《活着》以及同时代苏童的《黄雀记》，不论是《活着》中对于凤霞和家珍动静穿插的描写，如“偷偷笑了一下，才把眼睛闭上”“凤霞睡着后像只小猫，一动都不动”，“家珍穿着月白色的旗袍”，“一扭一扭地走下来”，“滴滴答答像在下雨”，以及《黄雀记》中对于仙女动作，语言，心理的刻画，如“手指含在嘴里咬着指甲，目光忽明忽暗的”，“气死我了，难道我现在这么丑？丑的你认不出来了？”“滴水声给了她安宁的感觉。安宁的背后，是一丝说不清的甜蜜。”也都显得多元和立体。相比之下，李青的形象就显得十分苍白无力了，文本中很少有对于其心理的直接刻画，对于其外貌的描写也仅限于“美丽。“白皙的肤色，精致的五官，飘动的衣裙”这样粗泛的勾勒，甚至还有“公交车上娴熟的抢座位”这样根本就可有可无甚至没有更好的动作描写。丁玲在《要为人民服务得更好》一文中这样提到：“这些人物在还没有写出来的时候就已经定型化，脸谱化了。”“反对脸谱化”这一观点长久以来也一直为文艺界所认同。然而，不知道余华在创造李青这个人物形象的时候是不是也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让现实世界像倒影一样出现”，他的脑海里似乎隐隐约约有这么一个关于李青形象的影子，可余华并没有让这个影子活灵活现地出现在文本中，而是给它套上了一个“定型化的脸谱”，这样一来，呈现在读者眼前的李青，与其说她是小说中的一个女性形象，不如说她是余华所创造的“美丽，干练等概念的集合体”罢了，对于李青的塑造过多的把视野聚焦于外部概念而非个体本身。除此以外，像把杨飞当作亲儿子抚养的李月珍，卖肾给鼠妹买墓地的伍超这样的人物形象，由于刻意的突出了道德层面的品质，也多少带有形象概念化的弊病。

其次，情节设置落入窠臼。李青和杨飞在公交车上相识，李青拒绝下跪的求爱者，李青被杨飞的正直善良感动，继而爱上杨飞并且结婚，李青遇到了解自己的博士然后与杨飞离婚，之后两人在死亡的世界里重逢。这样的情节设置没有任何的新意可言，“相识，相恋，破裂”的情节模式被大量套用于小说文本，甚至可以说有些俗套。关于李青和杨飞爱情故事的情节，由于不能满足读者的期待视野，很容易让读者在阅读时脱离《第七天》文本本身，反而带入存在于读者先前阅读经验其他文本，我在读到这里的时候就不禁联想到了张爱玲的《封锁》和鲁迅的《伤逝》。而且，除了引起读者审美疲劳，过于常规的情节设置会对人物形象的活动空间加以限制，人物形象的刻绘与展示就变得片面化。李青的活动空间被这样的情节约束在“公交车，家，公司”，过于单调的活动情境使得读者没有办法去从不同的维度去建构李青的形象，只能从封闭的情节中获得关于李青片面的认识与不够深刻的体悟。同样的“杨母寻子”“李张之仇”“伍超卖肾”这样乏善可陈的情节设置也同样给其中的人物形象套上了限制的枷锁。

