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原:全球化时代的大学之道

国人都说，都全球化时代了，我们不能再沉默，一定要发出中国人自己的声音。否则，我们将被日渐边缘化。面对如此宏论，我“欣然同意”。只是如何落实，实在心里没底。比如，什么是中国人“自己”的声音，如何“发出”这声音，还有这“声音”是否美妙，都没把握。不提别的，单说“全球化时代的‘大学之道’”，感觉上便是危机四伏。

至于我个人，既研究过去百年的“大学史”，也关注“当代中国大学”。我心目中的“当代中国大学”，是着眼于邓小平南巡以后，199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之后，这15年中国大学所走过的路。我曾用了十个“关键词”来观察、描述、阐释这15年的中国大学。那就是：大学百年、大学排名、大学合并、大学分等、大学扩招、大学城、大学私立、北大改革、大学评估和大学故事。

具体的我不想多说，就说一句：此前一千年，大学作为一种组织形式，为人类文明作出了巨大贡献；以后一千年，大学将继续展现其非凡魅力，只是表现形式可能会有很大变化。至于中国大学，仍在转型过程中，更是有很多问题需要我们勇敢面对。

01“世界一流”的焦虑

当今中国，各行各业，最时尚的词，莫过于“世界一流”，可见国人的视野和胸襟确实大有长进。提及“中国大学”，不能绕开两个数字，一是“211”，一是“985”，而且都叫“工程”。在21世纪，培育100所世界著名的中国大学，这自然是大好事。可国家毕竟财力有限，这目标也太宏大了点。于是，政府做了调整，重点支持北大、清华等“985”工程大学。此后，我们开始以欧美的一流大学为追赶目标。

其实，从晚清开始，中国人办现代大学，就是从模仿起步的。一开始学的是日本和德国，上世纪20年代转而学美国，50年代学苏联，80年代以后又回过头来学美国。现在，谈大学制度及大学理念的，几乎言必称哈佛、耶鲁。连牛津、剑桥都懒得提了，更不要说别的名校。俨然，大学办得好不好，就看与哈佛、耶鲁的差距有多大。在我看来，这已经成为一种新的“迷思”。过去，强调东西方大学性质不同，拒绝比较，必定趋于固步自封；现在，反过来，一切惟哈佛、耶鲁马首是瞻，忽略养育你的这一方水土，这同样有问题。

我常说，中国大学不是“办在中国”，而是“长在中国”。各国大学的差异，很大程度上是历史形成的，不是想改就能改的，因为我们只能在历史提供的舞台上表演。而就目前中国大学的现状而言，我们首先要明白自己所处的历史舞台，寻找适合自己发展的道路，而不是忙着制订进入“世界一流”的时间表。

我在好多文章中批评如今热闹非凡的“大学排名”。我认定，大学排行榜对于中国大学的发展，弊大于利。大学排行榜的权威一旦建立，很容易形成巨大的利益链条，环环相扣，不容你置身事外。在我看来，此举将泯灭上下求索、特立独行的可能性。因为好大学必须有个性，但它的那些“与众不同”的部分，恰好无法纳入评价体系。“趋利避害”是人的天性，大学也不例外。久而久之，大学将日益趋同。

所谓争创“世界一流”，这么一种内在兼外在的压力，正使得中国大学普遍变得躁动不安、焦虑异常。其好处是，举国上下全都努力求新求变；缺点则是大学不够自信，难得有发自内心的保守与坚持。

全球化时代的大学，并非“自古华山一条路”，而很可能是“条条大路通罗马”。外有排行压力，内有部门管理，中国大学自由发展的空间正日趋缩小。对此，我们必须保持必要的警惕。如果连标榜“独立”与“创新”的大学，都缺乏深刻的自我反省能力，那就太可怕了。

02“教学优先”的失落

我之所以对各式排行榜心存忌惮，很大程度基于我对大学功能的理解。在我看来，大学不同于研究院。即便是研究型大学，“教书育人”依旧是我们最重要的任务。学校办得好不好，除了有可以量化的论文、专利、获奖等，还得看这所大学教师及学生的精神状态。好大学培养出来的学生，有明显的精神印记。

