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检务公开的必要性

摘要：检务公开的法理基础在于权力监督、人权保障和知情权的实现。检察机关作为执法主体，也存在着滥权和需要监督的问题。公开是监督的前提，应大力推动检务公开。

关键词：检务公开　监督

1998年10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决定在全国检察机关推行检务公开制度。“检务公开”是指在刑事诉讼中决定取保候审、不、申诉，以及在民事行政检察中决定是否抗诉等那些极为容易引起当事人不满的程序加以制度化、程序化，以保障检察职能活动的公开和透明。这种制度设计，彻底解决了检察环节存在的神秘感和可能存在“暗箱操作”的不规范行为，保障了当事人的知情权、程序参与权，保障了人民参与检察事务，案件当事人和社会公众就容易接受程序的结果，程序公正价值得到进一步体现，提升了检察机关的执法公信力。

公开与保密相对应，公开的好处远大于秘而不宣。不公开的初衷是为了防止引起恐慌，造成更大的社会损失，可是这种非透明其实也给大家提供了巨大的想象、猜测空间，与良好的初衷背道而驰。与其让公众自己去瞎猜测、乱传播，不如在第一时间将信息透明化，向大家公开事情的最新进展，以期得到公众的了解、理解和支持。

从历史来看，特别是我国奴隶制社会的法律制度，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所谓秘密性。那个时候没有公布的成文法，法律藏之于官府，其处于威不可测的秘密状态。对于什么行为构成犯罪以及犯罪以后如何处罚，都由统治者临时来决定，以期达到“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的目的，以此来维护奴隶主阶级的统治地位。虽然其后新兴封建主逐步公布成文法，但对如何运作，是一般老百姓所不知晓的，从而诞生了一批批讼棍。

时代在进步，社会在发展，“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站在21世纪的今天，只有公开透明才能最好地解决问题。我们要以更加开放的心态直面老百姓，尽可能扩大人民群众的司法知情权和参与权。

对待“检务公开”的问题上有人还存在消极态度，原因无外乎：一是对大众媒介心存顾虑，不愿意公开；二是执法办案中有失误与瑕疵，不敢公开；三是队伍建设中负面性的人或事不想公开。这可能引起不明真相群众猜测、怀疑，甚至被个别人在网上快速放大和炒作，进而严重损害检察机关的执法公信力，放大了队伍形象的负面影响。

近年来，民众对司法的一些负面情绪固然跟司法腐败有莫大关系，但司法公开差强人意，也是一大要因。新近社会上发生了多起涉及政法机关的事件，如瓮安事件、上海闸北袭警事件、浙江玉环围攻警署事件、云南孟连7·19、四川什邡事件等重大，就与有关单位不能及时公开或公开不够有关，从而导致被不明真相的网民一再放大，将给司法机关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危及政法机关的权威和公信力。对待瓮安事件，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指出，应该汲取的一条重要教训就是，要向社会及时、真实、准确地公布事实真相，因为“谣言止于公开”，并且是及时的公开。

作为检察机关，就是要通过检务公开，向社会公开、传播检察机关有自身的工作性质，内设有关综合、业务等部门的职能；通过深化检务公开，拓宽检务公开的方式和渠道，为人民群众参与诉讼和行使权利创造条件，提供便利，实现检察权在阳光下运行。通过检务公开使得群众更加相信检察机关的办案能力，也能提升检察队伍形象，让人民群众相信党、相信政府、相信法律是公正的，支持检察事业，增强社会各界对检察工作和检察人员的认同感。

当然“检务公开”也应与时代的发展相应和，回应时代的要求和呼声，逐步扩大“检务公开”的内容，包括人民群众的直接要求的和网络舆情所诉求的，只要不涉及保密需要的，都应当纳“检务公开”的内容中。创新“检务公开”的形式，除橱窗、展板、电子显示屏等传统方式外，各级检察机关应借鉴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定期或不定期向社会公开检察机关一些工作情况；同时还要善于借助各类现代化媒体，开通检察网站并及时充实、更新内容，通过网络向网民检察工作动态，接受网民的提问和咨询。当然公开的内容不仅包括刑事诉讼中决定取保候审、不、申诉，以及在民事行政检察中决定是否抗诉等情况，还应包含社会关注的案件进展、涉及检察事务的重大法律法规颁布、修改及重要人事变动情况等。

权力谦卑是阳光作为。权力越谦卑，百姓越有尊严。只有权力的谦卑，才能正视自己的不足；只有褪去权力傲慢，才能谈得上以人为本。实行‘检务公开”使公民充分享受知情权，体现了权力谦卑的意味，也是检察机关自信、大度、成熟的表现，值得肯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检察机关要不断坚持检务公开，深化检务公开，创新检务公开，才能确保其与时俱进科学发展，才能体现检察权的人民所有的属性，才能真正保持检察机关的持久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