最后，缺乏深度的心理开掘与情感的泛滥。刚刚已经提到了文本中直接描写李青心理的成分比较少，对于李青心理状态的刻画往往通过动作和语言来实现，这样一来，对于李青复杂心理深层次的开掘与探索自然也就匮乏。例如杨飞以“我”的口吻介绍李青时说：表面上她和公司里所有人的关系都很好，可是心底里她始终独自一人。文本写到这里便收住了，却没有以杨飞的视角去进一步揣测隐藏在李青“外热内冷”式的个性背后的心理与生存状态；再者，在李青决定与杨飞离婚后这样写到“然后她深情地注视着我们共同生活的屋子”，便同样的戛然而止，此时李青矛盾，悲哀，无奈却又带着一丝希望的错杂心情又怎么是这样一个深情注视的动作所能涵盖的呢？我设想过这样一种可能性，以“李青独语”的方式来写这一段：插入一段蒙太奇式的回忆，让李青与杨飞共有的记忆拼接成数个镜头在李青的心中不断呈现，回放，之后再穿插李青自己对于未来生活的憧憬与犹疑，才干能够得以发挥的惊喜与期待，以及对于杨飞难以割舍的爱与愧疚，道德与内心对于自身的谴责。这样来写，也许能收获不一样的艺术效果。于此同时，由于深度的心理开掘的匮乏，导致了独白式的自我情感表达与呈现在文本内几乎绝迹，所以情感的流露就只能通过语言和动作来完成。心理活动对于人物情感的表现是内向的，而动作和语言则是外向的，过多的借助动作和语言来传情就无可避免地导致了情感的泛滥与无节制。比如婚后的李青在应酬回家时满身酒气地张开双臂要杨飞抱住她。在离婚时对李青的描写先是“她也哭了，用手抹着眼泪”，之后又是“她哭了，她说：“我会给你打电话的。”“出租车驶去时她在抹着自己的眼泪。”眼泪向来是使用的比较多的意象，美人的眼泪也更加容易引起读者的共鸣与同情，可是眼泪流的多了，像“大珠小珠落玉盘”或者“白雨跳珠乱人船”那样，就未免有矫揉造作、刻意为之之嫌了。文本中对于另一个女性形象“鼠妹”的描写，例如“她哭叫了”“她哭泣地哀求”“她伤心地哭诉”“她说：我恨你”同样也体现出《第七天》情感泛滥的弊端。

当然，有一点我们必须肯定的是，李青毕竟不是《第七天》的主要人物，只是作为主人公杨飞的一种衬托而存在的，不能对于其苛求太多，要求余华把每一个人物都写得呼之欲出，跃然纸上，这是不切实际的，而且《第七天》或者说现代小说也不以塑造人物形象作为核心。本文所谈及的“存在的艺术性缺失”亦不是对于《第七天》文本价值的简单否定，或者是片面的认为其没有任何文学性与艺术性可言。人物形象就像镜子一样，主要人物是最大的镜子，并且处于文本场域相对中心的位置，次要人物就像零零星星的小镜子，疏密有致地离散在大镜子的周围。这些镜子既能折射文本内部的东西，也能使读者在心中产生对于文本整体的一种投射。镜子的大小有不同，形状和透光度也有差异，这就导致了镜子所折射的影像质量以及读者在“照镜子”时所产生的投射不同。就拿《第七天》来说，虽然在次要人物的塑造上也有杨金彪这样为数不多的闪光点，但总体而言并不能称得上成功，李青有概念化脸谱化的弊病，伍超，鼠妹，甚至李月珍也有，但关键就在于《第七天》所要传递的思想与内涵绝大多数都是通过杨飞的所见所闻传递给读者的，余华思维的光芒一部分直接投之于杨飞这面最大的镜子上，另一部分化成许多微小的光线投射到其他“不算精致”的小镜子上，最终再聚焦于杨飞这面大镜子，然后射入每一个读者的心中。这样来看，余华的创作目的和动机都达到了，《第七天》不能算是失败。但是确信无疑的是，大多数的“小镜子”确实是劣质的，甚至粗制滥造的，而由此所带来的艺术性的缺失，同样是无可置疑存在的，只是在特定的文本场域下，作者利用自己的创作才华，把可能带来的负面效果降低了而已。

总而言之，对于《第七天》这部小说，不论是以李青为代表的概念化的人物形象塑造，还是由这种人物塑造所折射出的艺术性缺失，都是无可否认存在的。但作为一部旨在揭露黑暗，批判现实的小说，尽管其存在这样的问题，也并不影响其深刻的现实与社会意义，依然值得去阅读和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