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晚清兴起的政治小说在现代社会的流变

【摘要】晚清兴起的政治小说,以梁启超为首创者,注重小说改造社会的功利主义价值。但因为其审美简单,人物平面化的特点,在“五四”以后便消声了。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出现了《猫城记》等带有政治小说特色的作品。这期间经历了一个流变过程,从而产生了某些异同。本文主要从叙事模式、功利主义价值、作者身份的自我确认等三个方面,论述政治小说在现代社会流变过程中的沿袭和演变,进一步探讨政治小说存在的价值和影响。

【关键词】政治小说;流变;价值

“政治小说”一词,最早源于英国,指具有鲜明政治色彩的小说。其代表作者曾是英国两度首相的迪斯累里和国会议员布韦尔・李顿。1898年,深受日本政治小说影响的梁启超在《清议报》上发表了《译印政治小说序》一文,将“政治小说”这一概念引进中国。认为“小说为国民之魂”“彼美、英、德、法、意、奥、日本各国政界之日进,则政治小说为功最高焉”1。梁启超强调了小说作为启蒙工具的有效性,并着手创作近代第一部用新观点写成的小说《新中国未来记》。在此之后,于晚清至民国年间,出现了一大批深受梁启超影响的政治小说作品,比如春风的《未来世界》、佚名的《宪之魂》、陈天华的《狮子吼》、羽衣女士的《东欧女豪杰》等等。这些政治小说带有明显的功利主义色彩,及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猫城记》、《鬼土日记》等小说的出现,被认为是政治小说在现代社会的流变。因为此类小说在某些方面呈现出与政治小说相类似的特点。本论文将重点讨论最具代表性的《新中国未来记》和《猫城记》之间的沿袭和演变,借以论述晚清兴起的政治小说在现代社会的流变。

1.叙事模式的流变

1.1 叙事结构的非情节化。

梁启超安排《新中国未来记》的情节和内容,与注重文学的自律性,避讳政治对文学直接介入的西方文学来说,是针锋相对的。而且因为此类问题,被当时及后来批评家称之为“毫无艺术性”可言。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来思考,得到的观点就大不一样。晚清的社会现状,使以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治家处处碰壁,无奈之下他们便将希望寄托于文学创作,特别是小说创作上,希望这些带有强烈政治色彩的小说能够唤醒民智,进行政治再动员。梁启超试图在小说中寻找新的结构能力,摆脱故事情节的诱惑力,并假设一群接受对象,“愿以报他种之有滋味者偿之,其有不喜政谈者乎,则以兹覆瓿焉可也”2。他的这种淡化情节的处理方法,于当时的社会现状,于他本人的创作目的来说是有益的。梁启超写《新中国未来记》仅仅是为了发表政见,所谓“兹编之作,专欲发表区区政见,以就正于爱国达识之君子”3。

从《猫城记》里也可以看出这一倾向的沿袭和演变。老舍在后半部分使用大量的口头论述代替了人物本身的具体行动,没有进行细致的细节描写,从而使情节稍显淡化。但我们应该关注的,不是小说的政治思想,而是作者怎样借小说这一形式来表达政治思想。《猫城记》在一定程度上沿袭了政治小说中借人物之口而大发政论之言的特点,但它显然比《新中国未来记》情节安排更紧凑、更生动。《新中国未来记》主要采用的是对答式的叙事模式,而《猫城记》则是一个完整的故事,有开端、发展、高潮和结局。相同的是,两者都借人物之口将巨大的思想内容宣之于世;不同的是,《猫城记》并不和《新中国未来记》的创作目的一样,不仅仅是为了发表政见,它的侧重点是“小说”这一形式,以及在这一形式上表达的政治思想。

1.2 叙事时间的非历史化。

《新中国未来记》是以一个倒叙的框架包含了一个顺序的故事。梁启超采用这种安排叙事时间的方法,打破了传统小说史传式写法一统天下的局面,为小说创作带来了一股新的活力。作者从历史中跳了出来,不再按照现有历史轨迹继续往下运行,这正是从时间上体现出“想象中国”。《猫城记》则是从空间上体现出作者是如何“想象中国”的。老舍以“自己”的一段火星上的经历,将舞台背景从地球搬到了火星。以写火星上“猫国”的一段遭遇,来影射现实中国。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无论是时间上,还是空间上,都是作者离开当下,站在另一种脉络里来“想象中国”。因此,《猫城记》不能不说是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的继承和发展。“想象中国”的方法从时间领域拓展到空间领域,这也是政治小说在流变过程中的一个重要体现。

