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探张爱玲小说中温情的根源

摘 要：张爱玲的作品在苍凉与灰暗的格调之下，隐含了一层易被人忽视的温暖情怀，对人艰难命运的怜惜，对人性局限的宽宥，字里行间都流露出一种稀薄却又无处不在的温情。本文从张爱玲年少对亲情关怀的渴望、战乱之中对饮食男女的温情宽宥以及对地母精神的信仰三个方面来探寻孕育温情的根源。

关键词：张爱玲；小说；温情；根源

中图分类号： I24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1005-5312（2012）08-0016-02

张爱玲，其人、其作都具有传奇色彩，因其独特，所以，她和她的作品历久弥新，说不尽也道不完。在深入阅读和体察其作品之后，在文词背后感受到了细细的一脉温暖，淡淡的一片温情。究其缘由，有以下三点：

一、亲情的缺失导致她对温情的渴望

张爱玲家世显赫，但家中的贵族氛围并没有给她带来更多幸福，相反她的童年和少年十分黯淡。她的曾祖父是晚清名臣李鸿章，祖父是清末“清流派”代表人物张佩纶，父亲张廷重，母亲黄逸梵亦是名门闺秀。父亲是典型的纨绔子弟，生活奢侈颓废。母亲则不同，她追求新思想、新生活。因思想的迥异，母亲对父亲的行为十分不满，于是弃夫别子，赴洋留学，两人最终离婚。张爱玲的童年在缺失母爱的家庭度过。父母的不幸婚姻，在她幼小的心灵上留下了很深的阴影。关于这段经历，她曾写到：“他们剧烈地争吵着，吓慌了的仆人把小孩子拉出去，叫我们乖一点，少管闲事。我和弟弟在阳台上静静地骑着三轮的小脚踏车，两人都不作声，晚春的阳台上，挂着绿竹帘子，满地密条的阳光。”在需要被父母关怀的年纪，却被迫躲在角落里看父母无休止的争吵，是怎样的惊恐与无助？内心恐惧之余又是怎样渴望父母的关爱。也许那时的张爱玲就开始疑问婚姻、思考人生了。

父母离婚后，父亲续弦，张爱玲随父亲生活。与后母相处不免产生矛盾，一次张爱玲与后母发生冲突，父亲当众痛打她，并把她关在家中长达半年之久。张爱玲是个很有个性的女孩子，对于父亲的冷酷，自然十分憎恨。之后的很多年，她与父亲只见过一面，还是要父亲履行离婚协议书上承担教育费用的义务。父女之情淡薄至此，让人心生寒意。正因为张爱玲少年时代经历的家庭变故，让她对于爱情、婚姻、亲情，都怀有严重的质疑。她用冷漠的文字诉说着这些灰色的经历。然而看似冷漠的外在正是她保护自己的盔甲，只有漠视一切的态度才能让她对于人事没有希求与渴望。没有希望就不会失望，没有感受过温暖，也就不会觉得生活寒冷。但这只是虚假的表象，在她内心深处是极渴求关爱的。正因为缺乏这些应有的关怀，所以张爱玲内心才渴望温情的抚慰，才会对笔下的人物都不那么决绝，比如《半生缘》中的顾曼桢，《金锁记》中的七巧，张爱玲对她们都有一种隐隐的怜悯与慈悲。

二、战乱中对自私人生的温情宽宥

张爱玲先后在上海和香港生活。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和香港，传统文化与西方文明相交会碰撞。张爱玲在两种文化的浸润下拥有了独特的观察世界的方式。她对生活既能深入体认，又能跳脱出来以旁观者的姿态冷静思考。她既能深入世俗生活，正视人生的凡俗性，认同他们对生存的依恋和执着。又能洞悉人性中的情感纠葛，看到人的可悲与可怜。正如她所说，“生命是残酷的，看到我们缩小又缩小的,怯怯的愿望,我总觉得有无限的惨伤。”她笔下没有高大全的英雄，也没有惊天动地的大事业，有的只是普通的小人物，深蕴其中的是一些朴素而温暖的性情。她在小说中，对凡俗世人的关注，了解至宽容，懂得至慈悲。比如《花凋》里川嫦和她的姊妹们，《琉璃瓦》中的寄希望女儿婚事的姚家夫妇和女儿们，《桂花蒸 阿小悲秋》中佣人阿小琐碎真切的一天。