自从有了“世界一流”的奋斗目标，加上各种“排行榜”的诱惑与催逼，大学校长及教授们明显地重科研而轻教学。理由很简单，教学（尤其是本科教学）的好坏，无法量化，不直接牵涉排名。不管是对教师的鉴定，还是对大学的评估，都是“对科研很实，对教学则很虚”。其实，当老师的都知道，在大学里教好书，获得学生们的衷心拥戴，很不容易。我这里所指的不是课堂效果，因为那取决于专业、课程、听众以及教师的口才等；我觉得更重要的方面是老师用心教书，对学生负责以及真正落实教学目标。

今天的中国大学，教授们普遍不愿在学生身上花太多的时间。其原因是，这在各种评鉴中都很难体现出来。这是一个很糟的结果。我甚至认为，高悬“世界一流”目标，对那些实力不够的大学来说，有时不啻是个灾难。这很可能使得学校好高骛远，挪用那些本该属于学生（尤其是本科生）的资源，投向那个有如肥皂泡般五光十色的“世界一流”幻境。结果呢，连原本可以做好的本科教学都搞砸了。

本科教学不受重视，这是今天中国大学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很多著名教授不愿意给本科生上课，其中存在制度方面的原因。比如，在大学里教书，只有论文或著作才能体现教师的学术水平，至于教学方面的要求则是很虚很虚的。每次晋升职称，因教学好而被评上、或因教学不好而被卡住的，极少极少。加上很多不太自信的大学，会把每年发表多少论文作为一个硬杠杆，那就更促使老师们不愿意在本科教学上用心了。

假如我们认定，大学的核心任务是“教书育人”，那么，如何让长于教学的教师发挥更大的作用，而不是硬逼着他/她们去写那些不太管用的论文，是个亟需解决的难题。在我看来，大学教师的“育人”，不仅是义务，也是一种成果――只不过因其难以量化，不被今天的各种评估体系承认。

03“提奖学术”的困境

强大的经费支持，对人文学者来说有时甚至还坏事。为什么？因为拿人家的钱，就得急着出成果，不允许你慢工出细活。目前的这套项目管理机制，是从理工科延伸到社会科学，再拷贝到人文学的。当代中国人文学的最大危机，很可能还不是在社会上被边缘化、在大学中地位急剧下降，而是被教育主管部门按照工科或社会科学的模样进行“卓有成效”的改造。

我的基本判断是：中国大学――尤其是“985”工程大学，可利用的Y源会越来越多；可随之而来的是，工作压力也会越来越大。上世纪八十年代，我们很穷，但有很多可自由支配的闲暇时间，供你潜心读书做学问――那是最近三十年中国学术得以迅速崛起的重要因素。可现在不一样了，大学教师诱惑很多，要求大家都“安贫乐道”，很不现实。以后大家收入还会逐渐增加，但工作会越来越忙，可能忙得四脚朝天。我们必须适应这个变化了的世界，但不一定非“随风起舞”不可。对于大学教师来说，单说“支持”而不讲“责任”，那不公平；我只是希望这种压力，不是具体的论文指标，而是一种“氛围”以及无言的督促。现在都主张“奖励学术”，可如果缺乏合适的评价标准，奖励不当，反而徒增许多困扰。因此，我们必须逐步摸索，建立一套相对合理的考核与评价体系。

现在提“奖励学术”，都说要以课题为主，尤其是有关国计民生、人多势众的“重大课题”。我不太同意这一思路。如果是奖励人文学，我主张“以人为本”，而不以工程、计划为管理目标。原因是，人文学的研究，大都靠学者的学术感觉以及长期积累，逐渐摸索，最后才走出来的。还没开工，就得拿出一个完整的研究计划，你只能瞎编。如此一来，培养出一批擅长填表的专家，学问做不好，表却填得很漂亮。而且，我们还以项目多少作为评价人才的标准。我建议政府改变现有的这套评价体制。

“奖励学术”制度下，经过这么一番“积极扶持”，大学里的人文学者，经费多了，路也好走了。可没有悠闲，没有沉思，没有诗意与想象力，对于人文学来说，这绝对是致命的。原本强调独立思考、注重个人品味、擅长沉潜把玩的“人文学”，如今变得平淡、僵硬、了无趣味，实在有点可惜。在我心目中，所谓“人文学”，必须是学问中有“人”，学问中有“文”，学问中有“精神”、有“趣味”。但在一个生机勃勃而又显得粗糙平庸的时代，谈论“精神超越”或“压在纸背的心情”，似乎有点奢侈。

摘自学术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