2. 功利主义的价值流变

政治小说自诞生之日起便有了明显的政治功利注意价值倾向。梁启超把小说作为道德说教的工具,转变成改造政治的工具,这个转变是具有进步意义的。如果我们觉得文学“服务于”政治是一种太过功利的文学观,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参与政治斗争与社会生活曾经使文学的表现领域得到扩展”4。若以一种历史的眼光来看待政治小说的功利主义倾向,便可以看出它的巨大价值,在于打破了一种固有的,而且存在了几千年的价值标准,催生了一种新的判断标准的出现。“有人从文学‘自身’的角度,把充当‘武器’视为对文学的亵渎,然而,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从历史进步与民族命运的角度来论,这不也是对文学的抬举?”5。由此观之,政治小说体现的功利主义价值其实是一种长足的进步。

既然这是一种进步,为何在“五四”乃至以后便消声了呢?这是因为,文学的体式和内容的产生与社会环境是密不可分的。晚清出现的政治小说,与它需要改良的社会环境相辅相成。它的极大的功利性特征正好适合了当时社会的需要,才得以产生并有了影响。我们可以看出,政治小说大都出现在1898-1912年期间,因此政治小说的影响力和范围是有一定限制的。因它极大的政治功利主义色彩,很难适于任何一个社会阶段或任何一种文学样式,再加之政治小说作者们的政见已借人物之口宣之完毕,造成了它的时段性特点。

而对于《猫城记》《鬼土日记》等带有政治色彩的小说,我们不能用“贴标签”的方法将其贴上政治小说的标记,但它们在叙事模式、人物塑造方面有相似点。同是反映和改革政治的小说,它们更注重故事本身的完整性,更注重象征意义,也就是小说的文学性。例如《猫城记》,政治色彩相比较同时期的小说稍显浓厚,但它主要是为了影射现实中国,而不是倡导政见。因此,从这个趋势可以看出,社会需要产生了小说,更催生了小说的样式,有什么样的需要,就有什么样的价值标准。需要是因时而异的,因此价值标准也不可能从一而终。小说的功利主义价值是与社会状况密切联系的,社会在变化,这一流变过程也在不断变化,并且呈逐渐减弱的趋势。

3.作者自我身份确认的流变

影响政治小说在现代社会流变的一个主观性重要因素,就是作者自我身份确认的转变。

使政治小说从理论上得到确立的,当首推《译印政治小说序》一文。在《新中国未来记》里,梁启超设想(下转第232页)(上接第231页)的六十年后中国的状况,是符合他现实身份心境的。梁启超作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治家,他很希望能有一个实现自己政治抱负的社会舞台。他幻想的六十年后的中国,就是这个舞台。他的理想愿望与当时大多数资产阶级改良派相一致,于是他的呼声不仅代表了自己,更代表那一阶层的阶级利益。这个资产阶级的理想蓝图,实际上是与梁自身利益切实相关的。他所想象的一切,所希望实现的一切,都是为了充分实现个人价值。

而《猫城记》《鬼土日记》等小说的作者与梁启超相比有了截然不同。首先,创作者身份发生了明显变化。像老舍、张天翼等作家,他们的首要身份是文人,他们的作品首先应该是为文学服务的。由于这个决定性的因素,使得《猫城记》等小说从根本上区别于晚清的政治小说。其次,作者的侧重点发生了转移。《新中国未来记》主要讨论的是革命与非革命的问题,是从宏观的角度着手,讨论国家的何去何从。而《猫城记》主要是剖析国民性问题。借猫国人懒、脏、怯懦等特点来反映现实国人的某些问题。由此观之,从《新中国未来记》到《猫城记》,作者身份的自我确认经历了一个变化过程。从政治家梁启超到文学家老舍,创作者的身份变化带给了作品不同程度的影响。

综上所述,本文主要从叙事模式,功利主义价值以及作者身份的自我确认三个方面论述晚清兴起的政治小说在现代社会的流变。以代表性的作品《新中国未来记》和《猫城记》进行对比分析,进一步探讨政治小说的文学价值以及对后世的的影响。

【参考文献】

[1]梁启超.译印政治小说序.阿英.晚清文学丛钞・小说戏曲研究卷[M].北京:中华书局,1960:13.

[2][3]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绪言.陈平原.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37.

[4][5]刘纳.嬗变――辛亥革命时期至五四时期的中国文学[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42.

作者简介:

钟诗华(1987--),女,四川省中江县 西南大学,学士,中国现当代文学与中外文化 西南大学文学院2009级现当代文学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