1942年，张爱玲亲历了香港战争，战争带来了极大的恐惧，她更真切地看到了命途颠簸中人性的自私、孤独与无助。面对不知何时会降临的死亡，人们仿佛劫后余生般的饕餮着俗世生活。在动荡不安中，张爱玲看到了人的自私与无力，不由心生悲意，为每一个沉溺俗世物质中而又不自知的生命。“时代的车轰轰地往前开，我们坐在车上，经过的也许不过是几条熟悉的街衙，可是在漫天的火光中也自惊心动魄。就可惜我们只顾忙着在一瞥即逝的店铺的橱窗里找寻我们自己的影子――我们只看见自己的脸，苍白，渺小：我们的自私与空虚，我们恬不知耻的愚蠢――谁都像我们一样，然而我们每个人都是孤独的。”因为无所依托，无从把握，所以孤独，所以寻找生活中恒常的事物填满生命。张爱玲看清生命的不自主，在创作中充满了人性的相知和人情的悲悯，温情也就不自知的慢慢侵染开了。《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和范柳原不信任爱情却又渴望爱情，这是最本真的生存状态和人性事实。张爱玲深谙于此，所以让他们在乱世中携手向前，为生命寻找些许安慰与支撑。

三、对地母精神的信仰

很多作家都有一些独特的精神信仰，比如，冰心对泰戈尔的崇拜，鲁迅早期对尼采的信仰。地母娘娘大约可以算是张爱玲她的信仰。“像大部分所谓知识分子一样,我也很愿意相信宗教而不能够相信，如果有那么一天我获得了信仰，大约信的就是奥尼尔《大神勃朗》一剧中的地母娘娘”。张爱玲描述地母形象：“‘地母’是一个,‘一个强壮、安静、肉感、黄头发的女人，二十岁左右，皮肤鲜洁健康，丰满，胯骨宽大。她的动作迟慢，踏实，懒洋洋地像一头兽。她的大眼睛像做梦一般反映出深沉的天性的骚动。她嚼着口香糖，像一头神圣的牛，忘却了时间，有它自身的永生的目的。’”张爱玲一向冷静淡薄，感情也是节制反讽的，极少有大喜大悲的浓烈情感。但关于《大神勃朗》，张爱玲却说这“是我所知道的感人最深的一出戏。读了又读，读到三四遍还使人辛酸泪落。”张爱玲何以毫不掩饰如此强烈的热爱，风格迥异的背后有怎样深刻的共鸣？那是因为这个平凡却粗鄙的女性身上所拥有的原生的野性特质，正是张爱玲一直秉承的女性生命观。仿佛偶遇知己的欣喜，足以让张爱玲不吝笔墨与情感。

张爱玲曾说：“超人是男性的，神却带有女性的成分，超人是进取的，是一种生存的目标。神是广大的同情，慈悲，了解，安息”。在她看来女性拥有地母的精神内涵，代表普遍恒常的东西：生老病死，饮食繁殖，不论世代怎样沧桑变幻，这些都是亘古不变的，人类以此在大地上永久延续。张爱玲对世俗生活孜孜不倦得热切关注，正是普遍永恒的体现。神圣的地母给予渺小的人类慰藉与包容，在困苦中给予安慰，在苍凉中给予希望，超越生死，在无限的时空里获得永生。这是神祗的地母，也是张爱玲笔下在悲凉生命中挣扎的女性，不论生存的手段高尚还是卑下，她们都在孕育生命和希望，抛开外在的附加条件，她们是人类生生不息的精神根源。比如《连环套》中的霓喜，张爱玲对她有一种深沉的怜悯。这是一种不浓稠的爱，一道不刺眼的暖光。

四、结语

母性，是女人最本真的天性。张爱玲，作为女性，对人生的怜惜，在一定程度上是其天性使然，独特的家庭遭遇也使她对笔下人物有一种不由自主的怜悯。作家，拥有对生活敏锐体悟的能力和悲悯世人的情怀。张爱玲，作为作家，因为懂得人性的卑微，才对俗世中挣扎的芸芸众生给予温情。因这博大的爱与悲悯，张爱玲才能写下这样的文字：“生在这世上，没有一样感情不是千疮百孔的，然而敦凤和米先生在回家的路上还是相爱着。”“米先生看着虹，对于这世界他的爱不是爱而是疼惜”。这种疼惜与怜悯以及由此氤氲的暖意与温情是符合张爱玲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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