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的婚礼:照着老虎画小猫

从知更鸟到绿孔雀，从细腰蜂到海象，似乎洞房花烛的内容都要覆以广而告之的形式。在“穷人乍富”的上世纪90年代，效仿西方模式大操大办的婚礼似乎渐渐成为社会的主流，汽车国度的婚车；教堂典礼的婚纱，租住宾馆当婚房，记录过程的录像，都被一一移植过来，理想中中西合璧的婚礼模式时常被“特色”为土不土、洋不洋的四不像，留下的是于今看来啼笑皆非的回忆。待铅华洗尽，蓦然发现，其实内容永远大于形式，亘古以来决定婚姻幸福的就是两个人的相亲相爱，而非世纪婚礼般的盛大庄严。

裸婚，毕婚，这些现在流行的婚礼模式，其实都是15年前我玩剩下的了。1996年，我毕业刚刚一年，就跟女朋友商量：抗战才8年，咱俩恋爱都4年了，结婚吧!女朋友说：“结就结，谁怕谁!”于是，花了8元办了个证，她就成了我老婆。

结婚容易，办婚礼却难。真要开始操办了，才发现光脚的就是怕穿鞋的。那个时候虽然有一部分人先富了起来，结婚时进酒店、租宾馆、穿婚纱、摆车队，但对于我们这两个月收入不超过500元的年轻人来说，像这样大操大办注定要寅吃卯粮。好在双方家长给力，丈母娘对她女儿说哪家的结婚家具都用不到老，总算比我们那个时候强，给你5000元当嫁妆，其他的就管不了啦。老爹也痛快，说婚礼该办的还是要办，城里人结婚有的咱们也一定要有，这方面我负责办，保证省钱，到时候你们回来参加婚礼就行了。

1997年2月5日，黄历上查到的好日子，我和老婆回家参加婚礼，却发现照着葫芦画瓢压根儿是画不像的，自己的婚礼被设计成了一场彻头彻尾的喜剧。

800元一套的毛料西装是镇上的裁缝给做的，样式是最为流行的双排扣，只不过前襟长后襟短，穿上身必须挺胸抬头，平添了几分“气派”；600元一桌的酒席是镇上的厨子准备的，档次也不低，除了头道鸡二道鱼，其他的都从猪身上找齐；家具是“老黄瓜刷绿漆”，老爹说反正你们也不在家里住，把你娘那时的嫁妆弄得鲜艳一点凑合凑合就行了；挂在床头的大幅婚纱照是去县城照了并放大的――我们最大的一笔花费就是花1000元拍了一组婚纱照，被县城的“艺术家”给加工得浓油重酱，颇具乡土气息；更为喜庆的是，那时候婚礼录像后期制作还不怎么到位，负责现场配乐的是一台双卡录音机，反反复复播着火风的“抱一抱那个抱一抱，抱着我那妹妹呀上花轿”。

亲友们对我的婚礼啧啧称羡，却不知道我急得大冬天的都出了一脑门子汗：真要去接大姑娘上轿了，却发现大哥厂子里找的拉录像师的大头车早到了，大哥连襟开的接新娘的夏利轿车却迟迟不见踪影。后来，好不容易他才回了BP机呼叫：“刚刚接完两个新娘子，正在往你那边赶。你们着急我更急，拉完你们还有第四家呢!”结果赶到丈母娘家时，已经是中午12点半了，老丈人的脸都绿了，这不是拿着黄花大闺女当二婚的待吗?

我捧着花去献给新娘子时，差点儿没笑出鼻涕泡来：洁白的婚纱足够炫目，头纱下面那张本来面容娇好的脸却被镇上开理发店的大姐涂抹成了刘姥姥二进大观园，拿10年后女儿的评价就是，“红得跟猴子屁股似的”。

她显然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一路上按摄影师要求从夏利车里探出身来朝端坐在大头车斗里的录像机摇动花束，都是“团结、紧张、严肃”，一点儿都没有“活泼”起来。

婚礼当天还出了个小事故，闹洞房的把床给踩塌了，临时用一摞砖头代替了床腿，翻个身都会咯吱响个不停地传进听房人的耳朵里，结果我们的洞房花烛夜一直等到回到城里在酒店摆完答谢晚宴，才去宾馆开了房正式完成。

事后细细算了一笔账，整场婚礼支出21000元，100元左右的红包收了50个，收入总共6000元，即使把亲朋好友贺喜的脸盆、被面摆摊卖了折算成现金，还是得赔上13000元，需要我们两个不吃不喝攒上一年半。

我和老婆面面相觑，山盟海誓：“就冲这婚礼，一辈子也永不分离!”